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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 7
送交者:  2022年04月21日09:30:56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苦难与荣耀

接续: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 6

红军长征抵陕北后张学良的穿针引线,“抗日统一战线”从设想走近现实(下)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陈绍禹)等人撰写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全名为《为抗日救国告全国胞书》),其后一二个月间,王明又组织撰写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国难声中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推测》等文章,这些文章先后刊登在共产国际及中共代表团的机关刊物、杂志上。

1935年12月上旬,中国政府驻苏首席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邓向蒋介石提交了王明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及王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摘要(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跻身共产国际最高领导层)。

早有对日作战之心,一直隐忍的蒋介石决定派邓文仪联系王明,就国共停战、再次合作进行谈判,蒋还盼望在王明帮助下获得苏援。1936年初(一说35年12月21日),邓文仪匆匆返回莫斯科。

蒋介石接着指示亲信陈立夫(化名李融清,一说李竹清)携俄文翻译张冲(化名江淮南,张冲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及中统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以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员的身份前往柏林,准备在邓文仪、王明谈判顺利的情况下,从柏林前往莫斯科,进一步与王明谈判,并尝试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军事互助协定。

略经周折,1936年1月13日,邓文仪在胡秋原(十九路军流亡将领建立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代表)寓所首先见到了为王明打前站的潘汉年。其后的1月17日、22日、23日,王明和邓文仪三次会谈或碰面,邓文仪希望与王明在莫斯科达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再交给中共中央及红军执行,但王明坚持国民党方面应与中国国内的毛泽东、朱德等人谈判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遂约定同年7月由潘汉年赴南京与陈果夫、陈立夫继续洽谈并由潘负责联络陕北中共中央参与谈判。潘汉年回国前,王明要求他向张闻天(当时张是中共中央负责人)等人强调,中共应把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当前首要任务,把与蒋介石商谈“合作抗日”作为第一位的核心工作来抓。

1936年2月24日,潘汉年、胡愈之(当月中旬刚刚到达莫斯科汇报红军、张学良情况的宋庆龄秘使)乘希腊客轮离开列宁格勒,准备假道希腊回国,不料希腊政治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客轮出海两天后又折回了列宁格勒。一个多月后的4月8日,潘汉年、胡愈之再次启程,时值旅游旺季,他们扮成旅游者从莫斯科乘国际列车前往巴黎,接着乘车至马赛,继而从马赛乘船赴香港,5月中旬,潘、胡抵达香港。

抵港当月,潘汉年(、胡愈之)约见了在港隐居的叶挺。大约在6月,潘汉年(、胡愈之)拜会了老朋友,刚刚成立不久的救国会(即“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成立于上海)在港领导人邹韬奋、陶行知等人。潘汉年还安排胡愈之去上海,与陕北中共中央4月下旬派出的上海党组织负责人冯雪峰见面,并一同来港与潘会面。

潘汉年在香港滞留了一个多月,一方面,他在等待陈果夫与他联系,另一方面,他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任务需要办理:协调、安排张学良秘使莫德惠赴苏,顺便把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捎至苏联。

1936年7月1日,潘汉年化名“伯林”向王明发出一封密码信,信中有以下内容:
1、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应该是指赴上海的胡愈之见到了张学良,潘尚未亲自与张学良见面):“同张学良已经达成协议,我们在他那里已设有代表(应该指3月20日抵达西安的刘鼎)。”
2、与冯雪峰取得了联系:“冯雪峰同志和另一些人已从苏区(陕北)被派往上海。”
3、任务进展顺利:“现在冯雪峰同志同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1933年至1937年担任苏联驻中国大使)一起派李杜与张学良的代表(指莫德惠)取道法国去苏联,与他们一起去你们那里的还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共产党员。30日他们已动身(或将动身)绕过香港前去。”
(【《伯林同志的密码信》,1937年7月1日于香港,绝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21页】)

潘汉年的密码信表明,安排张学良秘使莫德惠赴苏,是王明委托的绝密任务。莫德惠赴苏一事应当是张学良两赴上海期间(35年11月下旬,及35年12月中下旬至36年1月上中旬)向宋庆龄提出的,是宋庆龄派胡愈之赴苏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除了潘汉年,参与协调、安排莫德惠赴苏一事的人还有王明、鲍格莫洛夫、冯雪峰和张学良本人,张学良为李杜安排了一个赴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以之为掩护将真正的秘使莫德惠等人护送至欧洲。

莫德惠、毛岸英、毛岸青、李杜、杨承芳(冯雪峰派出同行的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即王明密码信中所提到的女共产党员)、董寿祺(董健吾儿子)一行六人是6月28日从上海出发的。冯雪峰6月27日给陕北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说李杜一行“明天即启程赴法转俄,俄亦已有电来促其前往,这里派了一党员同往帮助他。”(【《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第89页】,直接摘录自孙果达《解谜潘汉年事件》)。冯雪峰以为是爱国将领李杜帮忙把毛岸英、毛岸青带出国,但不知道一行人中有张学良的赴苏秘使莫德惠,在介入此事的人中,确定的知情的是张学良本人、王明和潘汉年。

一行六人抵法后,被苏联使馆接受入境的是莫德惠、毛岸英、毛岸青三人,李杜、杨承芳、董寿祺三人则从马赛返回上海。莫德惠同年9月中旬从苏联返回中国。

1936年7月7日至9日,被陈果夫派至香港的化名黄毅的张冲(前面提到过的随陈立夫赴柏林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按照事先约定,在《生活日报》上连续三天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在莫斯科与邓文仪接触时,潘汉年所用的化名为肖叔安。

成功接头后,潘汉年(、胡愈之)与张冲一同前往上海、南京。

抵南京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得知潘尚未至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见面,便不肯亲自出面,二人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来见潘汉年,要潘先回陕北,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进行正式谈判,并为潘汉年办理了特别通行证。

大约在7月下旬,潘汉年又从南京前往上海,通过刘鼎(一说杜重远)安排,潘在市郊法租界的一家大饭店与(化妆的)张学良秘密会面(据【张云:《潘汉年的一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等),这应该是二人的初次谋面。张、潘此次谈话的内容未见任何文字记载,但不难猜测应涉及莫德惠秘密访苏,红军与东北军合作,逼蒋抗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事宜。二人应该还约定了不久之后的西安再会。

在香港、上海期间,潘汉年、胡愈之还完成了另外一项重要工作:策划了《八一宣言》救国会版的创作、发表。在港期间,按照潘汉年的要求,胡愈之将二人从苏联带回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改写为中间派口吻的《告全国同胞书》,潘汉年说服老朋友,救国会驻港负责人邹韬奋、陶行知在文件上签了名。潘、胡随后将《告全国同胞书》带至上海,请救国会驻沪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签名。章乃器嫌文件过“右”,为满足其“口味”又对文件作了若干修改。36年7月15日,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四名“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联署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又称《四人宣言》)在香港《生活日报》发表。《四人宣言》就是胡愈之《告全国同胞书》的再修改版,也就是《八一宣言》的“救国会版,它的核心目的是鼓动国民党联合抗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它是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提议在上海设立的,合并了“一二·九运动”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界人士成立的众多救国会组织。救国会的作用,是把共产党的声音,通过第三者之口发出来。潘汉年安排胡愈之专门负责救国会的工作。

8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四先生的公开信》,对《四人宣言》予以响应:“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民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意与你们,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的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信中最后说:“我们诚恳的愿意在全国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

1936年8月1日,潘汉年乘火车到达西安,与张学良二度相会,两位相识不足一个月,之前仅见过一次面的同志这时已经如胶似漆、亲密无间了,潘汉年离西安赴保安前,“张学良几乎每晚都与潘见面,无话不谈。在谈到红军北上问题时,前线的军事情报,张都送给潘看。”(据张魁堂先生《党的文献》撰文)

8月8日,在离开莫斯科恰好四个月后,潘汉年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潘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传达了共产国际有关指示,汇报了王明在莫斯科与邓文仪接触、谈判的情况及他在上海、南京同张冲、曾养甫接触的情况。潘应该也报告了张学良提供的西北剿总军事情报。

潘汉年到来后,毛泽东等人仍热衷于之前的“抗日反蒋”方针及“西北大联合”计划,计划与东北军、西北军(甚至统治新疆的张学良前部下盛世才)联合起来,以兰州(于学忠为军长的东北军51军驻兰州一带,于还任甘肃省主席)为中心组织“西北抗日联军”,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并推举张学良为首脑。

8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联名致信张“同志”,继续推销上述“西北大联合”计划,并希望张学良予以配合。

8月13日(一说8月下旬),潘汉年偕同叶剑英、张文彬(毛泽东秘书)、汪锋(与张文彬负责统战杨虎城)等人携毛周致张学良的联名信,及毛泽东致杨虎城、杜斌丞的亲笔信返回西安。

潘汉年和张学良很清楚,陕北中共中央“割据”性质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与苏联-共产国际的指示(建立以蒋介石为首的抗日统一战线)是背道而驰的,张学良既无法积极响应,又难以对中共明言反对。潘汉年这次到西安后曾致电中共中央,称张学良态度突变,多日不予接见,这很可能是潘与张学良合演的双簧,甚至杨虎城对汪峰等人的冷淡态度,也极可能是张学良或王炳南(36年3月被共产国际从柏林、莫斯科直接派到杨虎城军中)影响的结果。

张学良很早就在贯彻、履行斯大林-苏联-共产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并多次向陕北中共中央作出建议、暗示。1936年1月20日、3月4日,与李克农两次洛川密谈时,张学良都明确提出“抗日必须联蒋”,劝中共放弃“抗日反蒋”政策,代之以拥蒋抗日或联蒋抗日(并放弃苏维埃和暴动政策);4月9日与周恩来在肤施桥儿沟天主教堂秘密夜会时,张学良再次提出将蒋介石纳入抗日统一战线,实行联蒋抗日或逼蒋抗日。张学良的这些意见,与苏联-共产国际的方针,特别是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本人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张学良实际上是在向中共中央暗中传达苏联-共产国际的指示,但中共中央不明所以。

由于与苏联-共产国际电讯联络恢复后(1936年6月底7月初),陕北中共中央仍迟迟未改变其反蒋政策,8月15日,季米特洛夫秉承斯大林意旨,向中共下达八月指示,严厉批评了中共以往“对南京、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这份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文说:“我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订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

10天后的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党员的公开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信中表示:“早已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该信还尊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

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篇首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

36年9月下旬,携带毛泽东致宋庆龄和章乃器的信赴南京、上海前(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为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应该多次往返于保安、西安之间,与张学良多次秘谈,在此期间双方谈到以绥远为发动抗日的楔入点,这为11月“绥远抗战”(又称“绥远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在潘汉年离开西安东行前的9月21日,张学良与红军秘密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

与张学良的秘密联络,特别是安排张学良的秘使莫德惠赴苏,是王明委托的绝密使命,这一使命肯定是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批准的,不向中共中央汇报这一秘密任务,这应该是王明的要求,亦即斯大林的要求,张学良的隐秘身份是最高机密,斯大林一直对中共中央刻意隐瞒。在前面提到过的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季米特洛夫还否决了中共中央发展张学良成为中共党员的计划。一方面,中共中央想发展张学良入党,与之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另一方面,张学良也曾向刘鼎提出加入中共。至于后者,我认为,这是张学良的试探策略,他在试探陕北中共中央对其隐秘身份的知情程度。季氏否定中共接收张学良入党的理由是:张学良不是最可靠的朋友,两广反蒋事件失败后,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背叛我们。这是托辞,事实上,张学良对苏联-共产国际极为忠诚,他为苏联、为共产国际、为中共做出了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以我所知,张学良从未有过背叛苏联-共产国际之举。苏联-共产国际不允许中共发展张学良入党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张学良早已是俄共(布)或联共(布)或第三国际特别党员,无须、也不可以再加入中共(除非转入中共,那样将使其隐秘身份暴露)。很可能和陈翰笙一样,张学良也是经加拉罕、李大钊介绍成为国际党员的,张学良的入党时间应不晚于1925年冬,即在滦州兵变(张学良居于)之前,这次旨在推翻苏联在华头号敌人、张学良生父张作霖的兵变就是加拉罕、李大钊、张学良、郭松龄共同策动的。斯大林需要的是身份最隐秘、知情人最少的特别党员张学良(有可能知道张学良隐秘身份的三个人加拉罕、布柳赫尔、鲍格莫洛夫全都在1937~1938年间死于苏联肃反,不知道这是否只是巧合)。季米特洛夫可能是在配合斯大林演戏,要么,连季米特洛夫也不知道张学良的隐秘身份。除斯大林,除张学良核心幕僚外,知情人或许只有王明、于炳然(本系列首篇文章介绍过的张学良常驻莫斯科代表,张与王明的秘密联络人)、宋庆龄及宋家的其它隐秘红色代理人,也许还包括胡愈之,应该还包括盛世才,接受王明绝密任务后,潘汉年应该也知道了。电报中说张学良不值得太信任(“不是最可靠的朋友”),这可能是斯大林的真实想法,斯大林对人一向既用且疑,他对张学良的信任程度,大概一如他对佐尔格。

执行王明委托的绝秘任务,并对毛泽东隐瞒此事及张学良与王明(、斯大林)的秘密联络情况,使毛泽东未能及早获知张学良的隐秘身份,这应该是潘汉年1955年获罪的重要原因之一。文革很大程度上也是毛泽东对共产国际派、王明派的进一步大整肃、大清洗。

1937年3-4月,于炳然奉命离开莫斯科,他回国后的党内联络人,恰好是另一个与张学良关系非同寻常的人-潘汉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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