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许多有能力、有情怀、有良心的媒体人并没离场。正如在此次丰县“八孩锁链母”事件中一样，前媒体人事实上推动了整个舆论的进展。不管他们有没有媒体身份，他们都是媒体人；而有的媒体尽管还有媒体名号，实际上已不是媒体


　　老高按：在这次丰县锁链女事件中，许多人唾弃媒体和媒体人、作协和作家、妇联和妇女工作者……
　　唾弃媒体（及其主管部门）、作协、妇联，我举双手赞成；但唾弃媒体人、作家、妇女工作者，我虽不反对——这是迫使他们继续向善、继续抗恶的压力！——但我知道，这是错怪他们中许多人了。
　　与此相似，在这次于疫情和战事之中举行的北京两会期间，许多人唾弃人大和代表、政协和委员……
　　我也是同样态度：唾弃人大、政协，我举双手赞成；唾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我也不反对——他们戴着那个出席证么——但我知道，对于他们中的有些人，这也是错怪他们了。
　　与国内媒体界常打交道的一些朋友（多半是些媒体和媒体主管部门的退休人士）告诉我，不断收到上级对媒体和提供自媒体空间的公司所下达的三令五申，最近尤其多，转给我看的就有若干，能转发的，我都转发在我的推特上了。上级限制言论、禁止调查、规范口径，简直到了荒唐的程度，而且话越说越硬，纲越上越高，大有不听招呼、就夺掉饭碗没商量的意味。敢言网民们、参与联署请愿书的高等院校师生们，被“请喝茶”“被谈心”更是达到了极高的比例。
　　媒体、作协、妇联、人大、政协，以及公安国安……秉承的又是谁的旨意？大家谁还心中没点数？
　　大外宣有的是钱，那是诱之以利；维稳也有的是钱，那是压之以力。
　　在钱与力交相作用之下，国将不国，民将不民。


　　怀念那时候的媒体记者

　　晓看君，晓看 2022年2月20日


　　丰县“八孩锁链母”事件，官方四次通报，均未能“一锤定音”，四锤落下，四次都遇到强大的质疑而落了个空。
　　而在此次舆论风暴中，拿胡锡进的话来说，传统媒体“干干净净”，基本没有参与报道，整个舆情始终由网友自发推动。因此有人感慨，这是媒体的集体沦丧。一位媒体界前辈大声疾呼，要警惕“媒体监督曲线下滑”的危险。
　　媒体以其社会功能而成为媒体，其社会功能包括关心热点事件，澄清事实真相，监督批评社会不良现象，鼓舞发动人民群众，传承文化遗产，提供精神产品等等。“你关心的，才是头条”，而现在，老百姓关心的重大事件，媒体就有义务站出来走两步。
　　也有朋友翻出了最近的《徐州日报》，发现哪怕已经闹得沸反盈天，物议汹汹，这家当地排名第一的主流媒体，依旧我自岿然不动，没有一丝一毫的消息。哪怕是江苏省级层面要成立调查组的重大新闻，也在版面上没有痕迹。
　　这是非常奇怪的景象，当媒体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职责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放弃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不是媒体的媒体，人民要他何用？
　　这两天读到一个叫“冰雪不聪明”的公号（瞧，还是自媒体）转发的两篇文章，却令我大为震撼。这两篇文章一篇标题叫“独家：《黑色漩涡》——34年前的一篇调查报告文学，就已揭开疯县拐卖妇女之罪”，另一篇标题叫“独家2：《黑色漩涡》作者讲述当年调查报告出笼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均来自一个叫唐冬梅的前《徐州日报》记者。
　　看了这两篇文章，我才知道，原来，34年前的《徐州日报》记者唐冬梅和她的同事徐宁，就已经报道了当地存在的拐卖妇女现象，用大量令人震惊的真实材料，揭示了当地的罪恶产业链。在报道之后，还与当地一把手的正面硬杠，维护了一个记者的尊严。
　　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其实是比较普遍的。不仅仅是那些著名的报纸，那些“顶流”的大报，就是在徐州这样的二三线城市，一个普通的媒体记者，也发生着这样惊心动魄的故事。这就是当时的媒体生态。
　　唐冬梅现年64岁已经退休，早年就离开了《徐州日报》。她和徐宁根据当地公安的办案卷宗，经过大量采访，撰写了报告文学《黑色漩涡》，发表在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杂志《雨花》第十期（总208期）上。
　　这篇文章反响巨大，如晴天响雷一般。杂志问世不久，全国就有四十多家报刊转载，台港媒体、海外媒体都纷纷摘要报道。一时间，洛阳纸贵。
　　徐州一把手震怒！在一次市委扩大会上，点名批评了徐州新闻界的三件事：
　　一是徐州电视台的“沛县打狗”——当电视台拍摄到县人大主任拒绝将自己家的狗拴起来，回答记者时口出狂言：“群众算什么东西！”电视一经播出，全市民众一片哗然。
　　二是电视台做的一期“企业家话‘官倒’”。
　　第三个就是唐冬梅和徐宁的关于拐卖妇女的《黑色漩涡》。
　　仅仅从这三件事，就可以看到当时徐州的媒体生态到底是怎样的。
　　书记亲自约谈唐、徐二位记者，两位记者没有怯场，并在现场进行了录音。书记再次大怒，要求交出录音，并骂两位记者是“无赖记者”。两位记者死死咬住，这是你书记的个人意见，不代表市委决定。磨蹭了多日，录音始终没有上交。
　　其实，不能怪今天的媒体不给力，我们曾经拥有过如此给力的媒体。那么，这样的媒体环境是如何形成的？两个小记者，一个刚三十岁，一个才二十来岁刚刚从部队转业的记者，就能够在当地一把手的雷霆震怒中毫不怯场，当面硬杠，周旋得有来有回，不落下风，靠的是什么？
　　媒体记者要发挥作用，需要——
　　第一，首先是氛围。唐冬梅回忆说，那是一个八十年代的最好的时期，是那个宽松的时代给了我们勇敢，面对权力，我们没有认输。
　　第二，报社领导力挺。《徐州日报》当时的总编辑保护了两位记者。当地官方调查组入驻报社，调查之后，两位记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唐冬梅依然做副刊编辑，主编当时的“放鹤亭”文学副刊。徐宁依然在采访部当记者。
　　第三，媒体共同体强烈支持。徐州官方派人去了南京，找《雨花》编辑部要全部买下那一期刊载《黑色漩涡》的杂志。当时的主编叶至诚（叶圣陶的次子）先生对来人说：“你们买得完吗？只要有纸我们会不停地印！”
　　第四，记者的良心。虽然后来唐冬梅受到打压，但也是无可奈何，不过，从报社层面依然是一种保护。她被调到了新闻研究室，不许发文，不许报道，不许接受采访。但是她并不后悔，“我庆幸自己在石头和鸡蛋面前，选择站在了弱势的这一边。”
　　良好的氛围、强有力的领导、媒体共同体的维护、记者个人的良心，四者缺一不可，才构成了完整媒体生态环境。现在，这四者都受到各种方向的冲击，以至于媒体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冲击。所以，批评媒体是简单的，但有深度的批评是肤浅的，应该细究其中的原因。
　　别的不说，所谓“央媒记者”孙鲁威撰写的文章，抨击网络大V在八孩女事件中“鸡一嘴，鸭一嘴”，给当地官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还说自己“没去过丰县，但是对丰县很熟悉”，这样荒诞的表达，很难令人相信出自央媒编委之口。
　　孙鲁威身上，集中体现了生态的堕落程度。她既是一个老媒体人，也是媒体的领导，是所在媒体的编委，同时也属于媒体共同体的一员，自己也是记者。所以，她代表了媒体所处的社会氛围，代表了对权力谄媚的媒体领导，代表了荡然无存的媒体共同体，代表了崩坏的良心。
　　唐冬梅后来也离开了报社，因为她不想躺平。所以，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许多有能力、有情怀、有良心的媒体人并没有离场。正如在此次丰县“八孩锁链母”事件中一样，前媒体人事实上推动了整个舆论的进展。不管他们有没有媒体的身份，他们都是媒体人。而有的媒体尽管还有着媒体的身份，但实际上已经不是媒体。
　　唐冬梅说自己很怀念“那个有着一群勇敢无畏的记者的徐州”。我们何尝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