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有理

2022-1-20

上篇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结果不出所料，为反对而反对的人非说西方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不算计划经济。有的上来就胡抡什么“不能把“资本主义计划化”误解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既然承认有计划，为什么非说没有计划经济？有的为了自圆其说，还故意捏造本人“将资本主义里的经济调控说成社会主义的的计划经济”。难道计划和经济的结合是社会主义特有的吗？如果远古的石斧算是工具，现在的计算机就不能算工具吗？难道计算机里必须有把石斧才能算工具？

目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矛盾越来越多，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稍有正义感和慈悲心的人，都不会熟视无睹，小骂大帮忙地说资本主义模式最符合人性最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活力。贫富悬殊其实不是大事；但是看看如今危机四伏的地球环境和人类社会环境，竟然是许多狠批中共贪婪无道的人，却只以物质发展为社会体制的基本衡量标准，还把逐利的自由等同于道德意义上的人权，和思想精神层面的自由。这些人中，大批是只重私利只认钱。人类社会就是被这类人不断败坏的。

回到正题：

本人认为：【一切经济调控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利益发展与社会运行风险之间的平衡。】

跳出细节和局部，从整体和本质思考，人类社会运行的最基础目标，就是维护社会利益发展与社会运行风险之间的平衡。这里所说的社会利益，不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利益。而是不同利益组合起来的利益集合。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观体系，最根本的就是社会利益结构以及社会权力所驱动的利益分布不同。哪怕是同样的社会政治制度，由于历史沿革所造成的社会文化不同和价值观体系不同，不同国家的社会利益结构也不同。这就像不同的家庭，除了人员的构成不同，家教和家风更会导致家庭中利益结构的巨大差异。比如有的家里男人是混蛋，有的家里男人是绅士，那么不同家庭里的女人和孩子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利益分享模式和获得比例。更复杂些，代差所造成的利益结构差异在不同家庭里也有很大区别。考虑进基本的变量因素，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个完整的利益关系体系。对于一个未知的家庭，每个家庭成员所能分享的利益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是一种未知态。然而作为观察者而言，即使不知道每个家庭成员的利益分配如何，只要从家庭的稳定度和向外输出的快乐值或愤怒值，就完全可以判断哪些家庭的利益结构基本合理，哪些家庭的利益关系一塌糊涂。那么在国家尺度，中国就不必说了；号称自由民主灯塔的美国现在是啥样难道大家心里没有数吗？

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其利益关系虽然比家庭复杂很多，但社会的稳定度依然与社会的快乐值和愤怒值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人的天性总是会在利益与风险之间寻求利益上的的最大值。也就是俗话说的：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那么，作为社会权力的支配者，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伙，都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不断试探风险的红线，并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利益增长与风险增长之间的动态平衡。而维持这种平衡的国家行为，就是所谓的社会调控。

由于科技的变化、资源的变化、思想的变化、人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社会利益关系也跟着变化，社会利益谱系也在快速变迁。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矛盾的动态变化。另一方面，社会风险因素也随着各种变量的变化产生着复杂的时变。一旦利益发展的调控速度落后于风险的发展，一系列社会问题就会爆发。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获利地位虽然会有巨大的不同，但正常人都会在自己所处的地位上主动维持获利与获利风险的平衡。那么在经济体系中，除了获利的需求，每个人、每个阶层，都会出于本能而去平衡风险。当然，许多人是靠转移风险来平衡自己利益的。这也是人类生存风险会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

从获利与风险的关系来看，人类的任何经济活动都必然包含着平衡风险的自然成分。政府作为组织化的权力机构，必然会计划并实施系统化的风险抑制措施。而调控的方式和方法就会因社会特征的不同而出现巨大的差异。但不管是简单粗暴还是复杂细腻，调控终究就是调控，调控必然包含着计划。“计划经济”不过是经济调控手法的一种文字表达；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是一种特定表达，因为里面除了利益与风险的调控，还有权力实施的政治模式。

如果把本文所述的利益与风险的平衡调控作为一种理论模型，则通过这个模型不但可以看到调控在人类社会的普遍性；也可以看到哪怕是相同的调控模式对于不同的调控对象也会有不同的调控结果。即调控作用对特定对象的特殊性。

正是由于不同国家或不同社会的利益关系结构有所不同，调控的利益参数必然不同，得到的利益分配结果也必然不同。像中国这样的官本位社会，政治权力就是利益分配的主导参数。社会的利益输出始终是向权力倾斜的。而以美国为代表的金本位社会，金权就是利益分配的主导参数。社会利益的输出也必定要向金钱倾斜。因此，在中国，一切都可以靠权力搞定；在美国，一切都可以靠金钱搞定。

那么就有一个关键性的推理结果：无论这两个国家怎样调控，中国社会的利益权重一定会加在执政者身上；美国社会的利益权重则必定掌握在大资本手里。中国是权管钱，没权则必然没钱；美国是钱管权，没钱则必然没权。中国的商人不投靠权力必定没好果子吃；美国的政客不讨好资本必定没好果子吃。进一步就可以看清，二者的矛盾并不在调控手段的不同，而在于社会利益的结构体系不同所导致的利益权重严重错位。中国当权者的权力在美国要受资本利益的约束；美国资本拥有者的利益在中国要受中共政治权力的压制。而双方权贵争斗所造成的矛盾风险则都是以两国低利益权重阶层为代价来维持平衡的。

从调控的角度看，中共先期所搞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始简陋是一个问题，但关键问题却在另外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极为落后，缺乏支撑社会发展的软硬件资源；再一个是受资源水平的影响，调控所设置的动态范围太窄，这就使社会高阶的人才资源被埋没在极大基数的愚民沙漠中。人的竞争意识是天生的，竞争也不一定非在金钱方面。我一直认为，竞争从来都不用引入，人的攀比是无上限也是无底线的。只是如何导向和设置动态范围的问题。除了物质领域，精神领域才是真正具有潜力的竞争空间。

现在很多人都在强调中国“计划经济”的不好，故意无视当时社会资源分配的权重在大众层面更具有人性化的一面。从医疗、教育、基本生活资源的权重分配而言，当时的结构在我看来，底层的利益权重明显比现在的权贵经济模式要强。且当深入刨析中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中国的企业并非一点自由度都没有。只不过竞争基本是以权势为目标，而非金钱。为了更好地阐述所谓的计划经济和利益调控，我觉得有必要对中国的计划经济做一些具体的分析。不能像有些人一样，连计划经济长得什么样都不清楚，却指手画脚地胡说八道。

下一篇准备从中国的计划经济入手，进一步解析一下调控对社会利益体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