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在中国行之已久的历史观、价值观：为了国家、民族或某一部分人的长远利益，需要强制一部分人作出牺牲，包括牺牲个人、家庭、某些群体的幸福和生命, 甚至需要杀戮那些有碍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人和群体。这个原则我们是否能接受？
莫斯科运河上的沉思
吴道平，华夏文摘
一
2019年莫斯科秋日的一个下午，游轮Truvor号缓缓离开码头，沿着莫斯科河向著名的伏尔加河驶去。
这是莫斯科最美的秋季。 秋日柔和的阳光洒在绿水上，闪光点点；向两岸望去，是延绵不断的草地和已经被点染了斑斑红色、棕色、黄色的森林，林中露出一栋栋别墅的围墙与屋顶，有时还能看到蒜头形状的教堂尖顶，红色、金色、蓝色……五彩缤纷。偶尔还能看到岸边坐着钓客在静静地望着水面，似乎对从眼前驶过的游轮、被游轮搅动水波视而不见。莫斯科喧嚣的繁华一下子被大自然的静谧、清新、平和取代了。
好一派岁月静好的秋色！
这时，船上的导游通过广播告诉游客们，我们正在离开莫斯科河，进入连接莫斯科河与伏尔加河的莫斯科运河。
二
看起来这条运河和莫斯科河没有多少区别，只是两岸修筑得比较整齐而已。接下来导游的一番话，却使得我惊心动魄。
这条仅仅长128.1公里，宽也不过百米的运河，连接了俄国的里海、波罗的海、白海、黑海和亚速海，因此被称为“五海之港”。有这么一条运河，运输货物，调动军队就增加了很大的便利。对一个历史上不断扩张的帝国来说，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历代沙皇也对这条运河梦寐以求。然而，他们都无法实现那个梦想。原因很清楚：建这么一条运河需要巨大的人力与财力，超出了俄帝国的国力。历代沙皇心有余而力不足。
然而，在苏维埃制度下，斯大林做到了，而且仅仅用了5年时间，从1932年开工，到1937年就告完成。他是怎么做到的？
方法也很简单。他下令动用60万政治犯，以秘密警察领导人伯尔曼（Matvei Berman）主持开挖工作。
作为古拉格的首领，伯尔曼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对那些企图逃跑或怠工的犯人，有权随时枪决。
在无情的铁腕之下，在超出人能忍受的高强度劳动中，大批犯人死亡在工地上。死亡人数，就和中国三年大饥荒死亡人数一样，至今没有确切统计。苏联官方只承认有22,842死于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疾病。当代俄国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被大大缩小了，而且没有把被枪毙的囚犯统计在内。当代有些历史学家估计死亡人数在50万到100万之间（不断死亡，不断补充）。导游则说，估计死亡率是工地人员的百分之二十！
真是尸骨累累啊！
别说囚犯们了，就连负责监督、管理运河建设工程的官员，都处于高度恐怖之下。一次斯大林在秘密警察领导人雅格达（Genrikh Yagoda）陪同下视察运河工程，发现许多囚犯在赤足工作，即当场下令枪毙负责物质供应的几个官员，罪名是没有为囚犯们提供足够的靴子。
实际上，由于囚犯不断大量死亡、不断从各个古拉格送来新的囚犯以补充劳动力，当时的苏联生产能力已经无法为囚犯们提供足够的物资。
刽子手下场也很悲惨：亚格达、伯尔曼分别在1938、1939年被斯大林枪毙，比那些被他们迫害致死的囚犯们，也不过多活了三五年。
原来这绿水掩盖的是如山尸骨和血海！
三
导游在讲述这段故事时，语调低沉，缓慢，沉痛。没有骄傲，没有自豪，没有对这一“伟大”工程、对俄罗斯人几百年梦想实现的赞扬，有的只是对他们祖先所遭受的苦难的悲哀。
但具体到像莫斯科运河这样的工程，作为一个旅行者，也是旁观者，就可能与俄国民众产生不同的评价：这么一条重要的交通水道，连接了俄国的重要的海与河流，在军事、交通、经济上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二战时期，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帮助苏军成功击退了德军的进攻，难道不值得为俄罗斯人所自豪？至于说为此死了几万或几十万人，那是暴行，也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设想一下，要是按部就班按照经济、人道的原则去建设，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建成？如果拖到二战爆发还没有建成，那岂不是要给莫斯科保卫战造成很多困难，或许还要多死成千上万的人？代价巨大，但难道不是必要的、难以避免的吗？为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生命，不是体现了历史长期的合理性吗？
我想，上面这段作为旁观者的感想，会得到中国多数人的赞同。
然而，支撑这种想法背后的原则，体现出的价值观，却让我不寒而栗！
四
这是一种在中国行之已久的历史观、价值观：为了历史长期的利益，为了国家、民族或某一部分人的长远利益，需要一部分人作出牺牲，包括牺牲个人、家庭、某些群体的幸福和生命, 甚至需要杀戮那些有碍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人和群体。为了这个目的，强制一部分人牺牲具有合理性；由于人的私心存在，强制甚至是必须的，因为那是为了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为了历史的进步。
因此，嬴政为了统一，杀戮数百万人，虽然残酷，但还是合理的、进步的；烧毁书籍，坑杀儒生，是为了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从长远历史来看，也具有合理性。强制数十万人修长城，死人无数，是为了防止游牧民族的入侵，无可非议。杨广开大运河永济渠，数十万人妻离子散，反人道的工作环境造成挖河工长期浸在水中，“自腰以下，无不生蛆，役死者达十之三四”。但大运河建成后，对经济贡献巨大，因此人民的痛苦是不得不付出的牺牲，等等。
这就是我自小就听官方反复宣讲、至今仍然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历史观、价值观。我把这种历史观、价值观概括为“为国家、民族、人类的长远利益，需要强制一部分人作出的牺牲、甚至杀戮一部分人”，简称“强制牺牲”原则。
请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这个原则是否能接受？
试想一下，如果把这种历史观、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推广，造成的灾难将远大于修长城、开大运河、开莫斯科运河。比如，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的设想。
众所周知，美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国家长期入不敷出，积累了约28多万亿、超过一年GDP的财政赤字。从目前美国经济所能达到的水平来看，一方面要应付国际上日益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要面对国内选民扩大福利支出的要求，降低财政赤字简直就是梦想。能够维持国家不破产就是理想的结果了。
有没有解决办法？当然有，而且很简单，但没有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学术理论敢于提出这种办法，更不用说是实行了。
这个办法就是，把全国的养老院改变成安乐死中心，对全国数千万已经基本无生产能力，靠社安金、老人医疗保险(Medicare)生活的老人实行安乐死。让老人们为国家、为后代作出牺牲。这样，每年可以省下1.06万亿的社安金(2018年数字)，7760亿的老人医保支出（2020年数字），减少大约70,000名政府雇员。每年节约开支将达到2万亿美元左右。正常年的2019年，美国联邦预算是4.42万亿美元，可以省下45％左右的开支!
这样一来，不仅国家预算不会再有赤字，现有的国家债务也可以在十多年内还清！这不仅对美国，对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都有莫大的好处！
但为什么没有人提倡这么做？这不是完全符合很多人至今信奉的“强制牺牲”原则以及体现在这一原则后面的价值观吗？
因为我们是人。是人，就必须以人道作为超越一切的最高价值；只要是人类社会，就不允许按照功利原则作出反人道的行为！除了在极少数面临生死存亡的特殊情境下（下文将对这一情境作出界定），多数人、国家、民族、长远的利益，都不允许成为强制牺牲、杀戮少部分人的理由！
五
我这么说，马上就会有人说，你这是把某种原则推行到极端，因此成为荒谬。
是的，上述讨论确实是把那个原则推行到极端，以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这一设想，更不用说实施了。
但是，请想一下，在一个专制社会中，在所谓“合理”和“极端”之间的界限，由谁来决定？普通老百姓有什么机制可以限制专制者把那个界限任意改变、扩大到多数人不能接受的程度？
请注意下面这些史实，看看一个疯狂的独裁者是否有可能把上述原则推向极端。
在上世纪国共东北战争中，毛泽东、林彪在东北长春之战中，为了给守军造成负担，以武力制止长春断粮的老百姓出城求生，有意识地活活饿死数十万长春老百姓。这还是几十万人的事情，毛还准备牺牲几亿人来实现他的狂想！
1957年11月18号，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下面的言论：“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Khrushchev, p.436,458）
这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死3亿人不算什么？休息的时候与会者议论纷纷，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总统诺沃提尼(Antonín Novotny)拿着咖啡直哆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000万啊。毛的发言吓倒了一片人。（注）
后来在晚宴上，毛又提起了核大战的话题。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对毛说：“毛泽东同志啊，有多少意大利人会挺得过核子大战啊？”毛冷冷地说：“一个都不剩。你为什么觉得意大利人对人类而言重要呢？”（Pantsov, p.445-446）事实上，在这之前，毛就已经对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Carl-Johan Sundstrom）说过类似的话。
在专制之下，一旦那种原则实行起来，就没有力量来阻止它被延伸到极端！
六
话说到这里，恐怕谁也难以假装看不见，一个独裁者会把“牺牲论”推向极端。不过，总还会有人做下面这种设想：独裁者以牺牲普通老百姓来成就自己的狂想，如果成为独裁者阵营中的一员，就可以避免了。有这种想法，可以说是太天真、太无知了。我再引用一段史实。
1934年10月，红军在国军的围剿之下，无法在江西存身，被迫向西逃窜。后来成为中共副总长、总后勤部长的邱会作，当时才十多岁。他参与了退出江西的准备工作，掌握了机密。一天，他忽然被中共的特务机关，所谓“国家政治保卫局”绑了起来，向他出示了由局长邓发签发的命令，要将其处决，理由是担心他逃跑而泄漏机密。
幸亏在拉他去处决的路上，碰到了周恩来和邱的上司叶季壮。邱喊冤求救，周、叶为他说了话，才保下一命。而许多参与准备逃窜工作，比如埋藏抢来的金银财宝、文件的红军战士，就是在“保密”的理由下被处决了（邱会作 2011, p.41.）。邱会作说，后来他终身感激周恩来，但也没有忘记提到，这杀（自己）人灭口的命令，也是作为中共、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参与制定的！（文章未直说，提到杀人魔王邓发向周挤挤眼睛，意思是按老规矩办，显然周恩来与“老规矩”脱不了关系。）
因此，即使你永远站在统治者这一边，永远是独裁者的帮凶，你怎么能肯定你不会成为遇不到周恩来的邱会作？更不用说，有时碰到他也无用：当时有数百名被审查的中共干部、红军指战员，就是这个周恩来下令全部处决，以免成为逃跑时的负担。
七
或者要质问：照你这么说，任何人不得被强制牺牲，根本行不通。试问，如果坚持不强制牺牲，战争时还有谁去打仗？
这是任何一个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无法回避的问题。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处在无法避免、当下致命危险的时候，作为国家政权当然有合理理由强制一部分人做出牺牲。比如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整个国家、甚至西欧处于极度危险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用堆土去封闭电站，他们中很多将因辐射而死亡、至少是留下严重病症。这成千上万的人之中，一定有大比例的人是被强制的。苏联的卫国战争，上千万人参军作战，一定也有大量是非自愿的；以色列、韩国由于人口数量小，强制青年必须服兵役，以色列甚至规定女青年也要当兵，这些都是国家强制的例子。
但这种强制，与长城、大运河、莫斯科运河、长春之战、准备牺牲一半人打核大战等有根本不同。
首先，核电站泄漏、服兵役都是在面临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是当下的，容不得迟疑。
其次，这种强制是无其他选择的：没有任何其他方法、途径可以替代。
因此，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团体来说，“强制牺牲”的合理性有两条不允许逾越的基本条件：
1. 人类、国家、民族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而且这种危险是当下、现实的，不是将来可能的。
2. “强制牺牲”是没有其他选择的唯一办法。
显然，长城、大运河、莫斯科运河、历史上的历次开边、征服，东北的长春之战、“核大战”都不符合这些条件
我把上面两个条件称为“合理性条件”。
事实上，一个文明、法治的国家来说，还必须符合下面的条件：
3. 这种强制必须是法律允许的，其范围不得由个别人、某个政党或团体任意扩大。
4. 提出、实施“强迫牺牲”的人或团体，自身不得豁免。
这两个条件可以称为“合法性条件”。
合法性条件，对专制国家来说，当然是笑话。但即使是专制国家如苏联，中国，其突破了合理性条件的行为，也不值得歌颂。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很多相信、赞赏“强制牺牲”以实现“伟大目标”的人之中，大多数却是潜在的被牺牲者。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在那种原则的之下，自己的生命是多么危险？难道他们没有看到提倡那种原则的人，永远不会是被强迫牺牲的人群？
你们见到过牺牲自己去求“进步”“国家长远利益”的专制统治者吗？
八
在俄国另一条用囚犯开挖的运河，白海运河河岸上，立着一块纪念碑，碑文是：
献给那些在1931-1933年间，为建设这条运河而死亡的无辜的人们
我钦佩俄罗斯民众， 他们虽然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到底头脑清醒，不会把建筑在千百万人尸骨上的工程作为国家的骄傲。他们对卫国战争的胜利非常自豪，至今谈论起来如数家珍；对牺牲在战场上的英雄们至今在纪念、尊敬。在雅罗斯拉韦尔卫国战争纪念碑前有永不熄灭的火，和一束束鲜花。那些前来向英雄们致敬的民众，同样没有忘记告诉我们，纪念碑后面的殉道大教堂(Assumption Cathedral)是被苏共拆毁, 最近由私人出资重建的。他们对国家的强制，有清楚、正确的认识，没有被民族主义情绪所控制。
人类历史上，有过太多为了所谓“建功立业”而实行的杀戮、强制牺牲平民百姓。被许多人至今歌颂的铁木真远征亚欧，杀戮数百万，焚毁无数城市、乡镇，毁灭许多文化。清代专制帝王弘历、实际掌控国家大权的叶赫那拉氏就曾发兵准噶尔、新疆回部，以那些地方的民族反叛天朝、维护国家统一为借口，发兵镇压，结果是种族灭绝，大量无辜的蒙古、陕西、新疆人被牺牲：某些部落成年男性全部。、女性为奴、男性幼童阉割充太监！希特勒消灭到犹太人、斯拉夫人，毛泽东肉体灭绝了百万乡村地主、富农，波尔布特消灭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的理由，无一例外是国家、民族、阶级的利益！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至今那些潜在的被杀戮、被牺牲的人之中，歌颂那些“伟业”的声音此起彼伏！
请学习俄罗斯人的清醒与理性：
如果你不愿意成为长平之战中被坑杀的赵国将士，请不要歌颂嬴政的统一；
如果你不愿意做长城下哭泣的孟姜女，你不愿意成为大运河中肉体生蛆的河工，请不要歌颂这些“伟大”工程；
如果你不愿意成为被蒙古人杀掉的亚、欧民众，不愿意自己的家园被焚毁，请不要歌颂所谓“一代天骄”；
如果你不愿意成为准噶尔部、陕西、新疆回部被杀的男人、被作为奴隶的女人、被阉割的男童，请不要歌颂弘历的武功，左宗棠的征服；
如果你不愿意成为被强迫劳动的古拉格囚犯，请不要歌颂莫斯科运河；
如果你不想被围在长春城而饿死，请不要歌颂东北之战；
如果你不愿意成为长津湖边被冻成“冰雕”的战士，请不要歌颂共军在朝鲜的所谓“光荣”牺牲……。
因为，那种给嬴政、杨广、铁木真、弘历、叶赫那拉氏、左宗棠、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增添“光彩”（其实是罪恶）的，所谓“得到长期进步性”的大历史，与你无关！你只能活过一段具体的历史片段；或许与你的后代也无关，因为你可能在没有留下后代时就被牺牲了。与你有关的，只是被强加在你身上的痛苦。“生年不满百”，你要“常怀千岁忧”，那是你高尚。但你那种高尚，十之八九要被专制者利用来实现他们卑鄙的目的。
因为，歌颂他人被强制的牺牲，起码是一种虚伪、冷血，除非你自己带头去牺牲。
因为，历史上的事情虽然已经对你无关痛痒，只要那种原则仍在，而你又无法控制那种原则的实行范围，或迟或早，你或者你的子孙，将会成为以某种理由被强制的牺牲品。
如果你是那种手握权势，认为自身及子孙永远在被牺牲的群体之外、永远有权决定强制实施范围人群中的一员，希望我上面的论述可以唤起你的良知；如果你已经堕落到禽兽不如，嘲笑良知、人道主义，我只能告诉你，人世间从未出现过永远掌握他人命运的群体，你创造不了奇迹。东汉能废立皇帝的霍光最后被满门抄斩，权势大到如刘少奇，也还有拿出那被他践踏得成为废纸的《宪法》呼唤法律的一天。到那种地步，你恐怕才肯承认下面的简单道理，但后悔已迟：
唯一能够保障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安全度过一生的，不是权势、不是所谓具有长期合理性的“大历史”，而是最基本的人的良知、人道主义，以及建立在良知和人道主义基础上的法律保障！
注：这个发言，中苏方面都曾经保密。1963年苏联才把这个讲话在报纸上登出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指责毛泽东是个战争狂人。中共当然不肯认可毛的这段讲话，说是来源于《赫鲁晓夫回忆录》，不可靠。
但是，中苏关系史专家沈志华根据的不是赫鲁晓夫的回忆，而是原来俄文的记录和中文的记录。为慎重起见，他当面问过当时毛的翻译李越然，是不是翻译错了。李越然说没有，就是按照毛说一句他翻一句（沈志华：“毛泽东访苏逸闻”，《中苏关系史纲》第220-221页）。
后来，中共中央编辑了《毛泽东外交文选》，上面这段话的措辞有改变—一个公开的秘密是，毛的讲话在由御用学者整理成文的时候，会做修改，删掉那些对中共不利的极端言论：
“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本质上，和原始记录稿没有根本不同，这可是中共的官方文件。）
下面这段故事，因未查到原始出处，没有收入正文：1955年，毛泽东在会见苏联代表时，曾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 “如果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建议苏联假装坐视，由我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打常规战使战争扩大滚雪球，然后假装败退把美军引向中国内地，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从而迫使美国向中国战场投入主力部队。这时请苏联向中国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一举歼灭在中国战场上。这样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
赫鲁晓夫吓了一大跳，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说对中国人民的牺牲太大了。毛泽东说：“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当时中国统计人口是六亿）李志绥的回忆录中有类似的记载。
参考文献
Khrushchev（赫鲁晓夫）, Nikita (2007)， 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 Vol.3, Translated by George Shriver,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University Park, PA
Pantsov, Alexander V.(2007), Mao: the Real Story,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 New York, 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