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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的困境,反映出中药企业的困境
送交者:  2021年12月30日12:20:33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三金的困境,反映出中药企业的困境

   ——邹节明突然离世,三金何去何从?



  广西首富、民营企业家“西瓜霜大王”邹节明在冬至突然去世了,而在邹节明去世前,三金药业集团已经步入了衰退期:

  自2017年开始,三金的利润逐年下滑,而且降幅不小,根据国内“界面财经号”的报道,三金的利润从2017年的4.64亿元,下滑到2020年的2.77亿元,截止2021年9月30日,归属三金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3亿元,同比下降3.98%...

  表面上看,三金药业利润的下滑,是同行的竞争压力所致:多年来,三金一直遭受“江中药业”和广西同行“金嗓子”药业的激烈竞争,其后同样转攻咽喉中成药的“扬子江药业”强势崛起,全面超越三金药业,成为中成药企业的龙头老大,而“三金”和“金嗓子”退居二、三位。

  而实际上三金之所以被扬子江集团超越,就输在新产品的开发上,九十年代末扬子江集团先后开发出胃苏冲剂、银杏叶片、黄芪精口服液三款拳头产品,而三金药业集团迄今还在吃邹节明的老本——仍靠邹节明七、八十年代发明的三金片和西瓜霜系列中成药勉励维持:

  虽然自九十年代至今,三金集团研发团队推出了两百多种专利新药上市,但均未能引发市场反响,迄今能维持市场的,仍是三金片和西瓜霜系列。

  为什么三金集团迄今搞不出有份量的新产品?与邹节明在人才问题上眼光的局限性不无关系。

  作为亲眼见证桂林中药厂(三金药业集团的前身)腾飞的人,笔者深知邹节明本人虽然精通中医药,但对中医药的独到优势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反而对包括西医在内的西方科学有一种盲从和膜拜的心理,这种心理很可能出自邹节明本人从未出国“镀金”的缺憾——人生缺什么,就对什么想当然。

  如在1983年,邹节明六岁的大儿子邹洵在二号职工楼旁的篮球架下摔断了手腕骨,本来在照片之后,只需要找好的中医医师,打上药膏、捆上夹板,两周就可恢复(笔者本人和笔者大儿子都有骨折后中医治愈的经历),邹节明夫妇却把邹洵送到西医那里,血淋淋地切开手腕,装上钢板再缝合,几星期后再次照片,确定长好后再次血淋淋地切开手腕,取出钢板螺丝后再缝合,给邹洵造成了比看中医大得多的痛苦,而且手腕留下了非常大的疤痕。

  精通中医药的邹节明,对自己的儿子作这样的选择,只能反映出他对中医治疗骨伤的独到优势,缺乏认识,也反映出他对西医之“科学”、“精确”的盲从心理。

  邹节明对中医独到优势认识不深,而对西医科学的盲从,也反映在他对小儿子邹准的培养上:

  他把邹准送到澳大利亚的大学,攻读生物系的硕士,自以为这样可以把他培养成中成药的研发人才,这实属大谬,因为属于经验主义+神秘主义范畴的中医药,与属于实证科学范畴的西医药(以及生物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澳大利亚的生物学硕士课程,只会对邹准今后在中医药领域的研发起到阻碍作用。

  中医药的研发,并不需要西医的科学思维训练,而需要灵感+深厚的中药药典学养(如熟读《本草纲目》),比如邹节明本人和因发明青蒿素中成药,而破天荒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中国获诺贝尔学术奖的第一人)的屠呦呦,都是没受过任何西医药训练、且从未留过学的人,这难道是偶然的么?

  对此,邹节明显然浑然不觉。因此,三金集团一直未能象扬子江药业那样,建立自己的人才培养基地和药材基地。

  当然,把三金集团研发人才的不济,完全归咎于邹节明个人,也是不公正的。除了三金外,扬子江集团、金嗓子、江中集团等中成药企业,无不或轻或重地存在着人才瓶颈——新产品研发乏力的问题。

  而中医药研发人才的匮乏,是整个中国社会大环境造成;具体地说就是中医“科学化”、中医药的教育西医化大趋势:

  从清末开始,中国一直存在一股盲从西医、鼓吹消灭中医的偏激流派,民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余云岫、李敖,但余、李的要求,遭到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双双否决;

  中共夺取政权后,50年代,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党组书记贺诚宣告: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卫生部下令全国中医必须学习西医,否则不准执业;

  毛泽东闻报龙颜大怒,亲令撤销王斌、贺诚职务,并指示:“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王斌、贺诚受到批判。

  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以方舟子、张功耀为代表的一大批片面捧西打中的极端主义分子,利用“改革开放”年代造成浮躁、自轻自贱和盲目崇洋氛围,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发了疯鼓吹消灭中医,对江胡温时期的高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多年间甚嚣尘上;直到习近平上台后,明确否定方舟子、张功耀之流的极端要求,资深文化买办、美国西医药和转基因利益集团的代理方舟子遭到打压,不得不避居美国,中国大陆的“消灭中医”派,方才退潮。

  习近平虽然强硬放话:中国不仅不能取消中医,还必须保护和发展中医,必须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但是习近平不知道如何保护中医,也不清楚中西如何结合,才是正确的结合,而不是西医吞噬中医的“结合”。

  因为“改开”年代形成的片面氛围,现在中国大陆的中医已经完全滑落“科学化”(即西医化)的误区,即以西医的科学标准来指导中医,比如:以麝香酮的含量,来判断麝香药材的优劣,这就是西医的科学标准,但实际上,麝香酮只是作为中药材的麝香中的小部分成份,麝香的药效,得自于麝香酮和麝香中其他成份的共同作用,而麝香中其他不明物质多达两千多种,也就是说,麝香之所以能治病,远不是仅因为麝香酮一种成份,所以,以麝香酮的含量来判断药材的优劣,是完全片面的,这恰恰造成了近年来麝香药材质量的大幅下滑!

  而且,完全以西医的实证科学思维来考量,麝香是“不安全”的,因此不能用于病人,因为你无法证明它是“安全”的——还有两千多种成份不明;而要等到完全搞清楚这两千多种不明成份,及论证出它能治病的生物化学原理来,恐怕需要上百年的时间——病人都死了几代人了!

  这就是西医的愚蠢之处,这也是中医的优势所在。

  此外,现今的中国大陆,中医药的教育也大幅的西医化了:现今的中医药院校,不仅以西医的科学来指导,而且一半甚至2/3的课程是西医课程,造成中医药院校的学生“两头刷”——中医没学到,西医没学好。而太多的无知者还以为是中医低劣,不如西医。

  这样的中医药教育,又怎么能够再培养出邹节明、屠呦呦这样的人才来?

  笔者认为,中医根本不是科学,而是一门经验主义+神秘主义的学问,因此以“科学”来要求中医荒谬透顶;中医虽然不是科学,但它能治病,而且比起西医有着独到的优势。

  西医真正强的地方,是检测的设备,中西医结合的正确方法,是西医的检测设备+中医的治疗和理论,而决不能以西医的科学,来“指导”中医,决不能以训练西医的课程,来训练中医。

  

  对于这些,邹节明先生显然是缺乏认识的。他因为自己的人生“缺憾”而太崇洋了。风闻邹节明先生因为去香港接种辉瑞疫苗,引发急性心肌炎意外离世,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死前两周,邹节明还在主持董事会,可见其健康状况并不差,而邹节明逝世如此之急骤,甚至没来得及指定接班人,以致于到底是由他长子接班、还是由他次子接班,尚无着落,需要董事会开会议定,这也反映出他的去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甚至出乎他自己的意料。

  如果邹节明真的因为接种辉瑞疫苗离世,也算是一个崇洋的悲剧了。

   当然,未能深刻认识中医药的独到优势,片面崇洋,决非邹节明一个人的局限性,人才的困境,也不是三金一家的困境,而是整个中国中医药企业群体的困境,如何突破这种局限性,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就有待于今后的拨乱反正了。




曾节明 2021.12.29 凌晨雨夹雪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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