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礼制主义7. 水可载舟、亦可赛艇的工具性“民本”

对于“礼制主义4”里的另一句话，也有个异议：凭什么说天命和普通百姓木有关系啊？《尚书·泰誓》不是说了嘛：“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并且，不仅咱姬发这样子说过，后来不知多少个儒皇也这样子说过：天看到的来自我们百姓看到的，天听到的来自我们百姓听到的，从头到尾都在体察民意呢。

友情提醒一句，这个命题再次体现了咱们的天只“内在”不“超越”：老天爷不仅和圣王们称兄道弟，平起平坐，而且还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完全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结果等于啥都没超越。当然了，它因此也见证了广大群众能“为天地立心”的“自我提升”：他们想的和老天爷想的居然一模一样，没啥区别，不是？

温馨警示一点，对于《尚书》的今古文，浅人抱着差不多等同看待的态度，理由是不仅它们的理念一致，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样被士大夫当成了“真经”来拜读，因而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儒根性的文化基因，有着差不多的“效果历史”效应。所以吧，古文部分是否“伪作”的问题，就可以忽略不计，存而不论了。不用说，对于其他古代典籍，俺老汉也是采取差不多的态度来处理的。

同时，为了壮大一下效果历史的声势，这两句话之外，浅人还另行搜罗了一些意思差不多的语录，都是号召君王官员们要像天命那样子，把老百姓当成了“本”来重视：“若保赤子”“怀保小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尽管不见得都是姬发姬旦的原创，它们却有资格当成了那个时代权贵团伙的集体智慧来看。现如今的儒生们以及某些柿油派人士，更是靠着小有名气的“创造性转化”，从这种“民本”的理念里，引申出了“民主”的精神，一下子超前不少，把古希腊都甩在后面四五百年了。

不过吧，要是从革命加保命的视角来打量，就让人有点纳闷了：既然天闹革命的时候关注的是王儿们打江山，永保命的时候关注的是王儿们坐江山，它怎么还能抽出功夫来，去看百姓看到的，去听百姓听到的，从“王本位”转向了“民本位”，并且没啥违和感呀？无论如何，两个“本”之间，不怎么搭界嘛。

其实哈，要是把下面说的“官本位”再加进来，我们会发现，尽管都是“本”，地位很不同：只有“王本”才是“目的性之本”，“民本”不过是“工具性之本”；至于“官本”呢，则是三明治式的夹烧饼：对于“王本”是“工具性之本”，对于“民本”又成了“目的性之本”。抓住了“王—官—民”这样子的三大等级架构，对于我们理解礼制主义的运行逻辑，意义不是一般性的大，嗯哼。

先来看民本何以只是工具性之本吧：有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老话，一直用来形容民本的理念，经过了创造性的转化，还被儒生们说成是古代民主的经典概括，所以不少柿油派也动不动把它挂在了嘴边，当成了肯定民主的口头禅。

可是呢，一旦将《荀子·王制》的原文引出来（《哀公》篇也出现过，还挂在孔丘的名下，显然是想拉大旗作虎皮），庐山的真面目就暴露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

你要说它不民本吧，连俺老汉也不答应：都要求君主们“爱民”了，如同“若保赤子”“怀保小民”那样子，不是民本，能是什么呀？不过啊，要是再问民是个什么本，答案就有点尴尬哈：明显是个工具性之本，全过程都在绕着君王这个目的性之本打转转，既能让君王的船扬帆远航，也能把君王的船给弄翻了，不是？

有趣的是，这种纠结的效应正好对应着革命加保命的双重逻辑：“水可载舟”是说，只有儒民们心悦诚服顺从了，王的子子孙孙才能永保天命；“亦可覆舟”是说，要是儒民们拿起了出政权的棍棒子，王的子子孙孙就会被革掉小命哦。既然这样子，你说哪个是目的性之本，哪个是工具性之本吧，嗯哼。

回头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语录，意思也是一样一样滴：民众为什么是邦国之本呢？因为只有稳定了儒民们的情绪，把本给固住，邦国才能岁月静好，王的子子孙孙才能永保他们。不然的话，瞎搞一通胡折腾，儒民们揭竿（注：就是棍棒子）而起了，邦国还怎么安宁啊？君不见，殷革夏命，周革殷命嘛。

所以哈，在礼制主义的等级架构里，民众确实算个本，但仅仅是个确保不翻船的工具性之本；只有那些泛舟赏景，饮酒作乐的君王及其亲戚们（文言又叫“权贵”），才是真正的目的性之本。至于官儿们呢，一方面要严防民众拿起棍棒子，另一方面要伺候权贵们安心享受，才能拿到可观的俸禄，所以说是三明治式的夹烧饼。

也因此，“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主旋律，虽然听起来很美很动人，但从姬发扯着嗓子吼出来的第一小节起，一直都是历代王儿们汲取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总结出来的怎样确保君主权贵长治久安的宝贵经验，所以说是如假包换的集体智慧。

再让各位惊喜一回吧：他法家尽管绝对很“尊君”，一点不“亲民”，却流露出了和圣王们差不多的民本志趣，像《慎子·威德》说，“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商君书·修权》说，“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奇怪吗？不奇怪：他法家虽然傻，但不是白痴啊，怎么可能连殷革夏命、周革殷命这样子深刻的历史教训，也两眼一抹黑，完全不知道呢。

这样子看，某些大咖居然认为，他法家鼓吹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的驭民五术，理当对两千年的秦制承担根本的责任，咱儒家却清白得像一位天真无邪的纯情少女，里面是不是有点儿秃羊秃神婆的单相思情结啊？存疑。

无论如何，有个问题是绕不过去滴：既然大秦帝国单靠他法家的支撑，不到二十年就玩完了，那接下来的皇权体制，据说也是单靠他法家支撑着的，怎么就能绵延两千年呢？就算拿“外儒内法”的说法来开脱，恐怕也有点说不过去吧：这个纯属在“外”的儒家，怎么这样子神通广大，一下子就让皇权体制的生命力延长了一百倍呀？

有个活泼泼的例子，或许能把大咖们的浪漫幻想给证假了：我大唐的李世民，对于“若保赤子”“民惟邦本”的文绉绉，大概率是搞不明白的；可是呢，对于很谏很儒家的魏征反复唠叨的“载舟啊赛艇呀”大白话，一下子就拎清了，所以不仅时时警醒自己，还经常说给孩子们听，以致这句话被当成了他的名言……

这样子看，我大唐能延续三百年，和姬发姬旦首唱，孔丘荀况伴奏的民本主旋律，好像就脱不了干系了。当然了，你想扳回一局也容易，硬说李世民靠着博大精深的民本理念，好不容易建立了“中期民主社会”就是了（“早期”肯定是我大周啦）。反正只要能证明，咱儒家打小就是民主精神的花骨朵，怎么说都成，不是？

你还别说，从三千年前的《尚书·多方》里，真能找到我大周是“早期民主社会”的文本证据，因为咱姬旦正儿八经说过好几次了：“天惟时求民主”“代夏作民主”“诞作民主”……不过哈，一联系到上下文，我们又发现，它们说的不是天让“民来作主”，而是天靠着顶层设计，指定了这个王取代那个王，“为民作主”。

为什么民已经“成”了“本”，还是没法为自己作主，非要王来为自己作主呀？理由很简单：儒民们从来不是目的，永远只是“成本”或工具，也就是儒王们为了革命加保命的目的，完全可以替他们作主，随意就把他们付出去的“代价”……

假如你要的是这种特色民主，那么恭喜你了，因为三千年的礼制主义朝廷，不管分封还是皇权，全过程都在讴歌这样子的民本高调，忽悠儒民们满怀感恩之情，为了君主皇上的利益，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当作“成本”付出去。

也因此，凡是认为民本即民主的，一定站在了皇上君主的立场上，无论他们的自觉意识里，把自己看成了儒生，朝廷命官，还是柿油派，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