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南京大屠殺紀念日，所謂的“國恥”紀念日。

有人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南京大屠殺是國民黨蔣介石政府不抵抗的恥辱，並不是毛主席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恥辱。
新中國成立後，在一窮二白的局面下，為了保家衛國毅然出兵抗美援朝，把聯合國軍打得抱頭鼠竄，不可一世的麥克阿瑟丟盔棄甲，早就把“國恥”的時代甩到了太平洋。
新中國何恥之有呢？冤有頭，債有主，可不能張冠李戴。
南京大屠殺過去84年了，30多萬同胞慘遭殺害，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悲劇。我們紀念它，不是要陷於簡單的憤怒和悲傷情緒，也不是鼓吹復仇再將苦難加於日本，而是要吸取歷史經驗教訓，避免悲劇重演。
長期以來，人們有一個誤解，覺得當時南京幾十萬軍民都是不敢反抗的待宰的羔羊，是十足的奴隸。例如著名軍事理論家劉亞洲將軍說：
“南京大屠殺時，十幾個日本兵押解上萬名俘虜去屠殺，竟無一人反抗，連逃跑都不敢。如果有人帶個頭，用腳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餅了，可這個人永不出現。”
這種誇張的說法很符合常人的想象，但並不符合事實，已有學者辟了謠。

早在1960年，南京大學歷史系日本史小組就曾組織學生對南京大屠殺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在1962年寫成了《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該書在1979年出版，其中第六章《永不屈服的人》詳細介紹了當時南京人民不屈服的鬥爭，尤其是婦女同志在面對侮辱時寧死不屈的案例。

當時懷胎七月的李秀英為了不受日寇的侮辱，決心以死抗爭。在反抗中，她身中30餘刀，胎兒流產，暈倒在血泊中。
五萬多名饑寒交迫的俘虜士兵，在草鞋峽被屠殺時，高喊“奪槍！奪槍！”，前赴後繼地沖向日寇，直到全部犧牲。
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但由於年代久遠，只能收集到零碎的一些材料，但也足以說明當時的中國人並非“全無血性”。
如果中國人全都是刀架在脖子上還不知反抗的奴隸，那神仙下凡也無力回天，只能給人家當斬殺遊戲的材料了。

如果中國人真這樣，那當時蔣介石南京政府也可以為他們的不抵抗政策甩鍋了，因為是民眾自己不知抵抗。
這些零星的反抗並不罕見，但我們同樣看到了一些記載中面臨屠殺的民眾的麻木和覺悟，他們就那樣被日寇當成刺殺的靶子，就那樣老老實實地把脖子伸長跪下讓人砍頭。
魯迅在日俄戰爭中看到的中國人圍觀中國人被日本人砍頭的那種奴性仍舊存在，而且是大批的存在，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這是反動統治者長期奴化教育的結果。例如《聖經》裡說，一個人打你的左臉，你不僅不能還手，還要伸出右臉讓他打；中國的君子賢人則鼓吹“唾面自乾”。

直到現在，我們還能看到這種奴化教育的惡果。“聽話”的小孩子是好孩子，要聽老師和家長的話。學生被老師侮辱和虐待、被校園霸凌、被導師壓榨和騷擾，都只能忍氣吞聲。打工人則在老闆的壓迫下委曲求全，利益受損不敢反抗。
如果再有強敵入侵，習慣了奴化的人們，敢反抗嗎？
所以說，要想被屠殺的悲劇不再上演，必須從小培養敢於反抗的不屈服的鬥爭精神，否則仍舊是魯迅筆下的身體強健而精神麻木的看客而已。
單是敢於反抗還不行，否則也不會有南京屠城的悲劇了。因為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南京城有組織的抵抗被瓦解，面對日本帝國主義武裝集團的進攻，零星的反抗無法扭轉局面，絕大部分手無寸鐵的平民只能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悲劇式的抵抗來維護自己的尊嚴了。正像單打獨鬥對抗不公一樣，個人會承擔極大的代價，還不一定能解決問題。
毛主席在評價戲劇《打漁殺家》裡的蕭恩時說道:
“這人是一條英雄好漢，敢與剝削、壓迫窮苦平民百姓的官府作鬥爭，敢於反抗，這是值得讚揚的。但是，只有他們父女二人，單槍匹馬，力量就太單薄了。他要是能團結起廣大受苦受壓迫的人民，來反抗官府的壓迫剝削，那力量就大了。”

什麼叫善於反抗呢？那就是要聯合起來，組織起來去對付強大的敵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在當時就是這樣在共產黨的組織下開展了抗日互動，並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歸根結底，要在平時培養不屈的鬥爭精神。工人面對老闆的壓榨、學生面對師道威嚴、面對帝國主義的挑釁恫嚇，要敢於說個“不”字，這樣才不會讓人看做待宰的羔羊。
要有抗戰到底的決心，同時做好鬥爭的準備，以牙還牙，用暴力制止暴力，才能保護自己。如果溫良儉恭讓的讓人家打完左臉打右臉，那就別怪人家得寸進尺了。近代中國軍隊一貫慫。敢死。早就有人寫過：
假使我們不去反抗，敵人用刺刀殺死了我們，還會說，“看，這是奴隸”。中國出產全世界最好的奴才。45年感謝美國和蘇聯。但下一次中日戰爭，中國軍隊能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