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是中国加入WTO的20周年日子。《路透社》10日报导，中国大陆驻世界贸易组织（WTO）大使李成钢10日表示，中国在WTO仍将是一个“开发中国家”，但将放弃一些针对开发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在国际上，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反思，大致在2018年就开始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美国许多政界和商界人士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因。再者就是他们认为中国没有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同时，当时的美国精英人士普遍认为，如果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势必将给中国带去民主。现在，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

2000年克林顿政府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结束对中国的年度审查程序，助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永久最惠国待遇是指《1974年美国贸易法》中的《杰逊−凡尼修正案》规定。该规定拒绝授予限制移民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最惠国待遇，但规定了总统有权每年对某一特定国家放弃适用《杰逊−凡尼修正案》，同时保留说，这种放弃可以被国会的联合决议推翻。

    1980年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华夏民族第一次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为世界商品打开国门。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情景有着实质的不同。

1980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向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工业国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与最广阔的市场。在汽车、家电、电脑、手机、化工产品、矿产、农副产品等多个行业，为国际商品提供了最广阔的市场。在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工业发达国家提供市场的同时，中国也充当世界尚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因素。为国际商品提供公开的市场以及低廉的劳动力，是中国在1980年之后对于全球化的客观贡献。

对外开放激活了国内经济，也深刻影响着国内改革的影响力方针政策。首先是乡镇企业的兴起，之后，各类不同行业的民营企业成为城乡社会经济繁荣的意志最具有活力的组成部分，到2000年，中国国内各行业都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尤其在房地产行业。然而，眼下，民营企业不仅仅正在经历来自经济周期的剧烈震荡，也受到来自政策方面的许多压力。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货币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可以说，在2008年之后的12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形态一直处于内部结构调整与外部环境挤压的“夹缝中”。经常有人批评温家宝总理的“四万亿刺激方案”，我的观点是：在当时美国不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中国的“四万亿刺激决策”是必要的，只是从时间上晚了些。中国如果早在2006年外贸出口遭遇困境之时，便实行货币刺激，效果会好些。

现在，中国必须在经济找到再次融入世界的正确而可靠的方法。无论从现实的还是从未来的角度看，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自身的产业创新能力以及技术发明能力。

信息经济发端于美国，在21世纪究竟将以什么样的模式达到成熟的地步？有究竟首先在哪个国家首先成熟和达到顶峰？这才是21世纪未来人类在经济领域的最关键的问题。中国能够充当把信息经济形态形态推向最高峰的国家吗？中国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和动力？目前，这些问题尚是没有办法准确回答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哪个国家最先涌现崭新的能源于能源体系，哪个国家就能够领先世界经济的风水，并且充当全世界新一轮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发动机。

21世纪人类社会，处于由电力为基础的能源向（阳光能源）光能升级的世纪。目前人类的电力能源，主要来自于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煤炭等。虽然对于太阳能、水利和风能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利用，然而，在科学于技术层面尚处于极其初级的水平。在21世纪未来，人类必须研究和开发向阳光要能源的崭新的产业方法和科技途径。由此，把人类社会的能源基础奠定在“光能”之上。到哪时，人类行为的速度、距离以及整个社会运行模式都将发生一系列实质性的改变和升华。

中国需要再次融入世界经济与全球化的产业链条之中。与国际经济脱钩将会导致中国经济的严重而普遍的萎缩和衰退。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尤其是各个产业领域处于一种不平衡、不协调的状态，如果各类经济政策不能够有效化解，必然招致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动荡和大萧条。

徐国进

2021年12月1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