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付民

互联网与自媒体的结合形成了“新型媒体”，它不需要“中介审察”便可直接发布。传统媒体是建立在“中介审察”机制上的，普通民众无法直接发布信息。由于“新型媒体”已经推广全球，涉及信息安全（真假与伤害）的问题成为纷争焦点。如何制定出合理法规成为难题，我认为，依靠现行的逻辑原理和标准很难制定出民众满意的法律法规！

无疑，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信息除能提供有利信息也会发出有害信息。传统的“中介审察”对于有害信息自然容易控制（减少），而新型“自媒体”的普及对于有害信息的减少控制会促生特殊的管理模式。我之前有文章明确提出“不要用私企来混淆是非”！因为新型媒体具备“限言、封言”的功能，也就承担着“护法和执法”功能。实质上体现着“司法机关”的职责，而司法职责会检验其：社会公正性！在极权专制国家民众失去了批评政府和政治官员的权力，被互联网公司限言和封言多为批评政府和政治官员。但在民主自由社会互联网公司限言和封言多为政治偏向，通常后者很难出现“终身禁言”的行为但前者却为“常态”！

除因政治原因出现限言和封言还有“真假信息和伤害信息”而产生限言和封言的情况。如果因为发布“虚假和伤害”信息，应该归于“司法管辖”，互联网公司无权管制。如何归于“司法管辖”？极权专制国家通常是“警察机关（人员）”直接进入（并入）互联网公司参与现场执法，而民主自由国家似乎还没有形成这种机制。我认为，虽然警察机关（人员）可以直接并入互联网公司“现场执法”，但须要在与“司法机关”全面配合下才可实行（体现公正）。也就是说，互相网公司在对用户（客户）执行限言和封言时，须要接入“司法管辖”。即互联网公司在执行“限言和封言”行动时，巳经属于“司法行为”，不是单纯的“企业行为”！如果互联网公司无法体现“公正廉明”，要么接入“司法管辖”，要么接受“司法裁判”。

针对言论自由的司法鉴定，通常涉及政治言论、真假言论和伤害言论。在民主自由社会限制批评政府和政治官员应该被视为（定义为）违法行为，互联网公司不可享有维护“政治偏向”的权力。自然，政府机关和政治官员也可以享有平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如果出现争议应该需要接入“司法裁判”！真假言论和伤害言论的认定，也不能完全由互联网公司去裁定（执行）。重大的真假言论和言论伤害事件，通常应该由受害方与加害方提请“司法裁决”，互联网公司应担负提供公正证据的责任。

针对真假言论和伤害言论应该视情节轻重做出：提示、警示、急时限制、司法裁定。也就是说，在没有经过“司法审判”（司法授权）之前，互联网公司根本无权对用户（客户）做出“长期和永久限制”（重大限制）！如果产生严重限制行为，被限制者有权通过享有独立公正（司法独立）的司法裁判实现追诉（废除和赔偿）！

先进的文明社会，须要尽量体现出公正透明。失去透明，公正便会严重受损！在没有言论自由（可以批评政府和政治官员）的社会，公正廉明绝不可能得到彰显！因此，互联网公司必须承担充分体现出维护言论自由的职责。它既没有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更不应该“独断”享有和参与限制民众言论自由的权力！我之前的文章已经做出过表明，互联网公司是向现代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生产和维护者。由于这类产品兼具推广和普及言论自由的功能，应当彰显现代社会政治的核心价值。加上社会政治是进行社会利益管理，因此互联网公司也就会兼具參与现代社会政治管理的职责。

再次申明，不要用“私企”来混淆互联网公司的职责！它是兼具社会政治经济管理功能（政府职能）的综合性企业（提供“综合性社会用品”），它不仅能够体现出“民主政治”，也会体现出“极权政治”。它的综合性功能和复杂性关系，须要依靠新兴的逻辑标准（原理）才能得到梳理。希望本文能够对影响和促进人类先进文明的“自媒体”存在严重价值分歧的司法管理（法规制定）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提供司法理论依据），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