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強的丫丫
1878年，《纽约时报》曾刊发过这样一篇社论:“倘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已经找到了从相对繁荣的东部省份去往美国的路，而一旦这条路向他们开放，他们将会从被饥荒侵袭的北方地区倾泻而出……中国人问题可能迅速成为美国未来比黑人问题更大的威胁……一旦中国人开始潮水般涌入，就很难知道何时它才会停止……”
百年前的美国媒体为何会表现出对中国移民问题的担忧呢？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在遭受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旱灾饥荒，这场灾荒就是“丁戊奇荒”。
（一）亘古未闻之惨状
1877年八月，兵部右侍郎夏同善上奏：“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荒歉频仍……此数十年未有之灾也，而山西、河南为尤重。”同年九月，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也奏：“本年山西、河南、陕西等省被灾甚重，直隶境内亦大半灾荒。”以上奏折所讲的就是发生在1876-1879年席卷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北方五省的一场特大灾害。按照传统干支纪年划分，1877年和1878年灾荒最严重的两年分别是丁丑和戊寅，所以，这场灾害才被称为“丁戊奇荒”。
1877年6月，曾担任过山西巡抚的抚鲍源深在上表山西灾情的奏折中写道，“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剥树皮以度餐。树皮既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甚至研石成粉和土为丸”，意思是说当时的民众为了活下去先是卖儿卖女，吃树皮野草，后来开始将石头磨成粉，泥巴搓成丸用来充饥。这种事情不止发生在山西，还广泛存在于北方五省等多个受灾区。此外，据1878年的《申报》报道，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不良商贩将人肉伪装成畜肉进行售卖的事情。如“卒至食人，初时假为骡肉，售钱每斤五十余文，饥民以其值廉，又舍此无从觅食，买充口腹，多有知之为不知也者。嗣货之者，售货之者亦众，而人肉之食遂视为平淡无奇。”这段报道讲的是商贩们打着骡肉的名义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售卖人肉，灾民们因别无他法而不得不前去购买，即便知道自己买的是人肉，也假装不知道，后来由于买卖的人太多了，以至于吃人肉都变成了平平无奇的事情，可见当时的灾情之深。
关于死亡人数，自1876至1879年，山西等北方五省，以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受到波及的地区饿死病死多达1300余万人，或许很多人对于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那么我们回溯历史，从公元前180年到1839年的两千年里，死亡人数过万的巨灾共有161次，死亡人数总计约9936994人，还不及一个“丁戊奇荒”。也无怪乎这场灾荒会随着商船和报纸传至西洋，被西洋报纸称为“全世界人近半个世纪以来最恐怖的经历”。至于这场灾荒发生的原因，则是一系列不良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
（二）仓储体系的崩溃
积谷备荒是我国古代应对灾荒的主要方式，晚清灾荒之所以如此严重，与仓储体系的崩溃密不可分。清廷入关之后，在前朝常平仓制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完整而成熟的仓储制度，一度使清朝的常平仓存储规模达到历史最大值，不过，这一切的背后却是一套脱离实际的严苛标准。根据清代名臣田文镜的实际调研，当时粮食存贮一年的损耗率为5%，存储两年的损耗则接近10%。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却要求仓谷储藏期间的总损耗率不超过4%，如果不能达标，出现的“亏空”就需要官员们自行赔补。依照清廷的损耗标准推算，一个县存储30000石粮食三年将产生3900石的“亏空”，即使按照每石1两白银的价格计算，负责仓储的官员也需要赔补3900两白银。
而当时县级官员一年的俸禄为200两，三年600两，仅仅依靠俸禄是不足以承担仓储亏空的，所以“各州县每于仓谷一项视为畏途”，即各州各县的官员们都将管理仓储视为非常可怕的事情。长此以往，为了填补亏空难免不会生出弄虚作假的贪腐之心。高标准严要求的初衷虽然是好的，但脱离实际的高压政策，一旦失去中央政府的严密管控就会立即失效。自道光时期外患肆起，清廷无暇内顾开始，日积月累的仓储弊病便浮出水面，多地仓储接连告急，事关京师安危的京通二仓也是年年缺粮，到了咸丰、同治、光绪时期，“积钱不积谷”靡然成风，常平仓储总额更是一年比一年低。
这种情况下清朝的常平仓仓储体系已经基本失去了备荒、赈灾、调控物价的能力，就在仓储体系日渐崩溃之时，恰巧又遇上了麦子歉收。
（三）麦子与棉花的博弈
在社会制度因素之外，麦子歉收是引发灾荒的直接原因，以灾荒最重的山西为例，受到中温带和暖温带两种气候因素的影响，贫瘠干旱缺乏灌溉的华北北部地区，人们以种植和食用小米为主。反之，土壤肥沃、水利发达的华北南部地区则“以麦为常食，三餐不可或缺”，而受灾最为严重的恰恰就是以麦子为主食的南部地区。对比受灾区域和当时的麦作种植区，两者也是高度重合的，说明了正是以麦子为主食的生活习惯遇上麦子歉收加速了灾荒的发生。
除了麦子歉收，山东、直隶、河南等灾荒地区，在灾荒发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粮食短缺难以自给的情况。原因在于棉花挤占了粮食作物的生存空间。明朝时期，棉花开始在华北地区大规模种植，到了清朝，由于其利润高昂，种植规模也越来越大。据道光年间河南《栾城县志》的记载，“栾地四千余顷，稼十之四，所收不足给本邑一岁食……棉十之六……民竭终岁之勤售其佳者以易粟，而自衣其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种棉挤掉种麦的现象，人们吃粮食需要用棉花从外地换取。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直隶等地，乾隆年间的直隶总督方观承曾在《御制棉花图·跋》中指出：“直隶广平、大名各府，麦地居十之五；正定、保定、河间、天津等府居十之三；永平、宣化、遵化、蓟等州府，麦地不过十之一二。”意思是说在乾隆时期，麦地所占比例已经下降到了“十之一二”，比例最高的广平、大名各府，麦地所占比例也才“十分之五”。因棉花的生长期和麦子冲突，况且以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无法实现棉花和麦子的同时种植，因此，种植棉花必然会减少麦子的播种面积，最终导致粮食不能自给自足，加上仓储体系日渐失去备灾功能，一遇歉收，便灾荒立现。
（四）灾荒之后的新思想
汉代大儒董仲舒曾提出“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的观点，意思是如果人君失德，国家失政，上天就会降下灾害来进行警示。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主要是为了将君权与上天联系在一起，赋予皇帝“代天而治”的无上特权。久而久之在“天象示警”思想的影响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将虔诚祈祷作为消除灾荒的首要选择。1876年灾荒初现时，光绪皇帝就意识到这是“上天示警”，立即表示要改过自新、修明政治，然而，其修明政治的方式无非是设坛祈祷、大赦天下，以及发布罪己诏等没有实际意义的行为，这种迷信“天谴”的陈旧思想也是“丁戊奇荒”灾情加剧的原因之一。
所幸，除了这种陈旧落后的主流救灾思想，灾荒之后各个派别通过深入的反思，提出了许多防灾救灾的新思想，甚至还有一些非常现代化的观点。譬如，洋务派把“灾荒一次比一次增盛”的缘由归咎于“树株一年较一年减少”，认为如果要消除水旱灾害，就需要未雨绸缪，广植树木，况且种植树木也不影响耕种，可谓一举两得。从现代科学角度上讲，植树造林的确可以增加降雨量，并起到一定的防洪抗旱、抵御风沙、保护农田的作用。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就曾上奏光绪，希望清廷可以鼓励民间植树造林，并对能种树一千株以上者给予一定的奖赏。
维新派则看到了灾荒与瘟疫相伴而生，“贫者死于岁，富者复死于疫”的残酷现实，认为灾荒之所以引起瘟疫肆虐，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卫生观念淡薄以及中国医学落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每每提起自己家乡设立的牛痘局（清代预防天花接种牛痘的医疗机构）时常遭遇民众抵制就感到万分痛心。为了解决灾害伤亡惨重的现象，维新派人士在“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等医学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广泛设立卫生机关，大力发展现代医学事业以保民恤民的“医学救国论”，这种超越前人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保护森林到发展现代医学等新思想的提出，赋予了“丁戊奇荒”新的意义与价值，如今不断完善的防灾救灾体系更是离不开过去的惨痛教训与先辈们的苦心孤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