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经过改开，大国与今天的朝鲜几乎无异。

群友评论：【朝鲜的大学生们普遍都有强烈的优越感，他们都认为朝鲜世界最强大，全世界都羡慕他们】。要不是中修拖后腿，美帝也早被赶出太平洋，全世界人民在新世纪初就应该过上了朝鲜一样幸福生活。现在中修和美帝被我们从未见过的可怕病毒肆虐，世界民众被传染病和暴虐，每天都是无数鲜活生命的死亡，只有朝鲜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好像也没什么说错。教育和宣传非常重要，让中国百姓同样感到国家强大、生活幸福，俄修和美帝传染病暴虐，黑人暴动，生活困苦；活在中国，有党来领导，3生有幸啊😏

留学朝鲜才知道“是中国阻挠了朝鲜解放全人类”

危国愚夫 11/12/2021

姜姜刚出国留学的头一年，寒暑假回国时最怕有人问她，姜姜，你去哪个国家留学呀？

刚开始的时候姜姜常常是支支吾吾地含混过去，可转天那些打听到消息的讨人嫌的家伙就会当面问她，“天呐，你有什么想不开的要去朝鲜留学？！”

姜姜的家在丹东，距离朝鲜的新义洲仅一江之隔。

在丹东，有很多从事对朝贸易的商人。姜姜的父母就是其一，不对，是其二。

我是在疫情的前的2017年仲夏去的丹东，去到那个著名的断桥上走了一遭。站在断桥上可以看到一组雕塑，与美国同样主题的那组无精打采、失魂落魄的雕塑不同，我们的很是雄纠纠、气昂昂。

姜姜之所以会去朝鲜留学，是因为她在大学读的就是朝鲜语。

姜姜是作为交换生交换到朝鲜的。

一听到她留学朝鲜，很多人就会摇头或撇嘴。但是姜姜说，一切都还好，只是网络不给力。

从跨过边境那一刻起，来自中国网络运营商的信号就越来越弱了，没等她到了平壤，信号就彻底没了，从此她也就开始在朝的“半断网”生活。

在朝鲜，50M流量每月收费为25刀。

25刀就是一百六七十人民币，这让家境并不富裕的姜姜难以接受，再说50M又能干什么用呢？不要说视频，就是图片也传不了几张，连微信都不敢开。

不过有一点，那就是什么网都能上，并没有什么墙，油管和非死不可只要你肯花钱都能上。

同去的同学里也有富二代，姜姜会蹭他们的"热点"。

当然，这种网络自由只是属于在朝留学生。普通的朝鲜学生只能够连接到国内的局域网上，绝没有可能受到这些“西方产物”的侵蚀。

朝鲜同学也是有手机的，他们的手机是自主研发“平壤”、“阿里郎”等品牌，这些手机也能玩小游戏，比如俄罗斯方块。

没错，就是你二十年前用的那种手机就能玩的游戏。

留学生办手机卡也要在指导员的陪同下才行，导员要担保签字，出事了，要连坐的。

还有，在朝鲜禁止使用Wifi，留学生们会偷偷的用，但被抓到是要罚钱的。当然罚的是美元，朝鲜人讨厌美国人的一切东西，美元除外。

姜姜就读于金亨稷师范大学。

金亨稷是金成柱的老子，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师范大学倒也合适，因为他是教书匠出身，教过小学。他十八岁时生的成柱，32岁时就死了。

让姜姜感到不适应的是“在朝鲜，有些基本生活所需都满足不了。

“停水停电是经常的，宿舍里的马桶像是一个摆设，不能用，洗个澡像小学时学校组织看电影一样，一周才能一次。常常自己都能闻出自己的酸臭味来。”

“吃饭就更不要说了，像买彩票一样，全凭运气。”

还有，东西都死贵的，在外就餐，两个人一般要花30刀，两百多块人民币呀，还吃不到啥。

因为这，中朝国际列车上的列车员就有了一份兼职：代购。

姜姜说：“朝鲜人对美国充满了敌意，给我们留学生的教科书上竟然有‘我们胜利者往美国佬的脸上吐口水’这句话。”

在朝鲜几乎基本见不到英文，也几乎没有英语教育。但见到外国人来消费都要用美元支付。

朝鲜的学校会安排留学生和朝鲜同学住同一宿舍。“名义上是照顾，实际上是监视。”

“我本以为我们相处的很好，可是经历那次‘举报’后，我觉得有些界限还是要划分明显。”

姜姜有次周末和一起来的留学生去妙香山玩了一整天。晚上回宿舍很晚。结果第二天，她就被导员叫去训话，问她：为什么违反规定私自离开平壤。

姜姜知道，她被室友告密了，从此她刻意跟室友保持距离，不再分享过任何私事，看韩剧时也不让室友跟着看了。

说起朝鲜的同学，姜姜也会说到他们的骄傲和自豪来。

朝鲜的学生们普遍都有着强烈的优越感，在他们的脑子里他们很强大，全世界都羡慕他们。

只是在看到我们这群外国留学生，拥有各种高科技电子产品，部分留学生还挥土如金时，他们会感到不解，他们不都是没解放的受苦人么，怎么会这么有钱？还有他们的国家不是很落后么？怎么会有这么先进的电子产品？不过他们虽然有困惑，但不会和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作为中国留学生，我们对抗美援朝都很了解。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功劳不用多说，如果没有志愿军，朝鲜战争的结局不言而喻。

但在朝鲜学生眼里，对抗美国的功绩都在老金身上。朝鲜小学课本里，还有老金用步枪干掉美国喷气飞机的文章，据说彭大将军也在场，都被吓呆了。

他们觉得因为有他们伟大的祖国顶在前面，所以美国不敢入侵中国。美国被他们压在境外，所以中国应该感谢他们。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也就成了理所应当。

在朝鲜很少见到世界地图，所以他们脑海里没有世界大国疆域的概念。如果看到中国、美国和俄国的疆域那么大，不知他们会怎么想。

朝鲜的同学最常对中国同学说的话就是，在朝鲜战争时期，本来朝鲜伟大的人民军已经将美帝国主义赶下了大海，但中国请求不要拖下去了，所以伟大的金首相才不得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放了美帝一马。

当年如果没有中国的阻挠，朝鲜同学语气坚定地说：朝鲜现在早已经解放了全人类，让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过上和朝鲜人民一样的幸福生活。

“文革”结束时，国家成了这个样子

ZT 月王说 Yesterday

作者：蝶梦依然；转自：蝶梦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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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 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那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这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

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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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

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万里担任安徽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安徽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这个1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5%，1960—1965年为9.8%，1965—1970年为11.8%。从1955—1970年，日本GDP增长了7.2倍。日本、美国、欧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在这期间，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

但在随后的20年里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经济总量遥遥领先山东。弹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整个中国内地当年只有148亿美元(《港澳经济考察报告》，1978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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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外经济科技之间巨大差距的真实认知，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通过出国考察访问实现的。“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这样，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重要的考察团包括：

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等为副团长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

其中西欧五国团最引人注目。该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看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

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追寻1978——中国改革开放访谈录》，第558页)

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服装式样多，农民都穿***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我们“实在觉得很寒碜”。

1978年6月1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开会，专门听取了访日团、港澳团和西欧五国团的汇报。中央领导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获得的共同感受是：没想到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

人们无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再不调整政策，另寻出路，改革开放，奋起直追,真是愧对人民、愧对国家、愧对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