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有文字记载开始，中国便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和与国度。而且，地处亚洲的汉族社会在世界上范围内来说最早具体男权社会形态。因此，中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即是一部以男权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这从中国人的家谱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中国人自秦汉朝代起，便开始形成修家谱的传统，尤其是皇族和大户人家。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家谱是表现中国男权社会的一个典型的证明。因为在家谱中，只有男性成员才能够做为宗室的成员加以排序，而女性成员则属于旁支。毫无疑问，孔丘是重男轻女的，这说明在孔子时代，地处华北平原的一带地区已经是一种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孔子讲“为女人与小人难养”的话本无可厚非，只是反映一个男权社会里男人对女人的看法而已。

亚洲大陆的良田沃土是大自然的赐予，历史上，亚洲的以汉族为主体的黄种人，不仅人数最多，而且在社会文明的程度上也最为先进。但是，汉族社会却始终没有发生类似西方社会的大规模的产业革命。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汉族社会在公元10—13世纪后，从朝代上说大致是宋朝后，汉民族在社会发展的程度上便开始逐步落后与西方的以白种人为主体的欧洲社会了。自宋代之后，中国本土在科学技术方面似乎没有涌现过世界级的杰出人物。

大自然赋予亚洲平原的良田沃土，使得黄皮肤、黑眼睛的黄色人种，最早开始具有成熟的定居生活，并且最早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体系。汉族的男人们始终充当面朝黄土背朝天进行耕种和收割的主要劳动力，除此之外，所谓的看家护院、保家卫国等暴力行径与战争更是需要男人们去为之献身。

固然，把男女两性相比，男人的智力比女性要高，这的确是一个客观事实。在社会生活中，男权的形成首先基于男性在体能上比女性具有明显的优势，并且在智慧普遍的高于女性。汉字的发明者仓颉肯定是男性，即使在世界范围内，男性的文明创造力以及文明程度，对于社会的整体文明的发展有着比女性更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男人对待女性的态度，基本上是缺乏大爱、真爱与纯爱的，而是把女性视为满足生理的性欲以及传宗接代的关键。没有超于生理欲望的两性之爱，使得中国社会的男女两性关系表现的极其低下、神秘而且猥亵。我故乡的农民说的一句话是——骗来的媳妇买来的驴。中国的文学作品中难以找到崇高而圣洁的爱情故事，相反，从《三国演义》中的潘金莲、《水浒传》中的扈三娘，再到《三言二拍》中的种种男女故事，除了把女性表现的淫荡或者粗俗外，便是赤裸裸的肉欲的描述。中国的男人的缺德典型地表现在对待女性的心理、态度和立场方面。严重而普遍地缺乏人格平等的意识和纯洁的真爱。

其实，性欲是一切动物都共同拥有的本能的生理现象，这也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动物界繁衍自身种群的唯一途径和方式。对于人类而言，咋没有文字记载之前，人类的性欲是以何种方式表现的？在中国有文字记载之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毫无例外的都是妻妾成群，在皇宫之内泛滥这本能的性欲，随之发泄，有的皇帝甚至要求宫内的女人全部穿开档的裤子，目的就是为了自己性交的方便，然而，在民间社会，却提倡一种禁欲的理念，把性欲视为洪水猛兽。可见，在性欲上，一方面是统治者的口是心非和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却严厉控制普通百姓的生理欲望。一方面是把男人们在一夫一妻制度下的出轨视为正常，另一方面却对女人的出轨视为杨花水性和趋炎附势。

从改革开放时期以来查办出来的所有的“贪官”来看，几乎所有的“贪官”都有数位众多的情人，其实这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下男性官吏们的历史传承。

掌握政权的阶层即社会的官僚阶层，是男人中的关键少数，在历朝历代，都属于社会的精英分子。对于社会发展与进步发挥着最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尤其如此，从秦始皇到毛泽东，最能够说明问题。而一个民族社会，如果没有一大批符合文明价值标准的、优秀的权力阶层，那么，这个社会注定会是一个充满不公平与邪恶的社会。

从政治意义上说，中国的传说中的夏商王朝，便是一种以家族控制整个社会权力的政治制度形态。在中国的家族政权专制体系中，男人对男人的身体摧残，最典型的表现是太监制度，这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难以找到第二个相似或者相同的制度，而男人对于女性的摧残，典型的表现是缠足。而在太监制度和缠足过程中，太监制度的形成历史以及摧残人数没有详细的记载，同时，缠足的起源以及对于幼女的摧残数字，也是一个无法统计的历史现象。由此，事实上，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真诚的对人的生命本身的敬爱和敬畏。在权力者的严重，任何人都只是一种任其驱使的工具。太监制度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的人性表现是自然的和坦诚的。比如孟子见齐宣王时，齐宣王向孟子承认自己有毛病——即“三疾”：好勇、好货、好色。齐宣王是在是真诚而坦荡，然而，在秦始皇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君主如此坦诚地说出这样的问题，因此齐宣王与孟轲的对话，成为一个孤例。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在文化上还普遍具有一种自然的人文主义的倾向。

在中国，嬴政被称为千古一帝。嬴政的缺德当然是他的“焚书坑儒”。其实，除此之外，嬴政还有其它的一系列的荒唐作为，嬴政是奠定汉民族强权政治行径的一个源头。到项羽和刘邦的冷兵器条件下的政权争夺，更是毫无文明价值以及看不到文明人性的血腥暴力。公元前205年，刘邦率50多万人伐楚，项羽自率3万人应之，却大破汉军。楚军攻到刘邦老家，家人四散奔逃，刘邦路遇一子一女，一同上马车逃命。楚骑追至，汉王嫌车速太慢，将儿女推至车下，如是三次，幸亏滕公全下车救起。 后两年，楚汉相恃，数月僵持。项羽立起大锅，拖出刘邦父亲，向刘邦喊话说：你再不下来应战，我要将你的父亲煮了。刘邦答道：当年我与你反秦时，约为兄弟，我父就是你你父。你如果想将你的父亲烧熟，就请分我一杯肉羹。可见，在项羽和刘邦的争夺过程中，什么仁义礼智信，甚至连人之常情都被丢到九霄云外，唯一目的即是要自己活下来和让对手去死。遗憾的是，由项羽和刘邦起形成的这样的争夺国家政权的方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1946—1949年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争夺政权的方式，实质上是楚汉战争的翻版，只是披上了一件政党的外衣而已。直到20世纪中叶，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国家政权之争，仍然经历了1946—1949年长达三年多的大规模的战争。

战争当然是属于男人们的事情，男人们在战争中去流血牺牲也是本分。但是，事实上，中国的无数次战争都是没有“战魂”的战争，哪些士兵们，不过时被他们的长官驱使下的战争祭品而已。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士兵与民众的“无量头颅无量血”，都没有能够赢得一次真正的属于普通民众的胜利。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毕竟还存在宋襄公这样的战争统帅，之后的中国，便再也没有了宋襄公。而且，直到20世纪，中国都从来没有过一场所谓的“义战”。

不过，泓水之战却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绝响。宋襄公的名兹甫（？－前637年），《史记》中记载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春秋时宋国第二十任国君，在位于前650年至前637年。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与救郑的楚兵展开泓水之战。泓水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38年初冬，宋襄公领兵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便派能大将成得臣率兵向宋国国都发起攻击。宋襄公只好从郑国撤退，双方的军队在泓水（古河流名，故道约在今河南省柘城县西北）相遇。楚军开始渡泓水河。目夷说：“楚兵多，我军少，趁他们渡河之机消灭他们。” 宋襄公说，“我们号称仁义之师，怎么能趁人家渡河攻打呢？”楚军过了河，开始在岸边布阵，目夷说：可以进攻了。宋襄公说：等他们列好阵。结果是宋军大败。宋军埋怨宋襄公不听公子目夷的意见，宋襄公却教训道："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同时也不攻打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尤其是古人每当作战时，并不靠关塞险阻取胜，寡人的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仍然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宋襄公在这场战役中被楚兵的毒箭射伤了大腿。次年（前637年）春天的一天夜晚，宋襄公自知时日不多了，在灯光下对大司马和目夷说：我把楚军中年纪大的人视为兄长，心目中没把他们当成仇敌,对他们讲仁义，不肯伤害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竟对我下毒手!说罢死去。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的确不是“蠢猪”，在中国的1945年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国民党军队进行的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中，才有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尤其是东北，对长春的“围而不打”，导致几十万平民饿死孤城。

中国男人的缺德，在政治上表现为对于权力的暴力争夺，在其它的社会关系上也是使用一种强行的征服的方式。因此，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来没有良好的平等的沟通机制和解决问题的渠道。

中国的男人们（主要是政治家），从来没有试图为自己的社会设计一种公平、公开、公正的公权力制度，一方面让人民获得幸福，一方面限制权力即把权力关进笼子。赢得权力的一方是赢者通吃，赢者王侯败者贼，为所欲为的专权和滥权，不容不同意见的表达，更不容异己者的反对。当然，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没有对部下和臣子进行过残酷的杀戮，他的方法是“杯酒释兵权”，然而，中国却没有能够从制度上根本改变公权力的产生制度。当宋朝在1279年通过崖山之战而被蒙古族灭掉之后，从哪时起直到20世纪末页的1980年，我们这个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几乎经历了长达700年的黑暗岁月。

在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创造首先需要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然后由政治家们去组织执行和落实。西方13—16世纪的文艺复兴是由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雕塑家、科学家共同创造的，之后的欧洲社会涌现出一大批科学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是13—18世纪欧洲社会演变与进化的三大历史性事件。到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大革命时代，更有孟德斯鸠、洛克等一批思想家潜心研究和设计崭新的政治制度，他们阐述的价值以及提出的制度模型不仅成为欧洲社会的基石，到1776年美国建国时，被华盛顿为代表的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所继承。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了难以计数的伟大的男人，他们散发着文明人性的无限光辉。美国当然首先是由华盛顿们创建的，但是，真正成就美国伟大的却是美国的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企业家们。

可以说，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真正拥有智慧的人群永远是科学家和企业家，而不是统治者。中国是一个从来没有充分的社会分工发展的国度，“官本位”是制约社会进步的一个历史的和现实的障碍。

在产业技能上，中国形成了“传男不传女”的传统，政治上的长子世袭制是国家政权传授的主要方法，而一些技能的传授，比如医术或者其他的劳动技能，也是传男不传女。这样的传统加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固性和不易变化性。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肯定是讨厌中国的男人的，他借书中的男主角——贾宝玉而说出了——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在曹雪芹的时代，整个社会环境导致无法诞生出真正优秀而伟大的男人。

21世纪中国文明事业需要一代代伟大的男人的劳动、发明和创造。眼下，普遍说来，中国大陆社会仍然是一个严重缺乏真正的精英集团的社会，正因为如此，普通的社会成员才严重缺乏社会的公平感和正义感。一个严重缺乏社会精英群体的国家注定是平庸的和缺乏创新能力的社会。在21世纪，中国的精英集团理当由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和企业家共同构成。

中华民族的优秀的男人们，应该勇敢地承担社会发展和文明创新的任务。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在世界东方曾经涌现过姬昌、墨翟、张衡、蔡伦、祖冲之、李冰、沈括这样的文化和科学人物， 在21世纪，中国需要在自身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中，诞生出无数位的杰出的伟大人物，由此，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才能够逐步的美好起来。

中国的男人们在汉民族的文明创造过程中始终承担主要的任务。在21世纪，汉民族社会必须首先在各行各业中涌现出无数位文明而优秀的男性，我们的国家才能够逐步的走向富强，从而实现普遍的幸福。然而，这需要中华民族的男人们必须首先实现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价值的升华，从而为全民族开辟出一个恒久的太平盛世。

徐国进

2017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