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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人一提到打仗就興奮,魯迅先生怎麼說?
送交者:  2021年11月06日11:06:27 於 [世界時事論壇] 發送悄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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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有人喜歡戰爭,一提到打仗就興奮?魯迅先生在90年前便很認真的思考過這個問題。

  1931年1月,魯迅先生寫了一篇雜文《觀斗》。在文章中,魯迅先生認為:

  我們中國人總喜歡說自己愛和平,但其實,是愛鬥爭的,愛看別的東西鬥爭,也愛看自己們鬥爭。

  接下來,魯迅先生舉例說:

  最普通的是鬥雞,鬥蟋蟀,南方有斗黃頭鳥,斗畫眉鳥,北方有鬥鵪鶉,一群閒人們圍着呆看,還因此賭輸贏。古時候有鬥魚,現在變把戲的會使跳蚤打架。……

  任他們鬥爭着,自己不與斗,只是看。

  對於民國時期的軍閥混戰,當時的民眾樂於當一個看客:

  軍閥們只管自己鬥爭着,人民不與聞,只是看。

  魯迅先生的筆頭一如既往的鋒利,用一針見血、犀利的言語把當時國人的這種“看客”心態,揭示的淋漓盡致。


  有些人喜歡戰爭,是在以一種“看客”心態,所以才會一提到打仗就興奮,一個個“頸項都伸得好長,仿佛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看客”們的內心都是病態的,他們在安全的時候,表現得最勇敢;在花銷他人的生命的時候,表現得最無私。“看客”們非常清楚,自己沒有上戰場,打起仗來,死的傷的不是自己,所以他們越說越激動,眉飛色舞,唾沫橫飛,手舞足蹈,如同自己是在指揮千軍萬馬、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

  至於軍閥們為什麼要不斷挑起戰爭?魯迅先生的目光同樣犀利。

  在《觀斗》一文中,魯迅先生說,那是因為“軍閥們也不是自己親身在鬥爭,是使兵士們相鬥爭”,所以“頻年惡戰,而頭兒個個終於是好好的”。

  對民國期間軍閥混戰的混亂局面,魯迅先生是這樣描述的:

  忽而誤會消釋了,忽而杯酒言歡了,忽而共同禦侮了,忽而立誓報國了,忽而……。不消說,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來了。

  總有一些恬不知恥的人自稱是“當代魯迅”,這些人津津樂道於魯迅罵人的高明,句句戳心,能讓被罵的人氣到想吐老血。

  這樣的解讀實在是太過於淺薄了。

  魯迅先生的偉大,從來不是因為他罵人的尖刻,而在於他對底層民眾的悲憫。

  魯迅有怒民眾不爭的憤懣,更有哀民眾不幸的慈悲。

  淺薄之人眼裡的戰爭,只有復仇的熱血、對敵的勇武、凱旋的威風,甚至兵器的帥氣,所以他們樂不可支,興奮異常。

  魯迅先生眼裡的戰爭,有農家子弟的屍橫遍野,有赤地千里的滿目瘡痍,有婦孺老幼的顛沛流離朝夕恐慌。

  1932年12月31日,魯迅先生在當天的日記里寫下這樣的詩句:

  華燈照宴敞豪門,嬌女嚴妝侍玉樽。忽憶情親焦土下,佯看羅襪掩啼痕。

  華燈輝煌,在富豪們的宴席間斟酒侍候的一個底層女孩,忽然想起了埋葬在焦土之下的親人,不由得悲從中來,淚流滿面。但是這眼淚,卻不敢讓人看見。

  “強顏歡笑”的痛,是最深的痛。詩中的“掩啼痕”,重若千鈞,在控訴戰爭的罪惡,也凝聚魯迅對飽受戰亂蹂躪的底層民眾的深厚同情。

  對於那些喊着各色“救國”口號,並從中牟利的人,魯迅先生非常厭惡。在1933年2月的《航空救國三願》一文中,魯迅先生對這類人進行了無情的嘲弄和譏諷:

  銀行家說貯蓄救國,賣稿子的說文學救國,畫畫兒的說藝術救國,愛跳舞的說寓救國於娛樂之中,還有,據煙草公司說,則就是吸吸馬占山將軍牌香煙,也未始非救國之一道雲。

  魯迅先生的筆鋒是冷峻的,刻畫這各色人等的愛國生意,入木三分。

  魯迅先生一生熱愛和平,是堅定的反戰主義者。

  1933年,世界反戰會議組成由巴比塞領銜的代表團,前來中國出席遠東反戰會議,魯迅聯合茅盾、胡愈之、葉聖陶、郁達夫等105人簽名發表了《歡迎巴比塞代表團啟事》,對代表團的到來表示歡迎和擁護。

  8月18日,魯迅、茅盾和田漢3人更是不顧當局的嚴厲打壓,公開發表了《歡迎反戰大會國際代表宣言》,對國際反戰大會遠東會議在上海召開,和參加會議的國際代表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

  魯迅先生堅決反對日本侵略中國。

  1932年,日軍挑起一二八事變,向上海發動進攻,中國軍隊奮勇抵抗。

  2月4日,魯迅即與茅盾、葉聖陶、胡愈之等43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發告世界書》,呼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革命的文化團體及作家們,“立即起來運用全力,援助中國被壓迫民眾,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戰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2月7日,魯迅再次同茅盾、陳望道等129名文藝界人士一起發表《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強烈抗議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侵略暴行。

  1935年10月,日本詩人野口米次郎在訪問印度的途中,特意繞道上海,拜見魯迅先生。主賓雙方寒喧一陣後,野口米次郎問:“日中親善友好能出現嗎?”

  魯迅冷冷回答:“要是有可能,那也完全是日本人個人的說法。”

  這是一次不愉快的談話,顯示了魯迅的民族氣節和錚錚鐵骨。

  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發表於1936年8月《作家》月刊第1卷第5期)一文中,魯迅先生表示:

  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

  過去幾十年,在中國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戰事。中國的年輕一代是幸運的,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家,遠離戰亂,踏踏實實地過安穩日子。

  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為我們贏得了難得的發展機遇。這幾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並一躍成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是,在網絡上,總是能見到一些殺氣騰騰的言論,一些人渴盼戰爭,動輒“血洗╳╳╳”“核平╳╳╳”“。╳╳╳”“留╳不留╳”,隔着屏幕都能聞到一股暴戾之氣。

  而這些人中,居然有用魯迅先生的照片做頭像的,還有常常自詡是魯迅的學生的,這真是極大的諷刺。

  魯迅先生嚮往和平,從來就不是一個“好戰分子”。魯迅先生悲憫戰亂中的百姓,憐惜卑微者生命之脆弱。

  即使對敵人,魯迅先生也很“拎得清”。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魯迅先生也會將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人民區分開來。

  對日本侵略者,魯迅先生深惡痛絕,但魯迅先生與很多日本民間熱愛和平的反戰人士關係友好,如高富良子、山本初枝、西村真琴等。

  1933年6月21日,魯迅先生在收到西村真琴的一封書信後,寫下了著名的《題三義塔》,其中有兩句詩廣為流傳,被很多政治家引用過: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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