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之声】中共的恐惧文化 The CCP’s Culture of Fear(ZT)

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理想主义已经过时，「随大流」的外壳底下是肆无忌惮攀登权力和追逐个人利益。

大约两千多年前，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它不仅带给中国的信仰体系巨大的变化，也冲击着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总的说来，佛教的传入是很温和的，它到了中国后，即以中土的面貌蓬勃发展。禅宗则是中国人所创。大约 200 年前，随着英国砲舰抵达中国海岸，对中国唯一较大的外国文化影响随之流入，而它却带来了干扰。西方似乎在对中国说，「跟上来吧，要不只有死路一条」。如何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人的痴迷追求，它孕发了很多事物，包括中国共产党（CCP）在过去七十年带来的许多狂热扭曲。

如何衡量中国急于改革自身的一个方法是，留心中国领袖人物使用「新」这个词的频率。1902年，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提出了「新公民」的概念。二十年后的五四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1934年蒋介石发起 「新生活」运动。 1949 年共产党上台，是「新中国」的到来，而 1960 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鼓吹了「社会主义新人」。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接下来的几年被称为「新时期」。今天，习近平的口号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注意，这几种「新」，不是指相同的事物；所提出来的「新」，都是全然的「新」。

中共在中国推行的悲剧性政策，可以看作是它想抄捷径而过度抓狂。东亚其他地区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向现代化的过渡，是循序渐进的，因而做得更好。中共急于称霸世界，几度冲锋陷阵失败。19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遵循毛泽东「超英赶美」的计划，最终导致3000多万人饿死。「在灵魂深处干革命」、「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文革诉求，本意是中国要向世界展示一条通向人性新面貌的神奇之路，但实际上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沈重打击，其后果一直持续到今天。邓小平的独生子女政策，意欲在 1970 年代后期迎头赶上现代化经济，但到2010年代，这个政策严重导致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化问题，必须要勐力逆转。

习近平最近放飞的幻想表明了同样的模式。他的一些主张类似于1960年代后期的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中国是世界的新典范；伟大领袖不可能不正确；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认同新中国，感到自豪。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伤痕」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干部几乎一致表示，类似的事情不会再发生。当时，我相信他们。如今，我却不信了。网络版的文革「斗争大会」已经出现。适应新时代的文革捲土重来，肯定是可能的。

在评价中共的历史时，必须要区分早期出于理想主义入党的成员，和1950年代中期之后，出于自身利益而加入的成员。李慎之、韦君宜、刘宾雁、方励之、资中筠等人叙事宏大的回忆录说明，在1930 和40年代，年轻人如何被党所宣扬的目标（包括言论自由和民主）所吸引，即便牺牲事业、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入党。 1991年，《炎黄春秋》杂志开始刊登这些年长者的回忆文章，详细描述了中共早年是如何误导他们的。对于这些老牌革命者，政权不能轻易让他们闭嘴。但该期刊在 2016 年被查封。

1952年秋天，方励之去北大读书，当时宿舍楼还没建好。他和同学们只得在体育馆的地板上睡觉和做物理作业。尽管如此，方还是欣喜若狂。他感到「内心燃烧」，就和女朋友比拼谁能先入党。1950 年代初，刘宾雁同样被新社会的理想所吸引，正在努力要实现它，却突然被政府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在震撼中，他的第一反应是：天哪！我一定是个右派，只是自己没意识到。毛主席不会错。我必须审视自己，挖掘错误，并纠正它。

类似的经历让狂热的中共青年们慢慢意识到了另一个区别：党的核心和他们个人之间的差别。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根本误解了毛泽东。毛不是什么现代社会主义者，也不算任何类型的现代领导人，实际上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魅力领袖们有更多共同之处。那些好汉们的一贯目标是在尽可能广泛的领域获得无可置疑的权力。十四世纪的红巾军、十八世纪末的白莲教、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和二十世纪的共产党都有着共同的元素：表面平等的意识形态之下，隐藏着等级、剥削和高度神秘的统治结构，并塑造出一位魔幻的、半神的领导者，依靠着「天书」，里面包含道德规范，并承诺将有理想世界到来。

80年代，我第一次听到中国知识分子用「流氓政府」这个词指向中共政权，以为是受苦人的夸大其词。但在后来的年岁中，我也经常从原本支持中共运动的、性情温和的老辈那儿，听到 这四个字。说的也很贴切。中共的运作靠自上而下的等级权力和法外的个人忠诚，为追求私人利益，不惜伪装、操弄，甚至在「必要时」采取致命手段。它更像是黑手党，而不是现代政府。我对使用「黑手党」或「流氓政府」之类的词，犹豫不决，担心有些西洋读者会简单地得出－「林培瑞是极端分子」的结论，而拒绝阅读。虽然知道可能要付如此代价，我依然使用它们。因为屏蔽读者瞭解真相，往后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起义组织的「天书」往往有外国渊源。这种陌生感增加了他们神秘的光环和提高了他们那半人半神领袖的魅力，让人们相信天堂即将到来的承诺。红巾白莲咒文是关于弥勒佛，一位来自遥远印度的菩萨，已经顿悟成佛，能说法佈道，众生皆闻。太平天国的异域宗教是一种基督教的变异，据说神教领袖洪秀全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的追随者皆可升天。对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同样是外来的，有一种神奇的意味，承诺了人间天堂的到来。斯大林也给了毛很多实际的支持，这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天书」是额外的礼物。

毛泽东将自己供在马克思主义的万神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诚然，他借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读了多少马克思？过去几年，我一直在撰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详细传记，他于2017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长期监狱服刑期间去世。据我的观察，刘阅读过马克思显然比毛更认真得多。

毛泽东贪恋的是权力。1949年之前，他和中共及军队逃避了国民党政府，躲过了日本人的攻击，然后在内战中击败了国民党。不择手段是理所当然的。包围长春，饿死了15万人？—只要能达目的，放手去做。1949年后消灭反革命——杀几百万？ 可以的。毛先定指标，分地区，然后定额杀人。而且，严格地说，毛自始至终的目的，不是为中共的组织，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力。毛泽东从1930年代就开始玩弄手段，清除对手，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

在西方，大跃进有时被看作是一种将共产主义带入中国农村的乌托邦式的尝试，但对毛泽东来说，不是这么回事。他为增强个人实力，想让农业超产，将多余的收成和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来支持重工业。当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民在飢荒中成为饿殍时，毛泽东将谷物运往苏联，以换取技术——不仅是建筑技术，很可能是原子弹技术。

外界如何误解毛的动机，有个很好的例子。许多西方人听说过毛的那句妙语 「妇女顶着半边天」把毛被视为女权主义者、平等主义者、进步思想的领袖。废话。毛对女性极度不尊重的证据再清楚不过了。而事实上，毛并没有说，「妇女顶着半边天」。他说的是：「妇女能顶半边天。」意思是，还没有做到，但可以做到：可以走出家门，进入田野，进入工厂，与男人一起工作，推动毛计划向前发展。

从1957年到1976年，晚期毛主义运动最具破坏性的一个结果是，1950年代初期的理想主义语言被掏空。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词句变成了套话死句，但还得挂在嘴边。这就使得系统性的造假成为必要。操纵意识形态语言成为一项重要的生活技能。文革期间人们被要求参加「学习会」，并轮流「表态」。虽说是自己的观点，但被其他人仔细审查，挑出与「正确性」背道而驰的蛛丝马迹。在别人的讲话中找出毛病，可以为自己加分。

与这种语言转变同时发生的是，人们加入共党的原因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中国社会现在提供了一个通向成功的阶梯；入党几乎是迈向任何目标的第一步。理想主义已经过时了，已被虚拟的理想主义所取代，只要模仿得「正确」，模仿理想主义就会奏效。

在毛去世后的十年里，这一趋势出现了有趣的逆流。一些仍然受到理想启发的人决定加入（或重新加入）党，不是因为党能成为实现理想的工具，而是因为它是尝试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1950 年代后期被开除党籍的方励之，于1970年代后期根据这一原则重新入党，并敦促他的本来只管科学的研究生们也这样做。理由是什么呢？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共产党都在管理着我们的社会。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适应这个事实——就像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适应天气一样。我们能做的就是入党，但愿它不那么糟糕。

198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求与党对话。一些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等——表现出相对开明的态度，有时甚至会倾听社会的声音。但这种模式以1989年6月4日对民主示威者的屠杀告终。自由派知识分子不仅厌恶到不再有对话的慾望，而且现在领导层中也没有人愿意与之对话。胡耀邦死了，其他改革派领导人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被吓得保持沉默。

在 80 年代后期，对官倒腐败的普遍抱怨——控制工厂、矿山和其他「工作单位」的官员，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将公共资源转移到私人手中，从而不劳而获得到巨大的利益——在社会上流窜，成为许多街头抗议的理由。在大屠杀后的1990年代，随着最高领导人甚至放弃与社会互动的伪装，他们转向掠夺中国经济，手笔之大连官倒都相形见绌。高级官员砍掉了经济的很大一部分——电力、信息技术、银行、航运——将控制权交到自己家族手中，让他们攫取了巨额财富。这种模式向下渗透，实际上是对地方官们说，「在你的势力范围内盖住摀住，别惹麻烦出岔子，我们就给你掠夺通行证。」

也许会有人问：如今已经变得这样虚伪变态和物质主义的中共，为何仍然需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伪装在党的言论中，依然相互呼应着，如果马克思返回到人间，也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得穿社会主义的衣服？当然不是为了怀旧。从广义上讲，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出于国际目的，另一个是面对国内的需要。

「社会主义者」这个标籤在很多国际人士的耳朵中能引起热烈的共鸣。同时，外国人普遍不了解中共的黑手党性质，看不出它与社会主义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 （按照这样的标准，台湾社会更「社会主义」。）中共可以在国际舞台上使用「社会主义」一词，来制造自己与民主政府之间的道德平等感。可以说：「双方有不同的制度，需要相互尊重。你通过民主为你的人民说话，我们通过社会主义代表我们的人民。」但这种语言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事实——大到一般人平常不注意——是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它代表了一个在 1949 年夺取政权，并一直掌权到今日的庞大私人团体。暗示「双方」之间的道德对等，那可是一种甜言蜜语的欺诈。

这一点于2021年3月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得到了展示，（尽管许多西方人没有注意到），当时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与正式被任命为中国中央外事委员会主任的杨洁篪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前，清晰地代表着「双方对等」的客气谎言。两边的发言人都必须注意自己的话语——不仅是在屋子里所表达的意思，而且是为了他们家中观众听在耳里的话语。但观众是谁？在此，两边有根本性的分歧。布林肯必须牢记美国媒体、其他美国政客（包括反对党）以及最终美国选民的可能反应。简而言之，他必须照顾几个方向，包括向下看。相比之下，杨朝上方凝视，丝毫不须多方照看。他的关键听众是一个人，即习近平。他的任务在安克雷奇说习近平想在安克雷奇有人说的话。认识杨的人告诉我，他在会议上听起来不像他平时的样子。他听起来像是排练过的。如果杨的声明中的重要段落不是习近平直接口述的，那才怪呢。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国内的作用是不同的，虽然在某一方面与国际上的功能相似。与权力无关的中国人看到在庄严华丽的正式场合，意识形态闪闪发光的外表，并强势地将荣耀和正确据为己有，就像外国人听到「中国社会主义」和「双方」这样语句时，他们会相信「我们（中共）是合法的」应该是真的。然而，在体制内部，意识形态语言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许多不那么突出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话语都是政治棋盘上，为达目的而使用的棋子。棋子的意义远不及正确下棋的行为重要，而这种行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表明了一个人对权力的忠诚。

源自当今领导人的词句自然比以前的词句更重要，但语言谱系可以追溯到毛泽东——而且必须如此，因为党自称有合法性的语言也源于毛泽东。领袖思想的传承，是思想上的第三条轨道，绝对不能触碰。很难说如果这道线被突破，中共政权是否真的会崩溃，但同时很容易说，毛以后的每个高层统治者生怕会有这种危险。

在中共的体制下，官职的升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的意见。但是当上级想要惩罚某人时，他或她仍然需要正式的理由，比如：腐败（即使是任意定的）、性行为不端（即使是虚构的）、未能达到指标或未能「维持稳定」， 或者证明一个人的言论「不正确」，这时意识形态就至关重要了。在语言游戏中正确的表现，比一个人的实际想法更重要，谁都知道失误会带来惩罚。

有一系列的惩罚从警察「访问」开始，他让你知道你不说或不做某些事情，你的未来是否会更好些；你不听，第二步是进行微妙的威胁，比如，您的孩子可能无法进入您喜欢的学校；然后，再不听，就到了严酷的结局：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全天候的监控、软禁、监狱、酷刑、死亡。

在整个社会中，人们瞭解了这种换着花招的惩罚，会产生一种普遍的恐惧，从而引发自我审查。这里的「恐惧」并不是指当头棒喝式的剧烈恐慌。因为危险是如此恆常不变，人们习惯了，轻率地避免它们——就像徒步旅行者在山路上绕过巨石一样。我们可以称之为「僵化的恐惧」。不尖锐也会有效地指导人们的行为。

西方社会学家有时会使用调查研究来试图挖掘中国的流行思想。如果细致地做，是可能发现许多主题。但在政治课题上，尤其是有关支持中共的问题上，则不然。僵化的恐惧起到了太大的作用。我们不妨记得方励之把中共的存在，比作天气的存在。「你支持吗？」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

2002年至2008年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民主运动兴衰交替，最具希望的时段。俗称维权运动或公民运动，它与1980年代与中共精英对话的努力，从上至下试图改变的性质不同。2002〜08年的想法是自下而上地努力。活动家走进群众，倾听他们的问题；然后通过互联网帮助他们，让其他人也分享了他们的投诉；然后往往成功地揭露了恶官；并有时能利用舆论的压力来改变官方行为，甚至制定新的法律。

这种方法是借用一些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和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的先例，但大部分战略和战术都是本土开发出来的。公民运动没有正式的结构或指定的领导人。其积极分子包括刘晓波、温克坚、刘军宁、艾晓明、滕彪、胡佳、崔卫平、贺卫方、刘荻、余杰、许志勇、王怡、张祖桦、浦志强、郭玉山、郭飞雄，以及许多其他人。这场运动于2008年12月结束，作为草拟那份民主社会蓝图《零八宪章》团队的带头人刘晓波，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再也没有回来。宪章的签署者被「请喝茶」，《零八宪章》从中国互联网和所有官方媒体上删除。

公民运动发生在胡锦涛执政时期。胡成功地控制了社会，但那些年许多问题出现了。贫富差距、商业任人唯亲和环境问题都在恶化，民众抗议（被警方记录为「群众事件」）的数量急剧增加。在权力强大的政治局常委中，胡允许八名委员管理自己的辖区，而胡则居中。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胡锦涛任期即将结束时，用「击鼓传花」来描写胡的渴望摆脱困境的心理。

我对习近平 2012 年上台时的印象是，将薄熙来推到一边后，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国家的问题。击鼓传花不是办法。但是他能做什么呢？作为一个智力有限、读书面不广、对外面世界知识甚少的人，习近平除了回到毛的模式之外别无他法，毛的模式他至少是知晓的。于是选择了权力再集中、个人崇拜、煽动粗野的民族主义、对内严厉镇压、对外说大话。在共产党的政治文化里采用这些步骤，即使平庸之辈主政，也可能取得初期的成效。

习大大能把毛学到位吗？问题在于，无论是智力还是魅力，习近平都比不了毛，而且他所统治的社会比毛所统治的社会信息更丰富、更复杂。当外交部宣布成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时，聪明人真的会争先恐后地研究习脑子里的「思想」吗？当然不会。毛泽东时代的人们，无论是热情还是痛苦，都把毛泽东的命令铭记于心；在习的情况下，屈从不过是表面的外壳

习大人的庞大飞艇会飞吗？还是撞毁？成功地飞行对中国人和世界的人来说都是很糟糕的前景。面部识别软件，DNA登记造册等各种连奥威尔Orwell都没有想像过的technofascist 措施不是我们的世界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撞毁，至少在短期内，也不能算是好消息，因为会带来混乱和流血。中共长达数十年的统治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摧毁了社会中所有可能取而代之的结构。总而言之，在短期内很难乐观。

中华文明以前曾经历过暴政的肆虐。毛钦佩的秦始皇（公元前 221 年至 206 年在位）和隋炀帝（公元 604 年至 618 年在位）都跟自己有相同之处：统一了国家，用「法家」治国，征召徭役工人和士兵（毛泽东在1930和1940年代这样做过），集结大军，赢得了「焚书坑儒」的名声。秦、隋、中共都修了长城（不论是石头的，还是网络防火墙），都对中亚民族（匈奴、维吾尔族）发动了攻击。还有其他相似之处，各有千秋，但尽管秦和隋的苛政勐烈，但都没有扼杀中国的人文传统。当然，习近平有现代化技术，而秦和隋则没有。习是否真的能扼杀人文传统？我同意中国学者裴敏欣的观点：无论有没有高科技，暴虐行为的癥结仍然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而不是在机器中。「正当行为」的观念——比如，社会上地位高的人有义务公平对待低端的人，如果他们欺压底层的人，会受到周遭人们的道德批评——是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中的。不管怎样，这样的价值观从毛时代倖存下来，也将会超越习时代。——林培瑞，2021 年 9 月 22 日

※本文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跨学科的校长特聘讲座教授。他最近的着作包括《剖析中国：节奏，隐喻，政治》，以及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回忆录的译本《中国最想要的人：从科学家到国家敌人的旅程》。

原文刊载于《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中文转载自欧洲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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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法意》剖析：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以恐惧作为统治的原则(ZT)

文：史景迁

评论中国人的道德优越性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提及了一个问题。虽然中国人的纪律、服从，以及诸如孝道这类的价值观念确实高度发展，但有些人可能觉得中国人的行为模式「颇具奴性」。莱布尼兹驳斥这样的观点，在他看来，抱持如此负面眼光的西方人「尚未习惯于依循理性和规范行事」。

不过他确实触及了一个敏感议题，日后狄福在探讨中国人的「奴性」（slavishness）时，就曾在这个议题上大作文章。而到了孟德斯鸠（Montesquieu）笔下，莱布尼兹这样毫不起眼的评注，却摇身一变成为西方世界普遍接受的系统（universal system）里的主要成分。

设若莱布尼兹的建议成真，中国学者在十八世纪初期就远赴欧洲宣扬中国文化价值，那么实在很难推测这对于欧洲文化会带来怎样的效应。不过一七一三年，孟德斯鸠的例子却说明这样的冲击也许是含煳不清的，也可能被运用在意料之外的层面。孟德斯鸠当时是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正积极拓展自己的视野，同时在巴黎从事法律相关工作；他听说有位学识渊博的中国人黄某（Hoange） 在巴黎落脚，于是透过中间人安排了一次会面。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把这位黄嘉略从中国带来欧洲，原本是希望他能皈依天主教会，不过黄嘉略后来决定离弃圣召，另外找到一份中国图书编目的工作，并为法国宫廷编纂中法字典。孟德斯鸠与黄嘉略曾多次面谈－他只说多次却并未指出确切次数－这位法国贵族的心智充满活泼生气，向黄某提出各式问题，而从他的笔记里我们也可窥测一位中国人是如何应对这样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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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中国人具有奴性这一观点的莱布尼兹

孟德斯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宗教的本质」。黄嘉略回答，中国宗教主要有三个派别：儒教、道教和佛教。孔子并不主张灵魂不灭，而是认为人有精气或魂魄充盈于体内，死亡之际这股精气或魂魄就会慢慢消散。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社会菁英在面对死刑时总会选择缳首，而非斩刑，以免身首异处致使魂魄一分为二。中国学者也向先人献祭，他们相信在祭祖的场合，体内的精气将和先祖魂魄的精气欣悦地合而为一。

在教义上，他们持无神之论，或倾向于史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的神学见解，视天堂为俗世的精华。至于在社会习俗的实践上，妇女完全被排除在外，就连大部分的姻亲也是这样对待她们；刑罚则是非常残酷，就连朝廷里向皇帝诤谏的大臣，也难逃刑戮。日常生活上的大小细节几乎全都受到风水相术的制约，因此歪曲事实甚至斗殴已是家常便饭－情况严重至此，孟德斯鸠写道，他怀疑「是否有可能完全瞭解中国人」。

穿着打扮已不再受限于禁奢令的规定，而可依个人意愿选择衣着。家族内资产共享，若有家族成员犯罪，其他家人也必须共同承担罪名与刑罚，因此也就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刻苦耐劳及家族凝聚力。 孟德斯鸠与这位黄先生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中国语言的本质。中文的文法简单，而且除了一些特殊的发音外－比方听起来像法国「车夫赶马」的「驱」声（qu）—其他没什么特别的问题。

最难应付的应该是数量庞大的中国字，总共超过八万字；尽管只要大约一万八至二万个字就足以应付日常生活，然而欧洲人大约要耗费三年的时间学习中文，才能阅读无碍。 孟德斯鸠推测这种文字系统可能起源于古时某个祕密团体，如同他所处的年代也有「犹太祕法家」（cabalists），排斥简单的象形文字系统，反而采用比较抽象的文字形式。Photo Credit: Reuters/达志影像

黄嘉略向孟德斯鸠解释，若针对康熙皇帝大力推广的语言革新而言，中文字的基础结构是由二百一十四个部首再加上笔划—最多约三十三个笔划—搭配组合而成。他并以一位字典编纂者的严谨修为，为孟德斯鸠示范一些字体组合的方法，并且吟诵了〈主祷文〉（The Lord’s Prayer），又唱了一首歌，示范声调之间的差异。

黄嘉略和孟德斯鸠也讨论到以中国人的世界为主题去撰写一部有趣的小说，有何困难，因为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女子必须费尽心思才能瞄一眼心上人，接下来还得再等个四、五年，才有机会相互交谈。」中国人在议论或演说时看似轻声细语、温文有礼，然而实际上「身分地位高的人可以出手殴打身分地位低的人，而且被打的那个人还不敢还击。」

接下来，孟德斯鸠和黄嘉略自然而然从社会及法律上的各项特点，转而谈到中国的文官系统、武官考试，以及这两者各自的阶级制度，最后谈论到国家的体制。黄嘉略解释，中国的国家体制并非亘古不变。很久以前，即基督纪元开始之前，由于国家经常处于分裂状态，曾经出现三王并立的局面，某些时期甚至还出现共和政府。

如今已是第二度由鞑靼人（Tartar）统治中国，「虽然未将中国政府制度破坏殆尽，却也修改得面目全非」，「 国家最神圣的律法已遭亵渎」，而中国人民「 依然在暴政下呻吟」。皇帝的权力高涨，已达空前绝后的程度，由于受到长城、荒凉边疆及沙漠的屏障，国家仍得以偏安一隅。不过显然早在外族入侵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积弱不振，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泱泱大国像一六四四年的中国一样，那么迅速就被征服了。

孟德斯鸠进一步补充，他继续针对中国政府的本质与黄嘉略深入探讨，而得到以下结论：「那里的统治者拥有无限权威，他集天上、人间的权力于一身，因为皇帝也是知识界的主宰。于是，在他统治之下，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完全操控于帝王的手中，任凭暴君的喜怒哀乐和一时的兴致处置一切。」

在结束最后谈话之前，他们还深入探究其他广泛议题：严峻的司法制度、净身的太监、选妃制度、满洲军队的编制和中国科学发展的侷限，以及行礼时的荒谬手势和动作，还有中国人对谈时习惯夹杂一些繁文缛节，以及中国历史悠久且繁杂的文献记载。

Photo Credit: Reuters/达志影像

在谈话的尾声，黄嘉略向孟德斯鸠补奏一段佳音：满洲人已经稍微放宽先前对妇女的压抑，如果开放满汉通婚，那么放宽的脚步势必会更快，只是当时的禁令仍在。黄嘉略自己不久前才与法国妻子完婚，信奉天主教的孟德斯鸠也即将迎娶新教徒为妻；相较于中国市井小民，他们显然有较多选择的自由。

孟德斯鸠与黄嘉略对谈时，年纪尚轻，他花了很多年时间才完全消化当时的谈话内容，并构想出《法意》（The Spirit of the Laws [De l’esprit desloix]）的大纲这部书直到一七四八年才告竣。这段期间内，他也完成了《波斯人信札》（The Persian Letters [Lettres persanes],1721）和历史书《罗马兴亡史》（The Roman Greatness and Decline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dence],1734），并在英国四处游历，成家立业，经营他的资产，还大量研读关于人类政治史及法律史的各类书籍。

孟德斯鸠的目标是以实际经验为依据，剖析出明确的法律原则，而不是仰赖自然法（natural law）及普遍原则（universal principle）的一般理论；显然，黄嘉略的见解在这方面对他助益良多。

《法意》一书中，孟德斯鸠将政府区分为三大类型—

君主制（Monarchies）、

专制（Despotism）及

共和制（Republics）—

而这三种政体的治理方向分别为

荣誉、

恐惧，

以及诉诸道德的小规模政府。

由于君主制以荣誉为治理原则，造就严明的体制阶级；

专制政体则是以恐惧为治理原则，导致统治者形单影只，成为自己政治狂热下的奴隶；

至于共和政体则因其小规模及以道德为导向，启发了公民之间人人平等。在此论证的附带说明中，孟德斯鸠继续探讨某些社会的权力平衡，例如：英国的君主制是由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所组成。他还分析了气候、民族气质、家庭结构、商业、宗教及历史等因素对政府类型的影响。

他还讨论了经常遭人混淆的三股力量，其间的关联：一为社会共有的道德观（mores），乃社会内部的自我规范力量，无法由上而下强加于民，亦不可或缺于社会；二为风气规矩（manners），用以约束外在的举止；三为法律，用来规范特定的个人行为。

Photo Credit: Reuters/达志影像

孟德斯鸠对于中国的评论多数散见于《法意》这部精心构思的钜作之中，而这些见解也逐渐累积成为他对于中国的严厉指控。起初，孟德斯鸠描述耶稣会士赞许中国的论点，不过后来他渐行渐远，最后反而更偏向于狄福小说中的严厉批评－他应该读过《鲁宾逊漂流记》，也肯定曾经翻阅过安森的报告。关于这些面向的论述，大多汇合在第一卷第八章「论三种政体原则之沦丧」（“On the Corruption of Principles of the Three Governments”）的结论，即该章第二十一节—孟德斯鸠题为〈论中华帝国〉（“On the Chinese Empire”）。

文章开头，孟德斯鸠首先提问，中国的案例是否牴触他自己广泛的理论：「我们的传教士提到广阔的中华帝国时，都对这个帝国的统治方式赞誉有加，称它集恐惧、荣誉、道德等信念于一身。如此看来，我建构出来的这三种类型的政府区分原则，似乎不过是泛泛之谈而已。」但他以现实为根据，驳斥传教士的诠释：荣誉感在君主制的社会里是不可或缺的中心价值，然而中国社会却展现出荣誉感匮乏的现象：「对于一个习于奴役没有被抽几鞭子就做不了事的民族，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开口谈荣誉感？」

此外，共和政府特有的道德感，中国也同样付之阙如，因为「由我们商人的口中，完全听不到我们传教士所谓的道德，反倒是中国人的盗匪行径时有所闻。关于这点，从伟大的安森男爵那里可见其详」。传教士的书信中也详述因为册立太子而引发的喋血政争，孟德斯鸠认为这更加巩固了他的论点。在他看来，「传教士让表面上的安定假象给蒙骗住了」，并未见到事情的真相。

孟德斯鸠也承认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这也解释了中国当前的局面，而令人觉得讽刺的是：「中国的特质或是举世无双的境遇，造就了今日的中国，所以这个统治者才没有如预期中的腐化。这个国度里发生的一切大多数取决于气候这个自然现象，并且推动了道德理想，在某种意义上造就非凡的盛况。」中国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当地妇女生育率之高，世上绝无仅有。再残酷的暴君也不能阻止人口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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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口过剩导致饥荒接二连三地爆发，于是盗匪猖狂横行。尽管朝廷剿灭了大多数盗匪，但偶尔也有逃过一劫的盗匪结伙成队，居然日益壮大，甚至进逼京师，推翻王朝的统治者。这样的结果演变出一种畸形的宿命论，因为中国皇帝「不像我们的君王那般体察民情，深知如果治绩不彰，不仅来世幸福不再，今生的权力更会因此削弱，财富也会缩水；中国皇帝只知晓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政府无能，除了他的江山不保，连他的脑袋也得搬家。」

皇帝因这座皇位终日惴惴不安，人民则为生计奔波奋斗，天子与人民成为了脣齿相依的共生体。这个系统的轮廓也开始逐渐清晰：尽管不时可见父母遗弃骨肉，中国人口的数量还是太多，以致于他们必须胼手胝足地耕作才能填饱肚皮；政府特别关注这部分的问题。只要人人一年四季都有工作可以劳动，不必担心辛苦耕耘却没有收穫，那么，统治者就能坐收最大利益。这不是公民政府，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家族政府。 正因如此，才育孕了备受议论的政治制度。

有些人希望法治和专制政治并存，但只要专制涉入其中，任何制度都不再发挥功效。尽管已经受困于各种灾祸，专制政治还是没能悬崖勒马，它只能利用更多规范的枷锁来武装自己，因此而变得更加骇人。故而，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以恐惧作为统治的原则。也许当中国刚开始以王朝的面目出现时，帝国幅员有限，政府的极权意识尚不强烈。但是今日的局面已非如此。

在《法意》其他章节的剖析中，孟德斯鸠研究了中国的地理与环境条件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合而为一，致使中国不太有机会像欧洲一样健全发展。在亚洲，强国与弱国比邻而居，「骁勇善战的民族直接与柔弱、散漫又怯懦的民族接壤，于是註定了一方将成为霸主，而另一方则变作被征服者。」反观欧洲，邻国之间有着相似的斗志。「欧洲的自由与亚洲的奴役」这两股趋势于焉成形，孟德斯鸠也自豪地表示，「至今尚未有人探得这样的观察。这也就是为何自由的权利一直无法在亚洲扩张，而在欧洲则由于局势的变化而有所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