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歌、社会动员与控制的秘密武器(上) |
| 送交者: 2021年09月24日11:53:07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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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称,中国全国运动会15日晚间在西安开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在现场参加了开幕式。原本平平无奇的一场体育赛事,却因一首红歌而引发轩然大波。中国陕西籍演员闫妮及张嘉译在现场唱了一首《社会主义好》,其中更有“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等歌词。两位艺人的“过度表演”令网友们感到窒息的文革年代又回来了。 《社会主义好》是上世纪家喻户晓的一首红歌,是1957年为“庆祝反右胜利”而作,其中有歌词说:“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歌曲唱了几个月后,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导致几千万人饿死的大悲剧。 呵呵, 对此,我只能说那共产国人真是太有意思了! 胡发云:红歌、社会动员与控制的秘密武器(上)1. 从2016人民大会堂“52红歌会”说起 先贤说过,历史不会重复,但总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2016年5月16日,是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出台五十周年,当年的这一声号角,标志着十年文革正式拉开序幕。 2016年5月2日,也就是文革五十周年前两个星期,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演了一台名为《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大型歌舞晚会。几乎在晚会结束的第一时间,各种自媒体上立即有了强烈反应,批判的,拥护的,欢欣鼓舞的,忧心忡忡的,冷眼静观的,热泪盈眶的……平日里还算祥和的各个群、各个圈、各个博,立时刀光剑影了,一时间不知道捣翻了多少友谊的小船。 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文革,似乎一瞬间进入预热阶段。一直以来对文革评价处于对立状态的人们,更是表现出南辕北辙的立场,又一场社会撕裂似乎即将开始——如果这台晚会继续发酵并延烧全国的话。 红歌会演出的三天之后,中共元老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写了一封公开信: X主任:向你反映一个引起各界严重关注的重要事件:5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以中宣部名义搞的惠民工程仪式及演出,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事件。完全是一场文革文化再现!他们以这种形式纪念文革发动50周年,完全不顾党的政治纪律,完全违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我们要引起高度警觉!警惕文革复辟和回潮,警惕文革极左思潮再次兴风作浪。并要严格追究5月2日演出的主办单位和幕后策划单位和上级领导单位的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唱反调的恶劣行为!此事请你们迅速严查!一定追究到底!务必给相应责任人以纪律处分,以正视听!以严明党纪党法党规!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如此放纵、如此麻痹!如此任其极左思潮、文革遗风疯狂肆虐。这是党的《决议》和党的政治纪律绝不允许的。其演出内容中充斥文革镜头,大有文革再现之感,其中竟然出现干扰党的外交路线的巨幅横标作大背景。这必将影响到国内外对我国未来走势的判断,也势必对党心、民心产生极大影响和误导!这是一起严重开历史倒车的恶劣事件!比薄熙来在重庆搞的唱红黑打更有过之!这究竟是谁允许的?必须追究!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承认错误和作出认真检查!必须及早肃清其不良影响,以免给党带来恶劣的政治影响和造成不良后果!——马晓力 马晓力这封公开信,立即遭到毛派、“左派”、文革派和主流派的猛烈回击,批判、谩骂、人身攻击,直至重翻个人文革老账,来势汹汹。另一个红二代熊蕾,通过微信发言说:这台晚会因为马晓力的愤怒上书中办批判谴责而被传的沸沸扬扬。令她愤慨的原因之一是节目单中有《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样列为禁曲的“文革歌曲”。我没看过这晚会,也并不以为《大海》是多么伟大的歌曲。可我就不明白了:这首创作于1964年的歌曲,怎么就成了“文革”歌曲,哪个部门什么时候把它列为禁曲了?据说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向战俘及犹太囚犯施暴时,还一直播放贝多芬的交响乐。你能因此将贝多芬的交响乐列为“法西斯音乐”而禁止?文革可怕,难道欺压工农大众的资本不可怕?难道一再打压中国和中华民族崛起的国际资本不可怕?难道为这种资本张目、为其带路的汉奸公知不可恶?《大海航行靠舵手》从来没有被列为禁歌,主张言论自由却不容一首歌的传唱,还有比这更虚伪的吗?连一首歌一台晚会都不容者,与他们反对的文革及文革思维并无区别。 为澄清事实,马晓力发了一封给熊蕾的公开信: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基本上都知道“大海航行靠舵手”最初1964年创作,但定名定调后真正成为大喇叭里无日不休整天鼓噪的正是文革。特别是林彪为吹捧毛专门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后,这首歌更加大唱特唱,成为文化大革命最明显最具代表的标志性的歌曲,还成为忠字舞的主旋律,与早请示晚汇报交织在一起,为煽动个人崇拜和天下大乱起了推波助澜的配合作用。这首歌经不起摧敲,其中歌词关于执政党、主义(思想)、领袖、人民群众关系所表达的意思违反党的指导思想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颠倒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把人民群众比做鱼,党比做水,这不是正相反吗?特别是所谓’干革命’是专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其所谓‘毛泽东思想’文革时期不是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系统的毛泽东思想完整体系,其中必然包含有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左的思想。是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彻底否定的内容……(后略) 马晓力的文章,是一种站在党内改革派的立场上,以党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党的文件作为圭臬的声音。指出《大海航行靠舵手》与文革的深切联系。熊蕾的反击,强调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不是写于文革时期。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红歌与红色革命——当然也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这篇文章,就是想从这个角度切入,说说我的一些看法。 2. 1964年人民大会堂的另一台红歌会 经历过文革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52红歌会”直接就把文革的重要视听元素、语言元素搬上了舞台。它的核心LOGO都是文革的——大海,红日,葵花向阳,领袖像,放光芒,红帽徽,红领章,下面一片红海洋;标志着文革阶段性胜利、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的“九大”核心口号“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显示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泽东成为全世界人民领袖的战略性文件“五二零声明”(全称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一类图文制成了重要场景。“手握语录贴心口,金色像章胸前戴”的极端个人崇拜仪式上了天幕,贯穿文革十年每日必唱每天必播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成为序曲,其中两句歌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曾被林彪书写成向毛泽东表忠心的条幅,是文革LOGO的标配之一…… 近些年来,一直有人在叫狼来了,这次给很多人的感觉狼真的来了——它没有任何乔装打扮地来了,它直接按着文革的老模样来了。如果说稍有新意,就是又加入了新领袖的歌曲和形象,还有那首晚会冠名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那几乎是彭丽媛艺术标识……这一切,不需要任何政治敏感,一眼就看得出来,这场晚会大有用意。 由这场晚会联想到文革,从文革出发批评这场晚会或拥护这场晚会,多少有些简单化,因为这一类的红歌,数十年来从来没有间断过,小到厂矿公司机关学校,大到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机关……只要上网查一查,铺天盖地涣漫全国。薄熙来倒台前两年,他还亲自率领重庆千人红歌团进京汇演。多年来,各类红歌网站一直热闹非凡,到了今天更加红火。所以,拿文革说红歌,实在是打错了关节。因为文革不是一座天外坠落的飞来石,它只是整个红色革命绵绵不绝山脉中的一座奇峰,它也不是兀然涌现的一潭恶水,它只是红色革命源远流长水系中一段湍急的险滩。简言之,文革只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革命运动有机的一部分。直至今天,这个运动依然还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与惯性在运行。因此,追究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创作于什么时间是没有意义的,比如文革中另一首歌《东方红》,它诞生于四十年代,是文革中的法定开始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则是结束曲,它们天衣无缝地互相配合了整整十年。《东方红》也没有任何文革的字样,但它却宣扬着文革的核心意识形态,那就是极端的领袖崇拜。 在此,我要提到另一台晚会——那就是1964年10月2日,也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推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如果说,2016年的52红歌会《在希望的田野上》与文革美学的各项元素高度相似的话,那么可以说,文革美学是直接来源于1964年的那台《东方红》。于是,《东方红》和《在希望的田野上》经由文革这个中介,完成了两个三十年的无缝对接,也揭示前后两个三十年为什么不能互相否定的历史逻辑。 我们看看1964年那台晚会的节目单: 01.东方红 1964年,中国尚未完全走出三年大饥荒的阴影,全国大部分人依然半饿着肚子,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总策划、总导演,一批党政军高级官员组成领导小组,一批顶级艺术家组成创作编导班子和三千多各个剧团征调的优秀演员及大量后台工作人员……这样规模浩大的演出,当年在全世界来说,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 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之前的数年,已经有许多类似的红歌晚会,如1961年的9场16景46首歌的大型晚会《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1964年5月上海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已经形成了这类歌舞,表演,朗诵杂糅起来的基本艺术形式,这几台晚会的节目也有着很多重合。在此之前的一些中小型歌舞节目,如《十送红军》《大刀进行曲》、《飞夺泸定桥》也为《东方红》提供了大量的成品节目或艺术参考。 经过《东方红》的汇总、加工、整合,完成了延安以来准备了二十多年的极权主义艺术的一个美学模型。可以说,它为两年之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社会实践提供了完整的精神、情感、语言、行为和文化哲学的蓝图。上面35首经典红歌中,有很大一部分,直接成为文革不同阶段的主题歌。第32《赞歌》,第33《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是文革初期向领袖表达忠诚与热爱的代表作,并由此带出了一批各种风格样式的颂圣歌曲,原来为封建帝王专用的“万寿无疆”一词,登堂入室,正式成为了大众的日常用语,唱响神州大地山山水水,写在城镇乡村的每一栋楼房每一片墙头。第18《七律·长征》是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串联的进行曲,“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字样绣在他们的书包、茶缸,和长征队的旗帜上,这支歌伴随他们踏遍万水千山走向北京,走向韶山、井冈山、延安……第4《农友歌》在一月风暴中,成为夺权的战歌:“霹雳一声震哪乾坤哪,打倒土豪和劣绅哪往日穷人矮三寸哪,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哪——天下的农友要啊翻身啊!自己当家作主人哪!一切权力归农会啊,共产党是我们引路的人啊……”“一切权力归农会”,成为文革夺权中使用得最多的一句话。第9《西江月·井冈山》则是武斗时期的英雄壮歌:“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第12《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是运动遭遇挫折时的悲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这首歌曾经唱出了多少人心中的凄风苦雨?被抓捕被毒打时唱《坐牢算什么》、《就义歌》,到了自己一派掌权的地盘上,唱《解放区的天》,静坐绝食唱《团结就是力量》,攻占了对立派的地盘唱《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遭受挫折的时候唱《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当然,唱得最多的,还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还有那首与每个新的一天一起到来的《东方红》。赤卫队的袖标化作红卫兵的袖章,儿童团的红缨枪变作武斗队的铁矛,至于给牛鬼蛇神走资派戴高帽,插草标游街示众,则是当年土豪劣绅们早已领教过的……《东方红》几乎是一本文革的音像教科书。 3. 红色文艺集结号,从延安出发 1964年的《东方红》,来源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整风以后二十多年的红色意识形态艺术的历史准备,让我们回到延安,便可以看见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革命的文脉。 中国曾有过悠久的歌唱艺术史。我们现在读到的《诗经》就是先秦时期古人的歌,其中绝大部分篇章都是可以唱的。《风》、《雅》、《颂》三编之中,尤以歌唱男女情爱,农耕徭役,渔猎采撷等日常生活个人情怀为主的《风》为上品,篇目也占去多半。这样的民间歌唱传统,一直到宋依然兴盛,所谓“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是也。到了有清一代,几朝异族统治,除了偏远山乡还有一点乡土戏曲或依调填词的山歌,汉民族几乎失去了歌声。现代歌曲兴起于西风东渐的清末,多由洋人或游学欧美日本的读书人传来。特别是近邻日本的“学歌”——就是学堂中学童们唱的那些歌,开创了一群人集体唱歌的先河,可以说这就是群众歌曲在中国的滥觞。 与此同时,简单易学的记谱方法,西方印刷设备,留声机,收音机,广播电台,电影等等现代技术的渐次引入,让音乐的传播变得更加便捷。很快,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还有军队,都发现了这是一个好东西。一时间学歌,军歌,女权歌、警醒歌,励志歌、图存救亡爱国歌(不是爱大清国,是爱炎黄中华这个国)蔚然成风,可以说是一次用歌声掀起的思想启蒙社会动员大风暴。连梁启超(《终业式》,《黄帝子孙尽雄武》),秋瑾(《勉女权》)冯玉祥(《战斗精神歌》)等等军头,学者,职业革命家也都亲自捉刀,写起歌来。当年中国没有几个会作曲的,大家通常的做法就是拿了欧美日本一些现成的歌谱往里面填词,后来遁入佛门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一个人就填写过数十首,最著名的那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送别》,但他还有很多政治性很强的主旋律作品。我的忘年交老友,音乐史学者陈一萍老师,编了几本这方面的书《名曲填词歌曲》、《先行者之歌》,读谱的时候,歌词常常儒雅古奥半文不白,旋律却怪怪的,耳熟。再细一哼,都是些外国名曲甚至是著名西洋歌剧唱段。有一首名为《博爱》的歌:“博爱兮博爱,可是墨子兼爱?可是孔子泛爱?莫非是中山?中山的博爱……”用的竟是意大利威尔第《弄臣》中那首著名的《女人善变》的曲调。 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新学新军,更是让学堂军营一片歌声,要命的是,这些歌大多是宣扬新思想的,后来武昌打响辛亥第一枪,大约与这些歌也脱不了干系。 国共两党都很重视群众歌咏活动,有时候两党合作干,有时候各干各的,更多的时候互相对着干。但是真正把这件事干得炉火纯青水银泻地并一直坚持到今天的,还是后起之秀共产党,当它还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就把歌曲用为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一大法宝,几乎每一次大的社会运动,都有相应的歌曲参与其中。劳工教育,农运启蒙,安源煤矿罢工,京汉铁路罢工,都有自己的歌声。这种无须识字、不要纸笔、快乐热闹的群众宣传活动,实在是草根革命的天赐之宝。很多高层领导人都亲自作词填曲——瞿秋白、彭湃、韦拔群、杨尚昆夫妇……都干过这个行当。 现在能查到的共产党早期提到关于唱歌的正式文件,是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中的相关文字:“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决议还提出在红军俱乐部中开展音乐、演剧、打花鼓等文艺活动。当时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和负责艺术方面领导工作的瞿秋白,鼓励大家收集民歌填入新词。革命根据地的报刊《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等经常发表新的歌曲作品。红军和群众的各级组织编辑并以铅印、石印、油印等方式出版的歌集为数更多。(达晖:《中国红色革命歌曲的伦理审视》) 日寇的兀然入侵,使得国共两党十多年的血腥厮杀暂停下来。共产党终于在大西北的一个山沟沟里得以偏安一隅,建立了自己的边区政府。毛泽东也逐步获得了党内最高地位,此刻,这位战略家兼谋略大师开始描绘一幅全新的关于未来世界的蓝图。这幅蓝图中,文化艺术,特别是唱歌,将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经过毛泽东一系列新理论阐述、并批判了党内那些重要领导人的整风运动,一个重要的会议召开,这就是它的精神至今还在指导着大陆意识形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这个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其中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为阶级斗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些宏大高远并有着权威来源的理论,一时间让几乎所有的艺术家们顿觉今是而昨非,臣服于崭新、强大、道德高标的说法。紧接下来,一场长达数年的“抢救运动”几乎将延安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不服从改造的如王实味一类,则从肉体上消灭了。如果说当年“清洗AB团”是在大军重围的紧急状态下进行的,那么“抢救运动”则是在风和日丽远离战争的环境中展开的,如果说“清洗AB团”是面对一些握有军权或武器的军人中进行的,那么“抢救运动”的对象则大多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如果说“清洗AB团”屠戮的是肉体,“抢救运动”则主要从人格心理、职业尊严与自由思想上给了他们摧毁性的杀灭。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东方红》、《绣金匾》、《南泥湾》、《解放区的天》、《大生产》等一批歌颂领袖、军队、政党的歌曲,出现了最早的个人崇拜艺术。一大批艺术家投入了这类作品的收集、改编、创作和推广活动,许多作品都标识为民歌,以表示它们的人民性。直到很多很多年后,一些当年参与创作、改编的艺术家才出来伸张自己的著作权。 延座讲话之前的数年间,已有一大批知名或不知名的艺术家来到了延安,他们曾有过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带着各自的经历、各自的风格、各自的艺术观,写过很多曾经脍炙人口的歌——如《延安颂》,《黄河大合唱》等,也有一批颂圣歌曲,这一批左翼文艺青年大约也了解一些苏俄的同类歌曲,他们的脑后不少还拖着一小条臣民小辫子。其中有一首1941年唱开的《毛泽东之歌》,张春桥作词(对,就是25年之后,毛泽东最倚重的那个笔杆子、最后做到政治局常委的张春桥),卢肃(《团结就是力量》的曲作者)作曲: 密云笼罩着海洋, 这首歌不论词曲,和后面将要提到的那首《斯大林颂》有着深刻的相似性。这段时间,除了张春桥的这一首,已知同名的《毛泽东之歌》还有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一首,郭小川、公木作词,李伟作曲一首,这些都属文人艺术歌曲类型,都曾得到延安和国统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喜爱,张春桥的这一首在1949年后还出了唱片。微妙的是,这一类歌曲,似乎并没有得到最高当局应有的重视,延座讲话之后,毛泽东接见《东方红》原唱李有源,还问他是不是个秀才?这样明显带有赞赏的玩笑,与对前面那几首知识分子颂歌的态度,判若霄壤。 1951年,一个当时与张春桥级别相近的文化官员周巍峙,写了一篇文章,将张春桥的这首歌禁了。其他几首,也不尴不尬地没了声息。那段时间,对这首歌批判的阵势很大,来头不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乐团团长姚牧在一次自我批评中说,他所在的广播乐团对这首歌曲的流行负有一定责任。他同时指出:“这支歌是七声音阶的,而且知识分子趣味很强……我们现在还唱这样不健康情绪的歌曲是有坏的影响的。特别是在学生群众中,容易接受其中适应感官的习惯的小资产阶级的旋律趣味。”七声音阶,就是幼儿园学歌的“多来米发素拉稀”,竟然成了罪错。 张春桥写这首歌的时候,已经是《晋察冀日报》的副总编辑,贺敬之等人,也都已是边区的重要艺术家或文化官员,由这样一类忠诚的文艺战士来写领袖的颂歌,应该是天经地义之事,遭受冷遇的奥秘,终于在一年后召开的那个座谈会上揭开了——毛泽东要的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通俗易懂、易学易唱的中国式颂歌,不要那些文绉绉酸溜溜的洋腔洋调。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诞生于延座讲话后的一年,这是目前我知道的最早一首由官方肯首的颂圣歌曲,它的意象和语言,已经具备了其后数十年里所有领袖颂歌的基本要素: 盘龙卧虎高山顶。 山川万里气象新, 自力更生闹革命, 紧接这首歌之后,《东方红》诞生,这两首歌都有一个经典的意象——太阳,这个普照万物,给世界带来光明、温暖与生机的圣物,从此就和毛泽东这个名字紧密相连了。 《东方红》这首歌的作者,一直暧昧不明,最早标注是陕北民歌,原唱李有源,五十年代初,出版物上署名作词又是他的侄儿李增正,后来又变回李有源,他还因此进京见了毛主席,拍了电影,上了课本。再后来又说是刘炽,公木等几位艺术家也参与收集修改,到了近年,有挖掘出这首歌的原创作者是李增正的老师李锦旗……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艺术品的署名,是一个大学问。 这首歌的原作者究竟是谁,其实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首歌终于成为中国的第一颂歌。中国从此有了一个全民崇拜的神圣图腾:红太阳——毛泽东。 4. 横空出世的极权主义艺术 二十世纪初,一战结束,世界格局大变,极权主义异军突起。乱世之中,面对满目疮痍的世界,这个迷人的新世纪怪胎迅速征服了数以亿计的民众,他们怀着激情与梦想拥抱了它。意大利,德国,俄国,还有各种各样不同面目的国家、党派、社会运动都投入进去,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挪威,连一些老牌的民主国家如英国、法国,也出现了带有法西斯性质的政党。他们尽管主义不同,政体不同,口号不同,阶级构成不同,有的还互相敌对互相杀伐,但都迅速染上极权主义这种病毒而变得亢奋起来。这种潮流波及亚洲,日本,中华民国并对此心向往之,这种依靠强权与崇拜凝聚起一个国家民族的理论与思潮,对所有怀抱强国梦的民众与政客,都充满诱惑。 每一个政治领袖,都有着天然的法西斯倾向,作为一个威权主义领袖,蒋介石对法西斯也是情有独钟的:他在《如何做革命党员》的讲演中,“把‘法西斯主义共同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三:‘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认识自己民族过去的历史是最光荣的历史,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第二是要一切军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组织,其精神,其活动,一定统统能够军事化……换句话说,统统要服从、牺牲、严肃、整齐、清洁、确实、敏捷、勤劳、秘密、质素朴实,共同一致,坚强勇敢,能为团体、为党、为国来牺牲一切。’‘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有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于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便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政纲。”(吾非羊:《一个政治学失败政党案例》) 法西斯,纳粹,苏维埃都曾经是某个时期最美丽的名词,就连胡适这样理性的自由主义者,都被苏俄、意大利、德国、日本的民心大振国力大增触动了,邵建在《法西斯=团结就是力量+一切服从权力》一文中写到:1926年8月27日,胡适从欧洲致信徐志摩,说自己在国内日子过得太好太舒服太消沉了,因此,出来后受到很大刺激。胡的刺激,一个来自苏俄——在胡眼中,苏俄很有发奋振拔的气象:“看那1890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另一个刺激就来自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成了学习的对象。胡适很肯定地说:“我们应当学Mussolini(墨索里尼)的‘危险的过日子’”,进而又说“我们应当学德国;至少应该学日本。至少我们要想法子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只是这位睿智敏感的自由主义者很快就有从这种立场退出,一个多月后的日记中他写道:“(墨索里尼)之流,势不能不靠流氓与暴民作事,亦正非吾辈所能堪。德国可学,美国可学,他们的基础皆靠知识与学问。此途虽迂缓,然实唯一之大路也。”只是他没有料到,他所说的可学的德国,在数年之后变成了一个比意大利法西斯更强大更凶恶的怪物,只是改名为纳粹,而那个把共产主义美丽神话成天挂在嘴边的苏联,是另一种名叫“苏维埃”的法西斯。 现代法西斯或曰极权主义有其强大的迷人之处,它的统治者与其驭下的民众共同建造了一种人神共狂欢的模式,领袖因民众效忠而陶醉,民众在集体服从中获得了力量。 墨索里尼说:“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此话听起来云遮雾罩不着四六,但细思恐极,墨氏确实得其真谛:憧憬是美的,未来是美的,梦是美的,集体是美的,团结是美的,牺牲是美的,红旗的大海洋是美的,千百万人同声歌唱是美的……由墨氏开端,其后大半个世纪,数十个国家,共同建筑起一个二十世纪法西斯美学之巴别塔,直到今天,它依然还在许多地方耸立着。 顺便说一声,二十世纪几个重要极权主义领袖,都有过一段浪漫的文青时代,也有着很高的天赋,墨索里尼(音乐)、希特勒(美术)、斯大林(诗歌)、毛泽东(诗词书法文艺理论)、卡扎菲和萨达姆(小说)、金氏祖孙三代(凡文艺,无所不能),还有东欧一批大大小小的独裁者,几乎都是缪斯女神的信徒……由此,极权主义音乐横空出世。当延安还在隐姓埋名伪托民歌颂圣的时候,墨氏、希氏、斯氏早已有大牌诗人顶级作曲家为他们写歌,有国家级歌唱家、交响乐团为他们演出了。这些有着深厚音乐传统的国家,连颂圣的歌子都写得无比优美无比辉煌,成为后继者的经典,在后来数十年中,还能从众多的东欧社会主义卫星国,大陆、越南、北韩的同类歌曲中听出它们旋律与结构来,有时候连歌词都如此相似。 《旗帜高扬》(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的党歌) 旗帜高举,队伍已经排好, 道路畅通无阻, 最后的时刻, 从边疆到边疆, 《金日成将军之歌》 长白山绵绵山岭,沾满血印。 满洲原野茫茫风雪,请你告诉我。 《蒋介石颂》 领袖、领袖,我们伟大的领袖, 是的,我们会发现这类歌太相似,因为极权主义只用宏大的语词宏大的形象,所以它可以使用的词汇极少。到了文革时期,有人开玩笑说,只需要一百个基本词汇,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歌曲。 这一类颂圣歌曲,是极权主义国家的标配——连那个弹丸之地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都有着许许多多这类“人民编了美丽的歌”把领袖来歌唱。我们的东邻北韩则把极权主义音乐发展到极致,大半个世纪以来,歌颂金家王朝三代领导人的歌以及各种超大型歌舞晚会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前面说到1964年的《东方红》其实是在这个小兄弟的刺激下弄起来的。1960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跟随罗瑞卿访朝,朝方招待他们看了一台晚会《三千里江山》,光演员三千人。刘回国后,对他的空军歌舞团说,我们也要搞一个,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东方红》前身之一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这大概也是1964年《东方红》的演出人数为什么要超过三千的原因吧?到了本世纪初,为纪念金日成九十诞辰的《阿里郎》,使用演职员共达二十万人,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小国,建造了一个极权主义音乐的世纪恐龙。似乎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极权主义的强度与文艺演出的规模正相关。 5.东方极权主义音乐崛起 二十世纪中后期,老牌法西斯艺术随着轴心国的战败,结束了它们辉煌又迷人的历史,苏俄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极权主义艺术失去了最大的推动力,日渐萧瑟。这个历史时刻,古老的亚洲,新一轮极权主义艺术悄然兴盛。 不论极权主义的样式有多少种,它的内质总是一样的,我们来看看东方极权主义的基本要素: 领袖,政党,国家,民族,理想,奋斗,革命,苦难,战争,牺牲,团结,奉献,无私,忠诚……成为这一类艺术的核心大词。 红日,葵花,大海,航船,青松,蓝天,炮火,鲜血,风暴,雄鹰,旗海,麦浪,高炉,大桥……成为这一类艺术的经典意象。 这种极端的浪漫主义美学风格,创造了一个永远高于现实的宏大、壮美、纯净、崇高、有着不可置疑正确性的精神世界。由此,所有个人经历的一切,在它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就像我近年在讲座中常常说到的那首经典大合唱《祖国颂》: 太阳跳出了东海 江南丰收有稻米 铁水汹涌红似火 这首旋律辉煌壮美的领唱合唱歌曲,它既有着西方和声、织体、配器和大型管弦乐队的伴奏,又有着中国民族风格的旋律。这首歌首演于1959年,也是在人民大会堂,国庆十周年晚会。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是我国合唱歌曲中经典中的经典,成百上千的合唱团演唱过它,长盛不衰。 指挥家胡德风是这首歌的首演指挥。 他后来在一篇采访中说:“……《祖国颂》是建国10周年晚会的压轴节目,所以由周总理亲自审定。当时周总理一听,很震惊,就说:“这歌很好,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唱出这样的歌曲来,有这样的国家的气魄,有这样的战斗的、火热的、充满着激情的歌曲,非常好,我看这个可以。”演出当天,盛况空前,当大合唱《祖国颂》那辽阔壮美的旋律,在人民大会堂奏响的时候,全场安静极了,只有乐音在回旋。这首歌气息宽广,意境壮丽,燃烧着中华儿女对于祖国和民族自豪的炽烈感情。” 胡德风满怀深情地回忆说:“我现在想起来还流眼泪,还激动得不得了,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那样子的,就是演唱的时候,大家的眼泪不断地往下掉,所以看起来这个队伍和这个歌曲的感情很统一、很一致。”文章说:那一天,有100多位国家领导人参加了晚会,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观看了晚会。 1959年,是大跃进全面失败,大饥荒开始的第一年,全国已有数百万人饿死。数千万人卷入的大炼钢铁运动停止,高炉熄火,工地荒废,中国整体进入了一个有史以来最漫长的灾难时期。但是这首歌依然豪迈而深情地唱着:“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高粱红啊棉花白,密麻麻牛羊盖地天山外……”唱着:“铁水汹涌红似火,高炉耸立一排排……”没有谁怀疑过这首歌和生活本身到底是谁出了问题。 而此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最高领导人和百名高官,正在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欣赏着这一首歌所描绘的美丽图景。 这首歌会让人想起苏联那首《祖国进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打从莫斯科走到遥远的边地,打从南俄走到北冰洋。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就是自己祖国的主人;各处生活都很宽广自由,像那伏尔加直泻奔流。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春风荡漾在广大的地面,生活一天一天更快活。世上再也没有别的人民,更比我们能够欢笑……” 当年偷听过“敌台”的人们应该记得,这首歌开头的一句旋律,就是当年对华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开始曲。这首歌创作于1936年,那正是苏联大清洗的高潮之中,数以百万计的人被监禁、毒打、枪决、流放,服苦役……上至党、政、军高级干部,下至工人、农民以及神父、贵族、富农,作家、教授、记者、演员、科学家——列宁时代的最高领导人除斯大林之外,全部杀害或监禁,中央委员70%遭到清洗,数以万计的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元帅,集团军或军区司令,以至数年之后,德国闪电进占苏联的时候,几乎找不到指挥官了。在那个万马齐喑,人人自危的严冬。这首美丽的歌依然唱道:“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世上再也没有别的人民,更比我们能够欢笑。”当每一个人都被严格地禁锢在自己的单位或劳作的土地上时,歌中却说“打从莫斯科走到遥远的边地,打从南俄走到北冰洋。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就是自己祖国的主人。”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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