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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东昇西降,而是东欧上升、中国下降,中国经济熄火
送交者:  2021年09月15日10:44:14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余杰专栏】中国模式可以笑傲东欧模式?(ZT)


「东欧激进,中国渐进」是一个弥天大谎

 一九八九年,东欧和苏联剧变前后,中国学者金雁亲临现场,写出了可跟早期中共留苏派领袖瞿秋白的《饿乡记程》相媲美的《新饿乡记程》;前苏东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进入第十个年头之际,她再度实地访问,写出了《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与思想变迁》,为东欧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道路精准把脉;苏东波二十年后,她再接再励,重走东欧路,又写出《从「东欧」到「新欧洲」:二十年转轨再回首》,破除中国官媒对东欧转型的负面描述。这三本书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堪称二十年来观察和思考东欧变迁轨迹的最佳「三部曲」。

 

金雁选择东欧为研究目标,绝非无的放矢或兴之所至,而是以之为镜鉴来反思当下中国的「不改革」,她的文章是「满纸东欧,一心中国」。

 

在中国官方的描述里,东欧社会经济的改革是激进的,所以失败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改革是渐进的,所以成功了。总而言之,中国因不民主化而富强,东欧因民主化而穷弱。金雁指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中国和东欧相比较,真正的重大区别并非激进与渐进,而是以下三点:第一,两者改革的背景不同。苏联东欧在历史上搞的是现代工业文明扩张「科学主义」的一套理性计划经济体制。而中国搞的是一种不把「计画」当回事的、「多快好省」的命令经济,「文革」时期尤其如此。所以,中国在「大乱」之后转向国家操纵的伪市场经济,比苏东国家由严密的计划经济转向真正的市场经济,相对要容易得多。

 

第二,从表面上看,中国改革的成效比东欧显着,民众获得的实惠似乎更多。但实际上只能说明,两者原有的基础差异甚大。在东欧的旧体制下,即便是农民大都有很高的社会保障,比如波兰农民在一九七二年就实行公费医疗,一九七八年又实行退休制度。这样,改革之后,农民获得的好处并不太大。而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农民一无所有;邓小平时代的「包产到户」,确实让农民的生活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所以,改革前后民众生活水准变化的大小,并不足以显示改革的成败。

 

第三,东欧无论渐进还是激进的国家经济,无一例外都一度受挫;而在中国,无论热衷于国家主义的地方官员实行「休克疗法」还是南街村毛主义的那一套,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经济增长,因为中国民众的基本人权是可以被完全忽视的。中东欧国家实现了民主化,任何改革都必须保障公民的人权;而中国没有实行民主化,可以将民众当做奴隶劳动力使用。前者的经济改革只能「慢热」,而后者可以竭泽而渔地「弯道超车」。比如,曾在江苏宿迁任职的仇和(后来在云南任职时因贪腐罗马)作风武断强硬,以一纸行政命令,一夜之间将公产包括学校、医院、幼稚园全卖光,这才是激进之举,这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极端形式。而东欧在「民主分家」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多方博弈、无穷谈判,耗费了许多精力,损失了不少时间,却更多保障了社会公正,这难道不是渐进模式吗?

所以,说东欧激进、中国渐进,激进不好、渐进好,乃是掩耳盗铃。

 

昔日阴郁的东欧,今日明媚的「新欧洲」

为区别于以往有负面色彩的「东欧」一词,金雁以「新欧洲」来命名这些国家。「新欧洲」是小布希时代鹰派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首先使用的名称,他认为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二战之后数十年来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实现了民主制度的重建和经济繁荣,反倒滋生了与美国离心离德的「反美主义」,堪称恩将仇报;与之相反,一九八九年从铁幕后面解放出来的东欧诸多,当年没有得到过马歇尔计画的帮助,在后冷战时代得到的来自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也并不多,但它们对美国帮助他们摆脱苏联的压迫和奴役充满感恩之心,在外交政策上也与美国极为友善,比如主动请求美军入驻,并愿意提供相当部分的军事开支——虽然这些国家远不如西欧国家那么富有。

 

在欧盟内部,存在着死气沉沉的「老欧洲」与新发于硎的「新欧洲」之间的竞争与分歧。作为「老欧洲」的代表之一,法国对亲美、亲北约、反对共产主义和重视以宗教信仰自由为中心的人权的「新欧洲」不无微词。法国左派学者弗朗索瓦·巴富瓦尔在《从「休克」到重建:东欧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欧洲化》一书中,对东欧的转轨过程便颇多负面评价。不过,他仍承认,一九八九年的中欧和东欧,「首先是一个由于原来领导国家的苏联类型执政党下台而完全『风化』的结构」,对其拆毁和重建乃是势在必行,而「所有制改革或曰产权改革是国家重建中的根本环节,它披荆斩棘,为其他阶段开辟道路,使得社会保障型国家的改革和集中化的行政政体改革成为可能」。

 

有意思的是,《从「休克」到重建》的译者陆象淦,在译者序中全盘否定东欧的转型:「东欧转型之初由美国顾问们一手炮制的『休克』疗法,遵循『华盛顿共识』的路线,照搬在英美和一些拉美国家实施的模式,强调所谓民主与渐进主义的不相容性,以『超越革命』或者『赶超现代化』为号召,全然不顾东欧国家的国情,主观武断地一笔抹杀其历史遗产,出笼了一套快速和激烈的干预措施,将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的命运视同儿戏。」这一论述显然不符合作者弗朗索瓦·巴富瓦尔的真实观点,更不符合东欧转型过程中的真实情况,有故意误导读者之嫌疑。

 

陆象淦在此所表达的,不是他的「个人意见」,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国官方的立场——必须否定东欧转型模式,才能确立中国模式的地位。对此,金雁分析说,中国官方及代表官方立场的学者和媒体,贬低乃至否定东欧模式所采用的素材,看似来自这些国家内部的「坏消息」,却并不符合这些国家的真相。首先,在民主化之后的「新欧洲」,报纸、电视和网路奉行新闻自由的原则,即便是意识形态上接近执政党的媒体,也倾向于报导「坏消息」,这样才能赢得读者并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而这些「坏消息」立即就被中国媒体大量转载。这本身形成一个吊诡的状况:就像中国发佈的、用语反击美国的《美国年度人权状况报告》,所引用的材料大都来自美国媒体上公开的报导。这样的引用方式,反倒证明美国的新闻自由状况让中国望尘莫及。

 

其次,中国和东欧对「幸福」和「成功」的理解迥然不同。中国是GDP至上,只要GDP数字高,即便付出环境破坏、能源浪费、腐败肆虐、道德沦丧的巨大代价,亦在所不惜;而东欧即便是最偏右的政党执政的国家,亦以优质的福利和优异的公共服务为政府施政之前提。中国媒体一厢情愿地认为,既然中国的GDP增长率高于东欧,「中国模式」就优于「东欧模式」。其实,GDP未必能反应国民的生活幸福度。中国媒体却极少报导东欧人的日常生活状况。金雁在一篇访谈中描述说:「东欧老百姓的日子比我们更安逸、更和谐、更休闲,城乡差别也不大,社会分化也没有中国显着。老百姓过得优哉优哉,节奏比较慢,透露着一股悠闲的劲头,到处都是露天歌剧场、晒日光浴的人,到处都是咖啡馆、啤酒馆,这个时候你去东欧,生意都没法做,人们都去休假了。整个夏天都是『追逐太阳』的季节,都是人们享受大自然的季节,没有去哪里度假,那就不叫过夏天,顶不济也要到自己乡下的别墅里接接地气。」即便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经济发达城市生活的中国中产阶级,恐怕也远不如东欧的普通民众这样有幸福感。

 

东欧的民主转型优于南美,堪比台湾和南韩

「新欧洲」诸国在一九八九年毅然告别计划经济、极权体制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走向了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

苏东变局初期,忍受半个世纪共产制度折磨的「老东欧」国家,遭遇诸多困难与挑战,政治、经济一度危机重重、千疮百孔,人民生活也青黄不接、困苦不堪。中国官媒趁机大肆渲染东欧国家社会秩序混乱、经济衰败、民众排队购买食物、很多人转而怀念「旧日美好时光」,以此反证中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变」有其合理性,「不变」比「大变」或「剧变」要好。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你们想要更多自由(如果六四学生闹事成功了),就会像东欧人那样,最后连面包都没有了;如果你们愿意少要一点自由,就可以得到统治者的怜悯,得到充足的面包(米饭)供应。

 

中共当局却没有想到,「长痛不如短痛」,短短二十年之后,东欧诸国的社会转型基本完成,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多元,在各项指数上都「达标」,相继加入欧盟,而且在欧盟内部成为生机勃勃的「新欧洲」板块。此时此刻,中国宣传机构无话可说,不再报导来自这些国家的「好消息」。


直到二零零八年,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及波及若干东欧国家,让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受挫。中国媒体又开始铺天盖地地报导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东欧模式」的缺陷与失败,以此显示「中国模式」的成功。

 

然而,「新欧洲」各国很快克服金融危机,继续深化各项社会改革。以经济发展而论,最靠近欧盟核心国家、经济状况最好的斯洛维尼亚、捷克、匈牙利等国,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埃西亚、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等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已步入准发达国家的梯队。二零零九年,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已超过和接近一万美元,而中国还不到五千美元,这着实让「中国模式」的自豪感弱了三分。

 

以民主和人权保障而论,根据自由之家的统计,前共产主义的中东欧国家、波罗的海三国以及部分南欧国家,均跨过了民主的最低门槛。反之,曾经是前苏联成员国的十二个独联体国家之中,没有一个跨过了民主的最低门槛。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化也比南美各国更成功,可以跟亚洲的台湾和南韩相媲美。因此,研究民主转型问题的美国权威学者胡安·J·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对中东欧民主的未来持某种程度的乐观态度。这两位学者进而指出,巩固民主有五个场域,包括:必须存在一个自由和活跃的公民社会可以发展的条件、必须存在一个相对自主并且受人尊重的政治社会、必须有法律可以确保公民合法的只有权利和独立的结社生活、必须存在一个国家官僚系统并且供新的民主政府利用、必须存在一个制度化的经济社会。而中东欧国家基本具备了这五大条件。

 

「新欧洲」不是中国嘲笑的对象,而是中国学习的典范

金雁在本书中重点分析了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它们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比俄罗斯和巴尔干国家更加规范,比较注重交易的合法性和公平原则,不论是波兰的「内部人私有化」、捷克的「证券私有化」、匈牙利的「面向外资全部卖光」都进行得比较顺利。波、捷、匈、斯等国都经历了六、七次议会大选,四、五次总统大选,各自两次左右不同政党(或政党联盟)轮流坐庄,在多次的权力轮替中,基本上实现了平稳交权,没有出现倒过来「清算」的社会情绪,也罕有「仇富仇官」和「排外」的「向后看」浪潮,不满情绪大多通过法律程式得以释放。这些国家也没有出现俄国的普丁以及从苏联分离出来的中亚国家的独裁者的那种「盗贼式统治」。客观而言,这些国家的转型是大致成功的,正如金雁所说:「中东欧国家的转轨,与中国的转轨,为转轨国家提供了两种模式的选择。但目前,由于宪政民主制度,中东欧国家转轨后,在公民社会的建设以及社会保障的提供等方面,明显要做的更好。」这些国家的加入,让欧盟显得更具生机和活力。

 

在中国,对「中国模式」感到踌躇满志的掌权者(如习近平)和那些为「中国模式」摇旗呐喊的御用学者(如林毅夫、胡鞍钢),绝对不会有向「东欧模式」学习的念头。但金雁认为,东欧解决了困扰国家转型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如自由与公正,这些国家在未来一般不会再度面临深刻的制度性危机;而中国的经济虽然持续高速发展,但若干深层次的问题正在层出不穷地暴露出来,「现在中国民间积累的怨气已经很大了,远远超过了『文革』时期所说的『修正主义的黑十七年』的『干群矛盾的激烈程度』。苏东经验表明,矛盾硬按是按不住的,只要权威减弱就会有反弹,而靠强力和金钱的『维稳』手段总会有走到尽头的一天」。中国应当趁现在经济尚未全面崩溃,及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不妨向东欧国家「取经」。

 

前车之鉴,短视的人们却往往视而不见。金雁指出,东欧剧变之前的政治形势是:「共产党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抛弃了革命口号,由于政治理想的『崇高性』和『可信度』大大剥落,上层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和物质的兴趣,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学说甚至文化传统都不感兴趣,而只对政权本身发生兴趣。」这与今天的中国何其相似——习近平大力整顿愚不可及的宣传机构,企图重新赋予日薄西山的马列主义以源源不断的活力,却只能是缘木求鱼、扬汤止沸。

 

关于「中国模式」的真相和本质,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今天的中国社会是「权贵资本主义」。所谓「国富民穷」,这个「国」并不是真正全国意义上的「国」,而是一个党,就是许多掌握大权的党员,个个都富起来、个个都有机会掌握国营企业。私人的、靠自由市场竞争起来的企业家和中产阶级,反而不见。所以,这个模式就是「一群强盗把中国抓在手上」。

 

在此种情形之下,中国虚心地向东欧学习乃是「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只是,统治集团内部只有习近平之流的刚愎自用、好大喜功者,他们哪能具备此种常识判断和学习精神?

(以上转自台湾六都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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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专栏:新兴先进经济体热门首选在东欧(ZT)


投资专家表示,继东亚经济奇蹟之后,东欧前共产国家是当今经济成长热点,也是国际货币基金(IMF)寻找下一个新兴「先进经济体」的热门区块。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Management)首席全球策略师夏玛(Ruchir Sharma)今天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东欧崛起是个被遗忘的经济成功故事」专栏文章。他1月曾在美国「纽约时报」撰文,称台湾位处全球科技霸权争夺战中心,在规模相似的国家中,堪称「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

夏玛表示,IMF追踪全球195个经济体,仅39个获列为「先进」(advanced),其中更只有18个经济体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升至「先进」等级,且这些较晚出现的先进经济体大多具区域群聚特性:首先是南欧,接着是由南韩及台湾为代表的东亚,如今热点则转移至东欧。

夏玛分析,在最后10个跻身「先进」等级的经济体中,有6个是东欧前共产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及斯洛维尼亚。在国内生产毛额(GDP)世界排名前25大经济体中,最后一个获IMF认定为「先进」的经济体是1997年的南韩。

夏玛预测,下一个跻身「先进」等级的世界前25大经济体很有可能是波兰。

他指出,IMF对「先进经济体」的认定标准通常涵盖人均收入1万7000美元以上,而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的人均收入分别是1万5000美元、1万6000美元及1万3000美元以上,但匈牙利目前不在世界前25大经济体内。

持续强劲的成长对经济体发展大有助益。夏玛分析,战后各新兴经济体往往面临无法持续成长的困境,全球金融及贸易流动趋缓则让情况更为棘手,但东欧却异军突起。

他举例,波兰过去30年维持年平均经济成长率超过4%、在去年全球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爆发前没有一年负成长的佳绩。一如许多中东欧国家,波兰拥有高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准的劳动力。此外,东欧及长期经济表现良好的东亚国家有个共同点:具备足以推动经济体自我持续增长的优秀制造实力。

夏玛提到,崛起的东欧经济体还有另一项优势:与西欧市场距离近。他提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是许多德国高级汽车的产地,传统制造业出口大国波兰近来在数位经济的表现也不俗,就相关产业营收在GDP的占比而言,波兰已进入全球排名前20。

此外,夏玛指出,欧洲联盟(EU)未来5年预期将持续补助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一年金额约占这些国家GDP的1%。在此情况下,波兰的人均收入明年即可望达1万7000美元,符合IMF的「先进经济体」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对东欧地区的乐观,夏玛对中国的经济成长趋势多持保留态度。他在2012年出版的着作中预测,中国经济成长势必趋缓,原因包括债务高筑、人口老化。他之后并撰文警告,中国恐陷入严峻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北京当局近来出重拳打击科技和数位产业。对此,夏玛之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中国打击的其实是曾让自己免于经济崩溃的救星,这是一大讽刺。

(以上转自台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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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专栏:大搞个人崇拜 习近平正危害中国(ZT)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拉契曼指出,历史经验显示,融合个人崇拜及共产党集权专政的统治往往导致贫穷和暴力曾有效推动中国政经发展的「中国模式」与「习近平模式」大不同,习近平正在危害中国。

    拉契曼(Gideon Rachman)在今天所刊出「习近平个人崇拜危害中国」一文指出,中国目前由党国领导的、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令人想起历史上对毛泽东、史达林(Joseph Stalin)等独裁者的崇拜。这样的类比或许牵强,因为当代中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近数十年的经济转型成果也让北京开始宣传所谓值得世界仿效的「中国模式」。

    不过,拉契曼提到,将「中国模式」与「习近平模式」清楚区隔十分重要。

    他指出,故领导人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立基于摒弃个人崇拜、要求官员实事求是。官员要能放手实验新的经济政策,关键前提是摆脱对「全知全能」领导人的恐惧。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于1982年订定,这不仅有助解决一党专政国家常面临的接班问题,也让集体领导有机会制衡强人。

    拉契曼笔锋一转写道,在习近平时代,中国共产党再度拥抱个人崇拜,2017年将「习近平思想」纳入宪法,2018年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目前中共加紧强化习近平崇拜似乎是为明年的全国代表大会铺陈:习近平将透过大会这个橡皮图章确保自己可永远掌权。

    拉契曼指出,习近平将被塑造成「好皇帝」、一位超群绝伦的「贤君」。不过,纵使打击贪腐、推动更为强硬的外交作为、加强管控大型科技企业等政策或有其合理之处,它们也很容易出差错,例如威吓台湾可能导向没有必要的美中冲突。然而,届时任何人要公开指出错误,都将非常困难。

    习近平崇拜对中国具一定教育程度的中产阶级及高阶官员而言,本质上也颇难堪,因为他们必须每天研读「习思想」、吸收「金句」,无论内容有多荒谬。

    拉契曼提到,尽管美国前总统川普(Donald Trump)曾「开玩笑」称美国应学习中国废除领导人任期,美国至少设有监督与制衡机制,目前看来尚足以压制掌权者的劣根性。不过,像中国这样没有独立司法、民主选举及自由媒体的国家,强人崇拜不受实质约束,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对他的国家而言,是一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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