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揭秘林彪“9·13事件”的两部新书《黄永胜北京当总长1287日》和《风暴历程》在港出版，从亲历者角度出发独家揭露“9·13事件”发生时中共高层的反应和处理手段。
岁月沧桑，潮起潮落。追逐历史，仰望星空。历史的记忆，穿过岁月幽深的长廊。
2021年9月13日，是前中共“副统帅”林彪乘飞机外逃，亡命蒙古温都尔汗50年的日子。数人物，论成败，一切皆成往事烟云。重温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读懂一种精神，穿越历史，照亮未来。没有反思，就没有新的发现。历史需要沉淀，宁静才能致远。任何刻意切割历史，人为扭曲，断章取义，都是不可取的。中共政治人物载沉载浮的盖棺定论改写中共党史。
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所谓“百年观史”，遵循“论从史出”。在中国，对中共当代史重要人物重新评价，接连呈现亮点。
在“9·13”林彪事件50周年前夕，香港有两部新书推出，一部是《黄永胜北京当总长1287日》，上下册80万字，作者黄春光、黄正，特邀顾问余汝信，由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于2021年9月出版。
另一部是《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上下册105万字，作者余汝信，由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于2021年8月出版。
其中，《黄永胜北京当总长1287日》原拟2020年10月出版，以纪念黄永胜诞辰110周年，因受黑暴事件和疫情影响延至现在推出。
此书作者之一黄正说，书中有关文革中军事工作的内容，恰好与本书特邀顾问余汝信的大作《风暴历程》相互佐证、相互补充，读者可以将两部书对照阅读和研究。
《风暴历程》
新史实揭历史伤疤
黄正是黄永胜第三子。日前，他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今年是‘9·13事件’50周年，对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我父亲所知其实也有限。他当时在中央工作，周恩来告诉他的、会议上说的，他知道；周恩来不说的、会议上不说的，他就不知道。
“事情已经过去50年，‘9·13事件’依然迷雾重重，要想彻底讲清楚，目前还不容易。林彪到底为什么出走、飞机为什么会飞蒙古、飞机是怎么摔下去的，这些问题现在有一些新的补充说明，比如余汝信主持翻译的蒙古国现场调查报告、对飞行员潘景寅资料的汇总和副机长康庭梓的回忆文章（《真相：专机专副驾亲历‘9·13’》）。
“现在看起来，指向比较清楚，飞行员是一个重点。
“我认为不论是在中国文革史、中共党史上，还是对全中国人民而言，‘9·13事件’都是一个坎儿、一个伤疤。50年了，这个伤疤只是没有那么痛了，但并没有抚平。抚平这件事需要很大的政治智慧。
“我父亲去世以前的思想与刘少奇想法有所不同。少奇在临终之前讲的一句话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父亲在临终前给我们留下一句话，‘我的历史要写清楚，只有靠组织’。他这句话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他依然相信党组织，认为能还他清白的只有党组织。”
《黄永胜北京当总长1287日》一书的特邀顾问、《风暴历程》作者余汝信对《亚洲周刊》说：“‘9·13事件’凸显中共当年在最高权力传承更替问题上难以破解的困局。今天重提、反思‘9·13事件’有何时代意义？我认为，关键在于重审接班人问题。在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被列入党章，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把接班人正式写在党章里。”
毛泽东（左）与林彪
毛泽东一再更换接班人
余汝信说，“要树立接班人是党的一大传统。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就树立刘少奇做接班人。到了共和国建立初期，他对刘少奇的土改政策、对资产阶级改造政策等不满意，就想用高岗替换。但接班人替换容易引起党内矛盾，一提起就受到高层反对，于是毛就牺牲了高岗，选择维护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
“一直到‘四清运动’后，大约1964年底、1965年初的时候，毛实在是不满意刘少奇，就想把他搞掉，改换林彪为接班人。
“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想把邓小平和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备胎，但后来他觉得邓小平比较认可刘少奇提出的路线，两人走得太近了，就乾脆把邓小平放一边，只树了林彪。结果‘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倒了，毛泽东又把他的视线转移到王洪文身上，在中共十大的时候把王洪文树立为接班人。
“不到半年，毛又反过来觉得邓小平比王洪文等人好，再次把邓小平恢复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但因为邓小平搞整顿，毛泽东觉得他搞复辟，所以有了1976年的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改为树立华国锋。但毛去世后，华国锋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毛的路线，把‘四人帮’抓起来了。所以整体来说，毛泽东树立的接班人都是失败的”。
余汝信认为，“当年树立接班人这种制度，与现代文明的国家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党内不搞西方那一套，不认可西方的普世价值，但从林彪事件可以看出，接班人制度是不可靠的，而且是不会成功的”。
余汝信说：“在党内最高权力实际上也是国家最高权力传承更替的问题上，毛泽东在中共建政后唯一采取的是一种选择‘接班人’的方式。选择的对象，在‘9·13事件’之前有刘少奇、高岗、邓小平、林彪，在‘9·13事件’之后有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实际上，选择接班人的方式是一种主观性甚强的、非制度性的、落后的，故而是失败居多的权力传承更替方式，‘9·13事件’中接班人仓皇外逃，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失败例子。
如果我们要从‘9·13事件’中吸取教训的话，这种与现代政治体制格格不入的所谓选择接班人的方式，就非得要摒弃除之不可。”
几十年来，人们始终关注“9·13”这一改变文革运动命运的标志性事件和围绕该事件的不解谜团，《黄永胜北京当总长1287日》记述了“9·13事件”这一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的相关当事人——时任军委办事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他身处中央最高层，在周恩来的安排处置下应对这一突发事件，从此无可避免地身陷其中，新书描述了他当年的处境与感受，提供了新的史料与又一重要相关当事人的视角。
《黄永胜北京当总长1287日》
黄永胜亲历中共高层分化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董事长敖本立，是《黄永胜北京当总长1287日》编辑出版的策划者、主导者。日前他对《亚洲周刊》说，本书披露了不少新史料。黄永胜是在1968年3月，杨成武垮台后遵毛泽东之命，从广州军区司令员任上，到北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的。
直至1971年9月24日，计1287日，黄永胜身处中央政治最高层，期间常代表中央军委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处相对而坐，共同商量决定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书中披露的史料，为读者了解与理解文革中的中央政治及毛、林 、周 、江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史料与新的观点。
他举例说，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合作，指控张春桥的叛徒问题。中共“九大”后，林派（林彪）与江派（江青）的矛盾冲突不断激化。林彪的指导思想是要防止小资产阶级夺权，防止江派干扰插手军队事务，其打击的矛头突破口选定张春桥。在对付张春桥这事上，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采取合作支持态度。书中“张春桥——有历史问题”一节披露，“九大”筹备审查代表资格时，周恩来即实际用军方提供的张春桥叛徒问题的材料，与黄永胜联手报送毛泽东等待处理。毛泽东退回材料，未批处理。
到“九大”审查报告时，周恩来又第二次将材料呈送毛泽东。材料再次被毛退回，只标记看过，无任何态度。可以佐证此事的是邓小平复出后到医院见周恩来时，周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张春桥是叛徒，毛主席不让查。
敖本立指出，1970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林彪讲话剑指张春桥，毛、林矛盾激化，关系走向破裂。在毛、林关系破裂时如何选边站队成了许多人最痛苦最艰难的抉择。
没有参加庐山会议的黄永胜被毛泽东召到庐山单独约谈，“最高约谈”一节披露了这一重要史实。毛这次谈话实为给黄永胜一个选择站队的机会。黄永胜应该懂而装不懂，下不了与林彪切割的决心，这样的表现决定了他从政治巅峰跌落的命运。
“九一三”林彪坠机现场，惨不忍睹。
周恩来态度鲜明
敖本立再举例说，书中最新披露的事实还包括对周恩来处置“9·13事件”的现场的描述。毛泽东与林彪和而不同、斗而终破的关系，以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机亡命蒙古国温都尔汗而告终。“9·13事件”给黄永胜的震动打击，世人是可以充分想像的。“林彪跑了，自己肯定是以完蛋收场，决无幸免之理。”“他妈的！你林彪跑什么跑嘛！这不害死人吗！”这是书中披露的黄永胜对“林彪跑了”的第一反应。
9月12日整晚，黄永胜都在周恩来身边，参加周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会中周恩来首先得知林彪乘机外逃的消息，离场向毛泽东报告后即回到会场。此时周恩来已是选择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出面处理林彪外逃事件。
经验老道的周恩来抓住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现场共同处理事件，实际不动声色控制稳住了黄、吴、李、邱等人。其后对这几个人隔离审查，周也是态度鲜明的。政治斗争的无情，若非身在其中，常人是难以理解的。
敖本立说，“9·13事件”50年，《黄永胜北京当总长1287日》以现场亲历者黄永胜的回忆披露中央最高层在得知林彪外逃后的反应和应对处理的经过，是研究“9·13事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自会引起读者的关注和专家的重视。
而正如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秦晖教授在《风暴历程》的序言中提到，“对‘9·13事件’经过的详尽分析，应以林立衡1971年10月给中央报告这一当时林家知情人最早、最具体的亲述文献为依据。
这份文件虽然最早就被提到，但就我所见，最详尽的文本披露还是在余汝信先生的这本书中。他依据这份第一时间和第一手资料，结合其他重要信息来源，对该事件的真实过程也做出了迄今为止笔者认为最可靠的考证。
“这些考证澄清由于各种原因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出现的主要争论，包括林立衡本人后来因政治气候变化改变说法而导致的许多混乱。可以说，经过余汝信先生和其他学者的持续考证，这场石破天惊的文革时期政治大地震的真相已经基本大白。”
缅怀者敬立九一三遇难者纪念碑。
国安法下面市引热议
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多，始终被视为中国政治类读物出版“天堂”的香港，此前一直是无法在中国出版甚至被禁的出版物的阵地，近来有关攻击、批判中共的出版物几乎销声匿迹。但《黄永胜北京当总长1287日》和《风暴历程》这类专注史料的真实性与学术性的历史书籍出版、上市，能否持续销售，成了舆论焦点。
敖本立说，“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出版自由、出版社林立，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专注中国文革历史书籍的出版。毛泽东说过，‘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周恩来说过，‘毛主席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就是有党嘛，党内就是有派嘛’，党的领袖如何摆平及是否有能力正确处理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正确处理摆平党内不同派别的关系，是保证党的团结与力量的最关键一环。毛泽东与林彪，和而不同，斗而终破；毛泽东与周恩来，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经验，发人深思”。
“改革不是革命”
敖本立认为，在许多人忧虑港区国安法施行后，香港是否还有出版自由的观望气氛中，这两本书如常在香港顺利出版上市，应会有安定人心的作用。以往这类政治书籍主要读者群来自中国的过客、游客。疫情下中国游客绝迹，而早在疫情前，海关早已收紧对来自香港书籍的政治审查。
《风暴历程》按以往的销售态势，这类书都能发行8万、10万册，而今首版只是印刷1000册。
当下，北京中南海高调宣示“共同富裕”政策，整顿网络巨头、娱乐明星、教育培训，令外界嗅到不寻常讯号，“二次文革”、“文革小革命”疑云笼罩舆论场，改革开放的大方向真的要改变了吗？
50年前的“9·13事件”是“文革”结束的“惊雷”，是改变“文革”命运的标志性事件，那么“文革”今天还会重返吗？来自中共高层的舆论明示：共富不是均富，改革不是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