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在中文语境中经常被比作母亲。但有时这个“母亲”会被“权力”绑架，给它戴上“主义”的桂冠，披着“美德”的锦衣，穿上“教育”的皮鞋，顺着“传媒”开出的大路，大摇大摆地走到了“人民”面前。这时候，一群群金童玉女帅哥俏姐半老徐娘徐爷老娘老大爷都围了上来，搂着她的影子笑啊，唱啊，喊啊，一声声地说着我爱你。

就在这阵阵欢呼声中，“祖国”变得越来越神秘，越来越伟大，越来越神圣，直到她成为一个巨大的偶像。

祖国，成了一个神明！ 

这个偶像一经确立，那么，芸芸众生，无论是生活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出生的，都要向她效忠，崇拜，视之为精神的至上追求，感情的最后依赖，心灵的全部寄托，生命的唯一支柱。必须全心全意去爱她，直到将她举到高于一切的神坛上，为了她，你、我、他，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要献出一切。

于是，与“祖国偶像”相联系的一切就都可能被神圣化了，也就是说，现存的一切，从社会秩序，经济生活，民俗特点，文化遗产，到政治权力，法律制度，思想观念，饮食男女，日用言语，等等，凡是打上了“祖国”这个标签，都能够被合理化，神圣化，必须赞颂、只能赞颂。“凡是存在就是合理的”这句哲学术语，就会变成了“凡是祖国的就是合理的”，更进一步，“凡是祖国的就是美好的”，甚至最美好的。因此，必须爱“祖国”，要盲目地爱，爱到死去活来。反过来，凡是你批评的那个现存的事物是“祖国”的，那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卖国，卖国的自然是汉奸。汉奸者，世人皆可杀之，辱之，践踏之。

但是，什么是祖国啊？

它不过就是一块比较固定的土地，从先祖到你，一直生活在这里。

不知道哪一个是始作俑者，弄出了“国家”这个洋词，愣是把“国”和“家”绑在了一起，结果这一两百年，把中国人的感情弄得五迷三道的，神志不清。到现在，许多人还弄不清祖国、国家和政府之间的区别。

在中国古代，观念就清楚明白多了，“国”的观念就被“家”和“天下”的观念所吞噬。这个“家”，不是每一家的家，而是归“一家”所有的“家”；这“天下”也不是天下人的天下，而是在“一人”之下的“天下”。如此一家，非“皇家”莫数；如此一人，唯独皇帝。客气一点说，是“孤”、或“寡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前提，也是结论，对“国”与“家”的内在联系说得最清楚，最明白。因此，古时没有什么爱国，只有“忠君”！君即皇帝，唯有皇帝可自称为朕，朕即朝廷，即国，即天下，即黎民百姓的生身父母，即普度众生的真命天子。

如果你在古代中国一定要讲爱国，那就只能是这一句话，忠君就是爱国，反过来，爱国就是忠君。

维系这一点的，不仅有皇权，更有渗透人心的伦常：伦常之要在“三纲”。“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核心是“君为臣纲”。那要义正如宋儒所说：天下无不是的君。用古语说，那叫吾皇圣明，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叫伟大领袖一贯正确，还有伟大。无论出现了什么情况，圣上总是对的，没有错。因此，忠一定要到愚的地步才是真正的忠，此之谓，愚忠。

在皇权至上的传统中，爱国被爱皇上所代替，其实，对皇帝你是不可以说爱的，只能说忠。对于小民而言，什么国不国的，那是你不佩去看的，也不佩去爱。你唯一佩看的，是看皇帝的眼神，但你绝对没有条件看到那眼神，即使面对了，也不敢平视，只能仰视，任他俯视。于是，你的顶头上司是谁，你就听他的好了。他就是你的父母官，代表了圣上的旨意，又如同你的生身父母。

请切切记住，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就把“三纲”的两个核心完美地结合起来了：天下无不是的君，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人伦支持朝纲。人伦，以父母为始；朝纲，唯圣上旨意是从。

“老话说，专制政体之下，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暴君本人。如果人民处于绝对臣服的状态，哪怕国君十分贤明，这一说法仍然正确”（注一）。米尔的这个论点，至今仍然正确。

辛亥革命后，“国”被“皇家”这一大家子所垄断所代表的局面总算结束了，至少，在法统上是结束了。因此，若把祖国至上与权力意志至上结合为一体，那就无法摆脱皇帝意志高于一切的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现代人，千万别想去当皇帝，时代不同了。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变相想当皇帝的还大有人在，所以，有所谓“土皇帝”一说，事实上，土皇帝也真的有，有时，一个村长就是一个土皇帝。

鲁迅当年有句名言：“弘扬民族主义决不是要宣扬这样一种观念：做异族的奴隶不好，那么我们倒不如作自己人的奴隶吧”（注二）。

弘扬爱国，绝不是劝人在自己的祖国内作奴隶。而是说，这是你的土地，你可以堂堂正正地作一个人，一个公民。

在当代，爱国的核心就是，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公民。

“信耶稣就是信洋教，信洋教就是不爱国”，这是扭曲了的爱国偶像在信仰问题上的逻辑。这逻辑虽然很荒谬，但却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这历史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传教的自由和信教的自由，都受到了西方列强所强加给中国人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因此，就有了所谓的“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的讽刺。少了的那个中国人成了“鬼子”，但不是原装的，不是正版，故名之为“二鬼子”。

可悲的是确有极少数的华人基督徒，他们做了基督徒就不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了，心甘情愿地当上了“二鬼子”。于是，这祖先的土地和在这上生生不息的同胞就不放在他们眼里了，更不可能放在心上。“二鬼子”不爱国，就成了现实。怜之者，道是可悲；恨之者，斥之为可耻。可悲也好，可耻也罢，但从此却留下了无穷的冤孽，这就不是遗憾一语能表达的了。 

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二鬼子”把自己当成了特殊华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则根本不把他们当成中国人，渐渐地，就不把他们看成是人了。推而广之，凡是信了“洋教”的华人，都不是中国人，或者说，是中国人中的另类，败类。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人非人，则是鬼子。鬼子者，自然不是人之子，乃是鬼之子。杀“鬼子”，不是杀人。

把“信洋教等于不爱国”的逻辑再往前推一小步──信教就是卖国了。对于卖国者，杀无赦。首开这杀戒的，就是被歌颂为伟大爱国主义运动的义和团。

在这场“杀鬼子”和“二鬼子”的动乱中，动刀动枪，杀人放火，在前面冲锋陷阵，舍家赔命的，大都是平民百姓。而在其背后煽风点火，出谋划策，击鼓鸣金的，则是达官贵人，儒生士绅。前者对基督徒的仇恨往往见于物质利益的直接冲突，而后者对基督徒的仇恨，则来自更深的恐惧：即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儒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曾国藩就曾经这样声讨过：“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教、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注三）。而晚清一位儒生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则说：“泰西人行异教于中国，愚氓多为所惑，虑夺吾尧舜孔孟之席，谓此开辟以来未有之变，其魇深痛若此”（注四）。

发展到二十世纪，情况则起了一个大变化。正如列文森森指出的那样：十九世纪的中国人反对基督教，是因为它与传统中国相违背；但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反教，则是指其与现代科学相冲突。（注五）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面则在于，它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包括侵略阴谋）”始终连在一起。这一点，从1840年，到中华民国，到民国后，一直没有变。

基督徒是否爱国，此处不辩，历史自有公论。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是下意识地反感异于自己精神世界的新事物，还是出于有系统的诬陷，说基督徒不爱国，都是最容易挑起民众的非理性情感的，借以蔑视仇恨基督徒。因为从鸦片战争起，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一直是被西方列强欺凌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指责信基督就是不爱国，无异是将基督徒置于“民族罪人”“民族败类”的历史地位。

这一点还真要感谢伟大领袖毛，他帮了中国的基督徒一个大忙，替他们摘下了信“洋教”的大帽子。当他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啦！那么，外国的传教士就得统统走人。（此处删去5/60字）而对于那些之死也不放弃信仰的华人基督徒，或教育，或批判，或斗争，或劳改、关监牢，……！

因信仰并为了信仰而受苦受难，这就使得生活在大陆的基督徒，不但与其他的普通百姓一道受苦，并且，苦上加苦。但是，就当基督徒与自己的骨肉同胞一同受苦受难时，就当他们在苦难中还默默地爱自己的骨肉之亲并为祖国祷告时，就当他们忍受着耻辱与压迫而竭心尽力做一个荣神益人的好国民时，一百多年来泼在华人基督徒头上的污水终于被殉道者的鲜血洗净了。

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基督徒，现在有资格有信心宣告，我们是爱国者。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爱着我们脚下的这块大地，爱着我们的骨肉同胞。这不仅是自然的，因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息，挣扎，欢乐，仰望。这也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心中有天国，有上帝之爱，这爱不可能不表现出来。

上帝对我们的最基本要求就两条：爱神爱人。所谓爱人，就是爱我们的邻居就像爱自己一样，而我们的邻居是谁呢？就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中国人。

原稿完成于2004年。

这一次修改后分三部分发表。2018.1.1记 

（2010年摄于四川黄龙景区）

注释：

注一，转引自（美）爱德勒编 《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北京，1988 年1版，第330页。

注二，转引自 孟繁华主编 《九十年代文存1900——2000》 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1年1版，第226页。

注三，谢扶雅 著《基督教与中国思想》，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香港，1990年4版，第286页。

注四，殷海光 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北京，1988 年1版，第159页。

注五，转引自 梁家麟  著 《福临中华》。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