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渎

资本家是怎么来的？

按亚当斯密理论的说法，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靠社会分工来推动的。而农耕社会的社会分工结果只导致一部分人对土地资源的占有，地主就是这么来的；然而社会分工会不断继续，当一部分人从传统生存方式（农业文明）中解脱出来并过渡到新兴的生存方式（工业文明）中去以后使得其中一部分人实现了对资源（生产资料）的富集占有而成就为个人的资本（财富积累）。地主占有土地资源；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

资本家是资本型社会的伴生物，没有工业文明就没有资本家。

老毛时代的共资（共党与资本家）关系是水火不容的，等到了邓小平才开始拐弯。一九七九年的夏天，邓小平大笔一挥同意拨给荣毅仁两个亿（当时注册资本是两个亿可实际到账只有两千万再加荣夫人捐出的一千万）在北京成立中信公司开始，已经被斩尽杀绝的资本家算又重新的卷土重来。紧接着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鼓动蛊惑下从荣毅仁到现在的马云王健林们，经年的大浪淘沙机遇的把握与弄潮下现代资本家们从无到有已经聚落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在新的资本秩序下逐利成了新共识，驱使并促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社会结构的贫富差距被越拉越大。共产专制下社会贫富的二元结构中：一拨叫鱼肉，一拨叫韭菜。鱼肉对应的是富人阶层而韭菜对应的是穷人阶层。鱼肉加上韭菜又共同托举供养起一个出于纯正血统系的共党利益集团，人们普遍习惯于蔑称这个利益集团为：赵家人。

贫富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但在共产专制下却不是。共产专制社会下的根本矛盾是“富人（鱼肉）加上穷人（韭菜）与赵家人之间的矛盾”。在共产专制下的富人们会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所处阶层已与赵家人合流了而把自己不再当外人了。马云王健林们甚至以为入了党就是党的人了，这未免太模糊概念了而更准确的概念应该叫党的仆人。你资本家并不实际占有生产资料所以你只是党的仆人，而你资本家在形式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就相当于股票中的一位代持者。

共产专制下的资本积累逻辑是你个人的勤勉与才智只是构成你成功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你成功的必要条件是来自我党的恩惠与加持。就是说如果你的勤勉与才智没有得到我党的恩惠与加持那你就算再勤勉再才智也都是一股空气一个屁。顺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惯性来推导就是没有我党就不会有你的一切。喊出不让李嘉诚跑了的底气也来自这个逻辑。马云在二零二零年底的上海金融峰会上公开对呛王岐山就是一时忘记了自己应该是谁的逻辑。

很多人以为习近平硬性搞国进民退是在发羊角风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哪里哪里，如果真正读懂了共产专制型社会的本质就该理解到即使现在的开车人不是习近平而换成汪洋别的其他人等也会是一样的同途同归。人家李嘉诚就能读懂这其中的一番滋味而见好就收见风向已变就马上提前开溜了。而马云王健林们却似乎一直还没能读懂？当然也不尽然马云王健林们也不差聪明或许是受背景不同的拖累想提前溜也未必能溜得成。潘石屹却是想溜了可也溜得不是那么顺快。

习大大重提追求“共同富裕”下的“第三次分配”只是为再次的打土豪提供新的舆论场和正当性。这太冠冕堂皇就不用说了均富的思想本来也最符合各种帝王朝代统治的稳定性。早在建政之初老毛发动的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一次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是直接以暴力手段将地主富农的土地（财富）硬性抢夺过来再分配给穷苦佃户以博得掌声与拥护，进而实现解决贫富不均的差距问题来彰显中共的伟光正。而这一次在新的形势下习近平重提打土豪要瞄准的目标是新兴资本家，国进民退实现的是收归国有而与穷人（韭菜们）已没有了一毛钱的直接关系。

习近平的打土豪不仅提法不同，在内容和目的性上也已不同。

国进民退收归国有的根本目的是为追求财富（资本）的终极国家化。这时的国家特征无论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国家化还是变异为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国家化就会通归于国家主义的孽卵而最终彻底走上纳粹之路。人多力量大集合起来的力量更大，然后在民族主义的簇拥呐喊下世界就都是我们的了，终点站直奔它该去的地方。事实上这样一条聪明绝顶的道路已经被德意志帝国用血和泪证明过了。

每一个阶层（阶级）都有自己的宿命。资本家做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共产专制体下混命的境遇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