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维

1992年，我在Marquette University 读化学博士，课余时间经常与中国同学一起打打排球。有一帮越南学生也经常去打，他们喜欢邀请我们比赛。他们本科生，年轻，身材不高，但弹跳好，球技也不错，加上经常在一起打球，配合默契。而当年的中国学生都是工作几年后才靠奖学金来读研究生，年龄大多都过了三十，平常也很少打球，更没有一起比赛。所以，打不过那帮越南学生。

一天有人带了一个新来的中国留学生来打球，一米七五，七六，黝黑的脸膛，匀称的身材，言语不多，略带腼腆。排球打得不错，基本功很好，尤其拦网有威慑力，大大高于一般人的水平。有人介绍说他叫J君，在大学打过排球队。我很高兴，因为我们就缺水平高的人。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我得知他比我大两岁，清华数学硕士毕业，现在是化学系S教授的博士生。S教授是全美研究正电子的权威专家。我们只知道电子带负电，所以负电子是大家常识，从来没有听说过正电子。还有带正电的电子？这太高深了。能被S教授看上的人，绝对不一般。

虽然在一个系，但不是一个专业，而且他的专业更像物理，而不是化学。我们从来不在一起上过课，更不在一起做实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J君了解并不多。

有一天晚上有party, 他带了夫人W和儿子C来参加。他儿子当时5，6岁，长得很帅。在那里和其他孩子高兴地跑啊，跳啊。我对他们说，你儿子很活跃啊！他夫人说：“这孩子有些问题”。我说，“没有吧？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是不是你们过虑了？”，她说，“真的有些问题”。我还是觉得孩子没有问题，他们有点小题大做了。

第二年开春，Milwaukee华人在公园里picnic. 当时J君带了夫人W，和儿子一起来。

很多人在草地上玩，有玩飞盘的，有打排球的，也有一些人在踢足球。我们则坐在烧烤区的桌子边聊天。突然一个足球飞到球桌边。J君儿子C跑去把球捡起来，这时球场那边有人走过来拿球，伸手要C把球给他，C笑着不给。那人以为C在闹着玩，就等了一下，再要，C还是不给。那人想从C手里把球拿过去，C就跑，边跑边笑。

打球的人都朝这边看，因为大家没有球踢了。

J君一直叫儿子把球还给人家，但C始终不给。J君走过去，他就跑。这样僵持了七八分种，最后J君只得冲过去把球强行抢下来，还给了踢球的人。

我突然意识到，W讲的可能是实情，这孩子或许是有问题。

C当时开始上学, 夫妻俩老接到学校的电话，说C不听指挥，认为他可能有问题，让他们带孩子去检查评估一下。

他们觉得C可能不适应美国的学校，考虑送孩子回国上学。我当时劝他们还是留在美国上学，除非肯定将来回国发展。但他们还是觉得应该让孩子回去。W当时还在天津一所大学任教，并没有辞职，她不久带C回天津去了。

两年以后，她又带着孩子回来了，说回去以后C的问题没有减轻，还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W与所在大学的关系也搞得很僵，甚至他们的护照都被收缴了。所以下决心回到美国，折腾很久才把护照拿回来，回到了美国。

C回来以后，学校仍然多次建议他们带孩子做自闭症的评估，但他们一直不愿意做。这样就不能安排在特殊教育班，但普通班C又很不适应。夫妻俩常常被学校打电话，要他们去学校帮助解决问题。

C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数学成绩尤其好，应该是遗传了J君的数学天赋。他在中文学校学了围棋，很着迷，进步很快，并多次获得围棋冠军。

咋一看，C漂漂亮亮，高高大大，一切正常。但如果相处一段，他会显出一些问题。有一次，我到J君家找他有事。他正好在忙，于是我就坐在桌子边等。C在边上问我：“叔叔，我们下一盘围棋吧？”，我想反正J君一时半时忙不完，就同意了。于是，我就陪C下了一盘围棋。

下完后，C还想下。J君刚好忙完了，就过来对儿子说：“你自己去玩，爸爸要与叔叔谈正事”。C就坐到边上去了。

J君与我就在桌边讨论起要做的事来。大概聊了几分钟，C突然说一句：“叔叔，我们下棋吧？”，我说：“叔叔与爸爸有事，没有时间，以后再下啊！”，J君也说：“叔叔没有空，你去玩去吧！“。

C不做声了，但仍然坐在边上。过了几分钟，C又说：“叔叔，我们下棋吧？“，然后我和J君又劝他一次。他又不做声了。但过了几分钟，C又说”叔叔，我们下棋吧？“，直到我与J君把事讲完我离开。

这是自闭症的一个典型表现，我儿子也有过这种症状，稍轻微一点。

后来我自己的儿子诊断出了自闭症以后，我就彻底理解了他们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当人们说我的儿子没有问题，问是不是我多虑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当时对W说的话。不亲临其境，你是不可能理解的。

不过我与J君的态度不一样，我从一开始就接受老师的建议，给儿子做评估。让学校安排他在特殊教育班，在中小学，儿子在学校还是得到了比较好的矫正。

J君与W在C身上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J君非常耐心，经常教孩子，尤其是数学。C的数学好和J君的耐心辅导是分不开的。从来没有看见过J君对孩子大声呵斥，都是很温和地说话。

J君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从来没有看见他抱怨什么。他学的正电子方面，非常理论，只有少数大学才有这方面的教授，要想找工作几乎不可能。但他却显得很放松，不像其他人总会为了专业不好而总在担心。

但J君也有很多的苦闷，只是他不说出来而已。作为一个自闭症孩子的父亲，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压力和迷茫。他表现得很淡定，几乎不会对别人说他的烦恼。他应该是总让自己尽可能看到光明的一面，努力改变，而不是去抱怨。

C慢慢地改善，不断进步，最后考上了UW- Madison。上了大学，J君让儿子作为普通学生在大学生活和学习，并没有说C有问题，需要帮助。他们肯定碰到过麻烦，怎么克服的，J君没有跟我谈过，我不知道。总之C学了电脑，最后顺利毕业。毕业以后，经过J君的帮助，找到了工作。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一般人很难想到，这比把一个有天赋的孩子送进哈佛要难得多。

我一直认为J君不让儿子做评估，没有利用学校的特殊教育系统是弊大于利。但当我儿子上了大学后，主动告知了他有自闭症的情况后，虽然得到了一些教授的关照，但也遭受了校方的故意找茬，和部分教授的严重歧视，让我觉得J君在大学隐瞒儿子的情况是正确的。因为法律并没有要求大学要有特殊教育，只要求教学楼有轮椅通道，给残疾学生延长考试时间，安排一人一间的宿舍，并没有其他的照顾。对于自闭症这样的智障学生，并不需要轮椅通道，延长考试时间是将这样的学生安排在另外的一间房间，如果教授要整你，完全可以给另外的卷子。当我儿子的物理考试得了超低分后，教授没有把卷子下发给他，在我的要求下，最后也没有发。教授给他考了什么，是不是与其他学生一样的卷子，怎么改的？一概不知道。而在大学投诉教授改卷不公正是一个死胡同，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希望。

法律对智障大学生几乎没有任何保护，在找工作方面也是一样。很多人都知道，联邦政府部门有时招收残疾人。儿子也曾经申请过，从来就没有回音。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在国防部工作，开始时她告诉我，残疾人更好找工作。但后来她发现，她从来没有见过有自闭症的人被招聘，都是肢体残疾人。很容易理解，肢体残疾人大家一看就知道。轻微智障残疾，像C和我儿子，外表根本看不出。联邦政府部门招残疾人是政策规定，必须完成一定指标。招肢体残疾人大家都可以看到，知道这个部门招了残疾人，会赞美他们。但招轻微智障残疾人，别人看不到，这样会让人误以为他们没有招残疾人而受到指责。

所以，我现在也学J君，让儿子在大学学习，和找工作时都不要说自己有自闭症。他现在仍然还在不断改善，与正常人差距越来越小，我有信心他可以和正常人一起竞争。这样反而会因为别人不知道他的情况而少受歧视，而且还可以申请所有私营公司的工作，不必局限在联邦部门，毕竟联邦部门很少，轮不到他。

C能找到工作就说明了，只要自己努力，足够好，不需要照顾（私营公司本来就没有照顾，联邦部门有限的位置很难拿到），有自闭症也可以找到工作。

J君平易近人，也喜欢与人讨论问题。我与J君是能敞开心扉的朋友，我们开诚布公地讨论过宗教问题，种族歧视问题，我也请教过他关于正电子的问题。不论是是什么问题，他都很认真回答，也很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尊重不同意见。即使观点不同，他也不会与人闹僵。他深入浅出地解释过正电子的理论，让不懂这个领域的人也可以了解大概。J君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不是那种死读书的书呆子。

J君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去华人教会，曾经接近接受基督教。一般人不太容易与基督徒讨论诸基督是不是神这样的问题，但他却和他们相处不错，争论但不伤和气，这点很难得。他很赞同大部分基督教的教义，但非常不能理解耶稣复活。那个教会最有声望的牧师总强调：“接受耶稣复活是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的基石”，这让J君很困惑，为这事请教了也是基督徒的S教授：“你是一个科学家，也是一个基督徒，你到底是更相信上帝，还是更相信科学？”。S教授想了一下说：“我更相信科学”。J君很迷惑：“那你怎么同时又信上帝呢？这不是矛盾吗？”。S教授说：“我觉得不矛盾“。于是J君把自己在华人教会听到的说给S教授听，S教授说：“这个华人教会Too Fundamental！“。

J君最终没有成为基督徒。

2015年我准备夏天回Milwaukee看看朋友，我打电话给J君，问能不能见个面，方便的话在他家住上一两天。他告诉我他已经搬到密苏里圣路易斯了，但Milwaukee 仍然有房子，儿子毕业以后工作在Milwaukee, 所以住在那里。

我说那就不麻烦你了。他却说：“这样吧，我到时候开车回来陪你两天”。圣路易斯到Milwaukee 有五个多小时的路程，他还需要请假来陪我，这太让我感动。但我哪能让他作这样大的牺牲，所以婉言谢绝了。但这事说明，为了朋友，J君可以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大概去年九月，想起好久没有给J君打电话，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却告诉我：他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我非常吃惊，从来不抽烟的人竟然也得了肺癌？他很平静地告诉我，正在做靶向治疗，效果还不错。他仍然还在上班，没有什么问题。

今年初，再打电话时，他仍然很平静，告诉我，原来靶向治疗没有效了，换了一个新的疗法，估计可以持续六个月或更长一点。他俨然像一个医生，满口医学术语，对治疗方案了如指掌。

大概五六月份，他的第二个靶向治疗也失效，换成了放疗与化疗。七月份我打电话给他时，他告诉我，放疗化疗效果还不错，等治疗一段后，将做免疫治疗。说免疫治疗对有些人有效，而且效果不错。如果有效，将可以长期控制癌症，甚至治愈。他对免疫治疗充满期望。

我为他祈祷，希望他能战胜癌症。

上周他与家人安排的旅游，J君却意想不到地突发脑溢血，紧急送医后，状况急转直下，输入的血马上结成血栓，医生说无法抢救。夫人W告诉我，八月十八日，征得J君的同意（他当时神智仍然清楚），决定放弃治疗。这是他的性格：宁可有尊严的死去，也不愿意没有尊严的苟活。

W在电话中告诉我，J君在拔出医疗救助管子时面带微笑。他是在笑对死神的来临。他累了，终于能够好好睡一觉了。

J君未能等到免疫疗法，非常遗憾。我觉得是医生害了他，为什么要等，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用免疫疗法？那样说不定他还有希望，结果毫无道理的等待，最后连免疫疗法都没有用上就走了。

J君走了，儿子C已经可以自食其力，这让他放下了心中的一块沉重的大石头。他与夫人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一个正常聪明的孩子。当时已经上大学了，学得很好，这是他们的希望。他走的时候，儿子，女儿都在身边，这让他能安心离去。

他去世的消息迅速在Marquette大学九十年代初的华人学生中传开了，很多人专门请假坐飞机飞到圣路易斯参加他的追悼会，说明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我因为儿子还需要一些照顾未能前去参加追悼会，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给他的夫人W作为悼念。

J君问心无愧，坦坦荡荡地生活了一辈子。他热爱家人，关心他人，不畏艰难的品格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写于2018年八月

修改于2021年八月- J君逝世三周年

2018年一稿在追悼会之前发给W看了。考虑到 J君不愿意暴露儿子的情况，这次修改全部改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