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芦

习近平望之不似人君，如何能得大位？历史呼唤巨人，为什么上台的却是侏儒？中共的核心人物都是权力绞肉机的幸存者，他们并不傻，为什么把一只猪抬上了龙椅？这是本文欲解之谜。

鉴于苏联的教训，鉴于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代接班人都选错了的经历，中共领导层最担心的问题是红色江山的变色，接班人的选择一定要排除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标准是有基层工作经验、可靠、稳健、不赞同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坚信马列正统观念，最好是红二代。陈云说：“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他们一般是党内保守派和改革派妥协的产物，立场中庸，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李鹏、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按这个标准选拔的。

邓小平开始用隔代指定的方法，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防止利益传递和保护。另一个是红二代来不及成熟，江胡温都是过渡，要保证政权再回到红二代手上。一位记者采访薄熙来，发现薄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在薄的眼中，江山是自己的父辈这一代人打下来的，所以未来只有他们来接班，才能保证江山永不变色；薄熙来在骨子里看不起胡温，认为他们只是替红二代看守江山的家奴，终有一天，红二代会重掌江山。

习近平大学毕业后在军委办公厅当了三年秘书。 1982年5月，由于上司耿飙离职，习近平军内升迁遇阻。习仲勋凭借关系把习近平安插到河北省正定县。习在正定并不得志，除了搞了一个花巨资又烂尾的荣国府外，没什么提得起来的政绩。省委书记高扬对他并不欣赏。习仲勋建议高扬提拔习近平为省委常委，高扬公开表态“这不符合党的政策，我不准备这么做”。在河北呆不下去了，于是习仲勋运用关系把习近平空降到福建省厦门市当副市长。三年后由于政绩和名声不佳，习在等额选举中得票低于半数，只好又调到宁德。一年后升为地委书记，三年后再升为福州市委书记，他搞了一个改造老城区的项目，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下搁浅。习领导了建造福州长乐机场项目，施工严重超出预算。由于选址距离市区过远，决策不科学，规模过度超前，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原因，机场启动后严重亏损，濒临破产。运营五年期间，客流量和货运量仅达到设计规模的1/3，航站楼和机场生活区大量闲置，累计亏损达11亿元。但习仍旧被提升为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尽管政绩不佳，仍旧官运亨通，因为他入选了第5梯队。习在这段时间，用一篇下属刘慧宇代笔的论文，从清华弄了一顶博士帽，完成了自我包装。1997年中共十五大按中央授意，他入选候补中央委员，但得票倒数第一。2002年中共十六大他递升为中央委员，得票倒数第二，连许多福建省的代表也都不投他的票。2002年底习近平调任浙江省省长、省委书记，成为方面大员。任内缺乏政绩，有些下属认为其能力魄力不符其位。但运气再一次向他招手，江派接班人陈良宇与胡温不和，在2007年被胡温借上海社保案查办，习升任上海，进入江泽民派系圈。

2007年十七大上，中共党魁及元老协商接班人。当时的两大派系为胡锦涛团派和江泽民派。接班人必须是两派都能接受的人物。首要条件是可靠和红二代。当时可选的红二代有薄熙来、李源潮、王岐山、习近平。论能力习近平最差。王岐山最有能力，但他只是姚依林的女婿，隔了一层，只能当副职。薄熙来声望高，政绩好，但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招人嫉恨，虽然入选政治局，没有被立为储君。李源潮属于团派，没能入选有两个原因，由于隔代指定传统，胡锦涛在诸君的选择上话语权有限；其次，李比较开明，提倡党内民主，不是很可靠。习由于在东南沿海大省和上海任职，被江派视为圈内人，于是在曾庆红的推荐和运作下，加上习低调，中庸，循规蹈矩，被团派接受，习近平意外胜出。

习被选为诸君，不是因为他的政绩，恰恰因为他的能力平庸，低调收敛，谦逊平淡，缺乏特色，为各派势力都可接受。无作为和愚笨使得习近平对江派和团派势力都没有构成威胁，两派都认为他即位后，易于笼络。

但是习的皇储地位并不保险。为了可靠接班，中共还有备胎策略。薄熙来被贬重庆后，对他以前看不起的习近平不服气，不甘心。他暗衔逆袭上位之心，大搞唱红打黑和城市建设。口碑和声誉远远压倒习近平。加上薄在中央有不少盟友，大有在下一届取习近平而代之大势。但是薄熙来的骄横导致家臣王立军叛逃，被牵连倒台并系狱。习的运气只能说是太好了。

2012年中共18大上，胡锦涛裸退，习总书记，习太阳终于升起来了。

刚上任的习近平，一改低眉顺目，低调收敛的面目。他在中共政坛的经验是中国的官场唯权唯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越轨，不出头。一旦名正言顺，就有了绝对话语权，官大一级压死人。你就是放个屁，下面也会说香。

习近平在经济上并不在行，但他有两把刷子，一是反贪，二是吏治。反贪的好处是立威治民，清除异己，聚敛钱财，招揽人心。他在宁德反贪尝到甜头，惩治了四百官员，宁德的经济因为没收贪官的财产而增加，他也树立了清廉名声。但是当习离开福建后，两位他提拔的市级领导因贪腐落马，说明他反贪是有选择性的：除异己，立亲信。抓吏治，是为了整肃干部，集聚队伍，类似毛泽东的延安整风。习很崇拜毛，在很多方面刻意模仿毛，甚至毛在文革的做法。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都是他借反贪除掉的异己。肃清了这些反对派，他成了大权独揽的一尊。

上台后，习抛弃国际外交惯例和文明礼仪，以战狼风格，硬怼世界。中美贸易谈判，他不懂妥协双赢，见好就收。临签约前，习近平要求修改前期协议，导致谈判破裂，于是美方重启新一轮制裁。最后达成的协议中方更加吃亏。习不顾天下大忌，强行修宪搞终身制。习违背50年不变的承诺，霸王硬上弓在香港强推国安法，造成香港糜烂。中美关系上，一昧蛮干，破罐子破摔，几个月将中美关系倒退了40年。习改变历届中国领导人“闷声发大财”策略，盲目启动狂热的大外宣工程，妄图扩张中国影响力，终于引起世界警惕，成功地让中国变成西方的头号大敌。雄安新区是习近平钦定的千年大计之副首都，选址在完全没有根基、没有文化、没有历史、没有积淀的荒芜之地，在华北平原最低洼的洪涝区。工程行将烂尾，劳民伤财。习近平像毛一样喜欢折腾，刮共产风，政策不断左转，他加强对民企的管控，打压蚂蚁、滴滴、美团，造成国进民退的趋势。习搞的一带一路大撒币，挥霍民财，血本无归。习向世界隐瞒武汉疫情、延误最佳防控时机。武汉封城之后，全国都已隔离，习仍然笼络羁縻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延迟宣布武汉肺炎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不对中国进行旅游、贸易限制，放大批中国人到世界上旅游，造成新冠的世界大流行。

可用“庸而幸，诈而愚”来评价他，因平庸被误认可欺而立储，太幸运因对手落马而上位；诈在争权，愚在做事。借用奥巴马评价拜登的话，永远不要低估习近平把事情搞砸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