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接续：全面解读众议院共和党新冠起源调查报告（上）

解读六、

报告指责，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存在人员关联及合作关系。

报告中说：
据美国国务院2021年1月15日发布的事实清单，在疫情爆发前的几年里，武汉病毒所的研究人员代表解放军从事了包括动物实验在内的机密研究。（报告第24页）

报告提供的美国国务院2021年1月15日清单地址如下：
https://2017-2021.state.gov/fact-sheet-activity-at-the-wuhan-institute-of-virology/index.html

“事实清单”中相关的内容只有如下一处：
尽管WIV（武汉病毒研究所）将自己表现为一个民间机构，但美国已经确定WIV与中国军方在出版物和秘密项目上进行了合作。至少自2017年以来，WIV就代表中国军队从事机密研究，包括实验室动物实验。

美国如何“确定WIV 与中国军方在出版物和秘密项目上进行了合作”？如果美国政府已确定“自2017年以来，WIV就代表中国军队从事机密研究，包括实验室动物实验”，那么，美国政府手中一定有若干具体的实验情报资料，美国政府应该掌握了至少一个实验的下述细节的部分或全部：
实验名称、
实验目的、
实验地点、
实验病原体、
实验动物、
实验性质（攻击性质还是防御性质，是否违反国际公约）、
实验过程或实验内容，实验现象或实验效果、
实验结论
。。。

即使没有必要公开手中的全部相关情报资料，美国政府也应该至少提供最必要的细节，以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指控并非不负责任的凭空捏造，并非信口雌黄，并非无中生有，并非栽赃构陷，并非血口喷人。

那么，在事实清单上（或者在调查报告上）找得到一丝一毫的实验细节信息吗？找得到任何一项实验的名称、简介吗？nothing。事实清单名副其实，它真的只列干条，除此别无其它内容，它没有为罗列的任何一项所谓事实提供任何一项依据。事实清单页面上没有任何依据、佐证，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没有任何引用链接。各位网友不妨打开这个页面，
https://2017-2021.state.gov/fact-sheet-activity-at-the-wuhan-institute-of-virology/index.html

确认一下这个没有任何凭据的美国国务院“事实”清单。

我眼前有副面孔狞笑着说：我们说的话就是事实，我们列出来的东西就是事实；我们所说、所列的事实不需要真凭实据，我们不负责为它们提供任何证据、依据；我们所说、所列的事实不需要被第三方核实、确认，我们不负责提供核实、确定真伪所必需的细节、佐证、资料。

以前你见过如此野蛮、无耻、霸道，没有底线可言的指控者、执法者吗？我是第一次见到。在此之前，你能想到，如同正义化身的世界第一民主国家的政府会做出这种事情吗？我未想到过。

什么是流氓政府？世界上哪个流氓政府的流氓程度赶得上这个政府？世界上哪个政府的堕落程度、变质程度、异化程度赶得上这个政府？

美国国务院做出这份无凭无据的造谣清单后，它就成了指控中国的权威凭据，并将衍生出更多的谎言、捏造、谣言。事实清单也成了众议院共和党人调查报告的一项依据。如我之前一样，人们会认为，世界第一民主国家的政府摆出来的东西不会是假的、捏造的，他手里肯定有凭据。如果不是美国政府一年多来捏造、散布的谣言、谎言太多，多次出现了明显漏洞，我不会对它产生重大怀疑，它在我心中的“灯塔”形象也不会动摇、坍塌。本文后续解读还将分析清单中的另一项捏造。

报告还指责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有人员方面的关联、交叉，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两个委员会中有军方大学、军方医院、军方研究所的人员。

报告中说：
在COVID-19大流行病之前，武汉病毒所与解放军的研究人员有多种联系；武汉病毒所的英文网站上列出了好几个人。武汉病毒所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中的一名副主任委员来自第二军医大学，一名委员来自中国302军医院。新发传染病中心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这个网站于2020年5月28日被删除，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也被删除。不过，该网站的存档副本可以在网上找到。（报告第24页）

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应与第二军医大学、302军医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兽医研究所等军方机构不进行学术交流，不发生人员往来呢？我不知道恰当的答案是什么。但我认为，重要的不是他们有没有学术交流，有没有人员来往，重要的是他们共同做了什么事。武汉病毒研究所可不可以与军医大学、军医院、兽医研究所在人类传染病防治、动物、牲畜传染病防治、疫苗、抗体研发等领域进行合作呢？如果发生这类的合作，武汉病毒研究所应当被谴责吗？如果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合作进行了邪恶研究，那么美国应该做什么？应该提供、展示这方面的证据。美国提供、展示这方面的证据了吗？nothing，无论众议院共和党人的调查报告，还是美国国务院的所谓事实清单，都没有提供、展示任何这方面的明确证据。他们只是说，武汉病毒研究所从事了军方的机密研究，包括动物实验，但根本说不出，是什么机密研究，是什么动物实验。

事实陈述有四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内容或过程。某一陈述，如果包含完整的四个要素且要素信息非常具体明确，那么可信度就非常高；如果某一陈述欠缺某一要素或某一要素信息含糊其辞，那么该陈述就值得质疑；如果某一陈述欠缺多项要素或多项要素信息含糊其辞，那么该陈述就非常可疑；如果某一陈述多于二项要素欠缺或多于二项要素含糊其辞，且一直无法补充要素或使其明确化，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这一陈述就是谎言、捏造或者含沙射影。

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从事了军方的机密研究，包括动物实验”这一陈述。它的时间要素欠缺，地点不明，人物含糊不清（具体的研究、实验成员不明，只知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事件内容或过程完全欠缺。也就是说，这一陈述的四个要素全都有问题，而且它没有任何其它信息支撑、补充。这一含沙射影、语焉不明的陈述其实在反证：武汉病毒研究没有为军方做不当的、违反国际公约的机密研究或动物实验。

与军方有学术交流，有人员来往是否天然应当被谴责？是否就增加了制造新冠病毒的嫌疑？美国科学家、美国科研、学术机构是否与美国军方泾渭分明、毫无瓜葛、老死不相往来？我们对照一下美国科学家与军方的交流、往来情况。用来示例的美国科学家就是本文多次提到的顶级病毒研究权威，顶级功能增益研究权威，快速合成病毒的反向遗传平台的发明者，无痕迹病毒改造技术的发明者，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Ralph S. Baric（拉尔夫.巴里克）。
1) Ralph S. Baric团队与迪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USAMRIID）、美国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合作研发出了可快速、精准、无痕迹合成病毒的反向遗传克隆平台；
2) Ralph S. Baric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共享多项病毒研究专利技术；
3) Ralph S. Baric为美国军方培养高级病毒研究人员，他的部分学生学成后进入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工作，Ralph S. Baric还为军方研究人员提供其它培训；
4) Ralph S. Baric团队2015年11月9日嵌合制作高危病毒SHC014-MA15的功能增益论文所用的培养病毒的Vero E6细胞（非洲绿猴肾细胞系细胞），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提供的；
5) Ralph S. Baric团队2013年10月1日人工合成MERS病毒（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的论文得到了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DTRA)的资助。
。。。

可见，Ralph S. Baric团队与美国军方的关系不是一般地密切，他们多次合作进行病毒研究，共享多项病毒研究专利技术，二者共同合作过多项重要病毒研究，Ralph S. Baric团队的功能增益研究也得到了美国军方的支持。众议院共和党人指责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的关系，但是，他们所列举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的关系，和Ralph S. Baric团队与美国军方的关系相比，是不是太小巫见大巫了？调查报告真正应该谴责，真正应该调查的，难道不该是Ralph S. Baric团队吗？

郭文贵与她的喉舌、传声筒闫丽梦声称：新冠病毒是中共制造的超限生物武器。他们说的是真相吗？如果郭文贵、闫丽梦所说的是可靠的事实，众议院共和党人的调查报告肯定会加以引用。众议院共和党人未让郭文贵、闫丽梦这两个名字出现在他们的报告中，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说明，郭文贵和闫丽梦所说的，是众议院共和党人都不便利用的谎言。


解读七、

报告第II部分（II. 实验室泄漏的证据）的结论是：
虽然很多公开辩论最初大多集中在大流行病是否起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但是现在有优势证据显示，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鉴于武汉病毒所有文献可查的对冠状病毒进行功能增益实验的历史，包括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专门对病毒进行基因操作，使其更容易感染人类，以及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冠状病毒样本，一名或多名研究人员偶然感染病毒并将病毒带出实验室是完全有可能的。上面列出的证据，加上中共当局的掩盖行为，强烈暗示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当前大流行病的来源。（报告第30页）

这一结论有三项错误和一项疑点。

第一，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泄漏新冠病毒。相关分析请参考：
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泄漏了新冠病毒？

第二，报告称“武汉病毒所有文献可查的对冠状病毒进行功能增益实验的历史”，但事实上，如解读一、解读二所述，报告所列举的武汉病毒所论文，无一是功能增益研究论文，报告中没有任何论文或文献，可证明武汉病毒所做过货真价实的功能增益研究。解读一、解读二已经分析、澄清了报告列举的3篇张冠李戴、鱼目混珠、无中生有的所谓论文证据（Ralph S. Baric团队2015年11月9日的Nature Medicine论文，Ralph S. Baric团队2016年3月14日的PNAS论文，石正丽、达萨克2008年2月的Journal of Virology），后文还将分析、澄清更多相关论文。

第三，没有任何论文证据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做过使病毒更易感染人类的的基因改造研究（这也属于功能增益研究），武汉病毒所更不可能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专门进行这种危险的基因改造研究。
在P2实验室研究的病毒是人类无害病毒或低危病毒，在P2实验室所做的基因操作或基因改造是经过充分风险评估的无害或低危操作。
如解读一、解读二所述，没有任何一篇论文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做过功能增益研究。或者说，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在任何一篇论文中增强了病毒的致病能力，或扩展了有害病毒的感染能力（扩大了宿主范围），或增强了有害病毒的感染、传播能力。特别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做过使病毒更易感染人类的病毒改造研究。

第四，报告说，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冠状病毒样本”。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的冠状病毒样本是不是世界上最多的？我不能确定，我能确定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的病毒样本并不是世界上最多的。

“武汉病毒研究所微生物菌（毒）种保藏中心”保藏有1500余株各类病毒，
http://hb.sina.com.cn/news/b/2018-05-18/detail-iharvfhv1059861.shtml
是亚洲最大的病毒保藏库，但它不是全球最大的病毒保藏库，全球最大的病毒保藏库在美国。美国标准生物品收藏中心（American Type Culture Collection，简称 ATCC）是全世界最大的微生物保藏中心，ATCC的生物保藏品包括：4000多种人类、动物和植物细胞株，900个（菌）属的18,000菌株，以及2000株动物病毒和1000株植物病毒等等。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7%BE%8E%E5%9B%BD%E5%85%B8%E5%9E%8B%E5%9F%B9%E5%85%BB%E7%89%A9%E4%BF%9D%E8%97%8F%E4%B8%AD%E5%BF%83

ATCC的病毒保藏规模（3000株）是武汉病毒研究所（1500株）的2倍。

美国拥有的病毒样本总量比中国多得多，武汉病毒研究所在中国28个省市搜集的病毒样本包括冠状病毒样本，可能美国全都有备份。

2009年，生态健康联盟（主席为皮特·达萨克，Peter Daszak）、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机构在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下创办了一个全球性合作项目：PREDICT项目，其使命是预测未来的新发人畜共患传染病。PREDICT项目与世界上31~35个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合作国家搜寻野生动物中的病毒样本，对之进行研究和预测，同时也用这些病毒样本充实美国的病毒库。中国也是PREDICT项目的合作国。生态健康联盟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设立了一个PREDICT项目的子项目“预测：中国病原体探索(PREDICT：China Pathogen Discovery)项目”。武汉病毒研究所接受了生态健康联盟的资助（生态健康联盟背后的金主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作为回报，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则将他们在中国采集、分离得到的病毒样本提供给生态健康联盟（石正丽团队在中国28个省市留下了搜寻病毒的足迹），也就是间接提供给美国国际开发署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这一合作模式下，大批来自中国的病毒样本被生态健康联盟运送至美国保藏，并用于美国科学家的病毒研究。据统计，自2008年4月（早于2009年就已开始？）至2018年9月，通过PREDICT项目，美国从中国共获得了上万件动物及人体病毒。2019年10月（恰在疫情前？），川普政府终止了PREDICT项目。

美国病毒库相关的信息在网上不易查到，但由PREDICT项目可知，美国的病毒库汇集了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病毒样本，它们的收藏总量，应该是中国的病毒库难以比肩的。

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病毒库，而且，美国病毒学家很早就摆脱了对自然来源的病毒样本的依赖。

2003年10月28日，Ralph S. Baric团队、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范德堡大学医疗中心在PNA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Reverse genetics with a full-length infectious cDNA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SARS病毒全长传染性cDNA的反向遗传学）
https://www.pnas.org/content/100/22/12995

论文宣布了一种反向遗传平台（也称反向遗传克隆平台）的研发成功。该平台使用逆转录、反向遗传学技术，能够基于基因序列快速、精准、无痕迹地合成病毒的cDNA（互补DNA，病毒RNA的DNA复制品），并在培养细胞中收获具有完全生物活性的病毒毒株。研究者用反向遗传平台人工合成、收获的第一种病毒，是SARS病毒。

反向遗传平台的研发成功后，只要知道已有病毒的基因序列，就能人工合成出一模一样的病毒克隆；只要设计好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就能人工合成、制造出没有任何人工痕迹的实验室改造病毒。

反向遗传平台问世后，从自然界搜集、分离得到的病毒样本不再是病毒研究的必须品，但病毒样本仍有重要的价值。有了病毒样本，不用每次都去人工合成病毒；当然，人工合成的病毒也可以作为后续研究的病毒样本。

解读八、

为说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在研究中未采取足够的安全防护措施，可能造成了病毒泄漏，报告列举了石正丽、达萨克等人共同撰写的，发表于2016年6月24日的一篇Journal of Virology论文：B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Like Coronavirus WIV1 Encodes an Extra Accessory Protein, ORFX, Involved in Modulation of the Host Immune Response（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WIV1编码一种额外的辅助蛋白ORFX，参与宿主免疫反应的调节）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936131/
https://journals.asm.org/doi/10.1128/JVI.03079-15

这篇论文说了什么事呢？论文指出，在蝙蝠冠状病毒WIV1（rs3367）中发现了一种独特的辅助蛋白ORFX（Open Reading Frame X，开放阅读框X），这种辅助蛋白的功能是参与调节宿主免疫反应，但对病毒复制功能来说，它不是一种必需的辅助蛋白。

为研究WIV1病毒中ORFX辅助蛋白的功能作用，研究者基于WIV1制作了二个人工病毒：
第一个叫做rWIV1-ΔX，它是把ORFX蛋白从WIV1病毒中去掉以后得到的病毒；
第二个叫做rWIV1-GFP-ΔX，它是给rWIV1-ΔX加上GFP蛋白（绿色荧光蛋白）后得到的病毒。

制作rWIV1-ΔX是为了对比有或没有ORFX蛋白，WIV1病毒的功能、特性会有什么不同，从而推断出ORFX蛋白的功能；
GFP蛋白能在蓝紫光线照射下发出绿色荧光，是一种生物染色蛋白，制作rWIV1-GFP-ΔX相当于给rWIV1-ΔX病毒打上绿色荧光指示、识别标志。

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这篇论文的研究中同时开发出了自己的反向遗传系统，并用这一系统人工合成了论文涉及的三种病毒：WIV1的克隆病毒rWIV1，及两种改造病毒rWIV1-ΔX、rWIV1-GFP-ΔX。

报告强调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6年开发出了反向遗传系统，暗示武汉病毒研究所具备人工合成新冠病毒的能力；报告强调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论文研究中对WIV1进行了基因改造（改造出了病毒rWIV1-ΔX和rWIV1-GFP-ΔX），似乎是说，改造过病毒的，就有制造新冠的嫌疑。

报告中的原话是这样的：
2016年，石正丽和达萨克还共同撰写了另外两篇专注于传染病的论文。一篇题为《蝙蝠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样冠状病毒WIV1编码一种参与调节宿主免疫反应的额外辅助蛋白ORFX》的论文是与王林发共同撰写的。这篇论文代表武汉病毒所研究工作向前迈出重要一步。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在开展这个项目过程中，创建了一个反向遗传学系统，并使用这个系统对WIV1进行基因改造。（报告第35页）

首先提请大家注意，石正丽、达萨克论文标题中的“B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Like Coronavirus WIV1”（在本部分即解读八第一段）的习惯翻译是“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WIV1”，报告中的“蝙蝠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样冠状病毒WIV1”是谷歌的机器翻译，这种翻译很吓人，似乎WIV1非常危险。虽然叫类SARS冠状病毒，但WIV1一点也不危险，它虽然是少有的能进入人体细胞的蝙蝠冠状病毒之一，但它不会使人发病，不能使人体产生任何症状，是一种人类无害的病毒。事实上，自然来源的冠状病毒绝大多数都是人类无害的（只有4种可使人产生普通感冒），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也是如此。2018年以前，可使人类严重发病的冠状病毒只有二种（不包括来源明确的人造病毒）：2002年的SARS，2012年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

接下来，我要作三点说明。

第一。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2016年开发出了可快速合成病毒的反向遗传系统，这能加重他们制造新冠病毒的嫌疑吗？完全相反。不考虑其它因素，仅这一点就几乎可以完全洗脱他们的嫌疑，因为他们的反向遗传系统开发得实在太晚了！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经验积累和足够的熟练度来设计、实验、制造出功能极为丰富、全面、精巧的病毒集大成者--新冠病毒。参见：
科学疯子设计的病毒集大成者（一）
科学疯子设计的病毒集大成者（二）

Ralph S. Baric团队开发出功能相同的反向遗传系统是在哪一年呢？2003年！（见解读七尾段）比武汉病毒研究所早了13年！
2016年才开发出反向遗传系统的石正丽团队，和2003年就已开发出反向遗传系统的Ralph S. Baric团队，谁更有能力、更有条件、更有经验、更有充分的时间研究、设计、实验、制造新冠病毒？

第二。在病毒研究中，难以避免地需要对病毒加以适当的改造。比如，为研究病毒中的某个蛋白的功能，需要对该蛋白进行改造或加工（如去掉或换掉），通过对比改造前后病毒特性的不同来推知该段基因的功能。
再比如，上篇解读一在讨论2008年2月石正丽、达萨克Journal of Virology论文时已经提到，制造疫苗需要改造病毒，制作危险病毒的替代、模拟物--假病毒也需要改造病毒。我们不能说制作疫苗者，制作假病毒者都有制造新冠病毒的嫌疑。改造病毒本身并没有罪，关键是做了什么样的病毒改造，及出于什么目的进行病毒改造（为了解读病毒既有功能，还是为了赋予病毒新功能）。

第三。改造病毒和对病毒进行功能增益性的改造是两回事。在普通病毒改造与功能增益改造之间有一条红线，这条红线简单地说就是：是否改造出了更危险、更有害的病毒，是否改造出了感染范围（宿主范围）更大、传播范围更广的病毒。

WIV1是人类无害的，它的病毒骨架对人类没有致病力。石正丽、达萨克的2016年论文为研究WIV1中的辅助蛋白ORFX，基于WIV1制造的两个病毒同样是人类无害的。这一论文没有增强WIV1病毒的致病能力，没有增强WIV1病毒的感染、传播能力，没有扩展WIV1病毒的感染适应性，没有扩大WIV1的宿主范围。一句话，这篇论文不是功能增益论文。

论文的研究对象，蝙蝠冠状病毒WIV1（即rs3367），在上篇文章中已经几次提到。
注：WIV1与rs3367这两个蝙蝠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同一性（相似度）为 99.92%，它们的功能、特性几乎完全相同，在研究中可以相互替代，为表述简便，可以把它们看成同一个病毒。

WIV1（rs3367）是非常特殊、神奇的蝙蝠冠状病毒。它（们）是自然界中已知的跨物种传播能力最强的病毒（与之相当的病毒可能还有WIV16），它的刺突蛋白能结合众多物种的ACE2受体并进入宿主细胞，它也能结合人类的ACE2并进入人体细胞，但它却不会使人发病，对人类无害。事实上，几乎所有自然来源的蝙蝠冠状病毒都是人类无害的（但绝大多数蝙蝠冠状病毒都不能结合人或动物的ACE2受体）。

WIV1（即rs3367）还与新冠病毒有特殊渊源，新冠病毒决定与ACE2结合能力的刺突蛋白5个关键氨基酸，有三个与WIV1（rs3367）相同。WIV1（rs3367）是石正丽团队发现的，但对它研究最多最深的，却是Ralph S. Baric团队。关于WIV1（rs3367）的详细介绍及与新冠病毒的渊源可参见：
新冠RBD5个关键氨基酸抄袭、修改自rs3367

报告中说：
根据论文，使用这个活体病毒（WIV1）的所有实验都是在二级生物安全水平条件下进行的， 这种条件不要求防毒面罩或生物安全柜。（报告第36页）
注：论文指解读八篇首提到的2016年6月24日的石正丽、达萨克Journal of Virology论文，解读八的内容都是围绕这篇论文展开的。

报告还说：
SARS-CoV-2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9年9月12日之前的某个时候意外释放的。病毒被释放是由于糟糕的实验室安全标准和操作，在包括二级生物安全水平在内的并不充足的生物安全水平下从事危险和不当的功能增益研究使得问题更加严重。（报告第70页）

类似问题在解读三中已经作过部分说明。报告中的这两段有以下5点错误：
1) 再次强调，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释放或泄漏新冠病毒。有关分析参见：
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泄漏了新冠病毒？

2) 如上篇解读一、解读二所述，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从事过功能增益研究，他们从未发表过任何一篇功能增益论文。

3) 武汉病毒研究所更没有在二级生物安全条件下（P2实验室）从事危险的功能增益研究。一项研究可在二级生物安全条件下进行，说明了一件事：该研究不是功能增益研究，而且，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无害的微生物，或者是非高危的病原体。

4) 石正丽、达萨克2016年6月24日的Journal of Virology论文根本不是功能增益研究论文，它没有增强研究对象WIV1（rs3367）的致病能力，没有增强它的感染、传播能力，没有扩展它的感染能力和宿主范围。WIV1病毒本身是人类无害的，研究中制作的它的两个衍生体rWIV1-ΔX和rWIV1-GFP-ΔX也是人类无害的。该研究没有使用、制造任何高危病毒或其它高危病原体，完全可以在二级安全条件下进行，即在P2实验室进行。

5) 相关研究未违背实验室标准或压低实验室安全标准，没有任何不当之处。

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达萨克会在P2实验室研究危险病毒或进行危险的功能增益研究吗？是石正丽、达萨克不够老练不够职业，还是众议院共和党人自以为是太外行？是石正丽、达萨克工作方式不规范，工作作风不严谨，还是众议院共和党人欠缺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


解读九、

继2016年6月24日Journal of Virology论文之后，报告又提到了石正丽团队2017年11月30日发表的一篇研究SARS病毒起源的PLOS Pathogens（公共科学图书馆·病原体，国际病原学领域著名学术期刊）论文：Discovery of a rich gene pool of bat SARS-related coronaviruses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 of SARS coronavirus（SARS相关的蝙蝠冠状病毒丰富基因库的发现为SARS病毒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见解）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pathogens/article?id=10.1371/journal.ppat.1006698

就此论文，报告称：
此外，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还利用一年前他们首次推出的反向遗传学系统，将不同的与SARS 类似的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插入WIV1，创造了八株不同的嵌合病毒。其中两株嵌合病毒（WIV1-Rs4231S和WIV1-Rs7327S）和一种天然病毒（Rs4874）都在表达 hACE2 的细胞中复制。
再次要强调的是，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在武汉国家安全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投入运转前的2017年，就创造了能够感染人类的嵌合冠状病毒。（报告第36页）

就报告这一段内容，我说明五点。

第一。报告称，武汉病毒研究所2016年首次推出了反向遗传学系统，但是它却没有说，美国科学家是什么时候推出了反向遗传学系统的。是2003年，比武汉病毒研究所早了整整13年！这一点在解读八中已经提到了，现在我们要作更详细的展开。

Ralph S. Baric团队早在2003年SARS疫情结束后，就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美国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合作研发出了可快速、精准、无痕迹合成病毒的反向遗传克隆平台，使用该平台合成的第一种病毒，就是SARS病毒：他们使用该平台人工合成、组装了SARS病毒的cDNA并成功复活了SARS病毒的毒株，即人工制造出了具有完全生物活性的SARS病毒毒株。

这一研究成果是通过以下论文发布的。2003年10月28日，Ralph S. Baric团队、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范德堡大学医疗中心于PNA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Reverse genetics with a full-length infectious cDNA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SARS病毒全长传染性cDNA的反向遗传学）
https://www.pnas.org/content/100/22/12995

该论文是怎样合成SARS病毒的呢？我列出以下论文要点供大家参考：
a. 将SARS-CoV的RNA逆转录为cDNA；
注：cDNA，即complementary DNA，互补DNA，是利用逆转录酶，以RNA（通常是mRNA）为模板制作的RNA的DNA复制品。
b. 将SARS-CoV的转录本（cDNA或cDNA进一步转录成的RNA）以电穿孔的方式释放到Vero E6细胞（非洲绿猴肾细胞系细胞）中，48小时后，在细胞培养物中检测到了大量SARS-CoV RNA复制、组装出的SARS-CoV毒株icSARS-CoV（带实验者所加识别标记的SARS病毒克隆）。这说明实验制作的SARS-CoV转录本能够在细胞内自我复制并组装出完整的SARS-CoV病毒毒株；
c. 将转录本组装、收获的病毒icSARS-CoV放入到未被病毒感染过的Vero E6细胞培养物中，72小时后，观察到明显的细胞病变，这说明人工合成的SARS病毒毒株是有生物活性的，具有感染细胞的能力及传染性；
d. 研究者发现，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E64-D可抑制icSARS-CoV在细胞中的复制、组装。

第二。报告称，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创造了能够感染人类的嵌合冠状病毒。事实上，研究人员不是创造了能够感染人类的嵌合冠状病毒，而是在新近搜集到的8种蝙蝠冠状病毒中，发现了两种能够通过结合人类ACE2而进入人体细胞，具有感染人类能力的特殊蝙蝠冠状病毒（Rs4231 和 Rs7327）。确认8种新的蝙蝠冠状病毒其刺突蛋白能否结合ACE2的实验的基本思路是：
1) WIV1（即rs3367）的刺突蛋白是能结合人类或灵长类动物ACE2的，以它为研究的参照病毒。
注：实验也用到了和WIV1类似的rs4874。WIV1和rs3367是几乎完全相同的一对病毒，rs4874和WIV16是另一对几乎完全相同的病毒，WIV16（rs4874）与WIV1（rs3367）的特性、能力也非常相似；
2) 将8种新搜集到的蝙蝠病毒的刺突蛋白嵌入到WIV1的骨架中替代WIV1的刺突蛋白，制作出8种嵌合病毒；
3) 把这些嵌合病毒与WIV1病毒分别放到Vero E6细胞（非洲绿猴肾细胞系细胞）培养物中，使用免疫荧光法观察病毒在Vero E6细胞中的复制情况；
4) 如果某一嵌合病毒和WIV1一样能在Vero E6细胞中复制，那么说明这一嵌合病毒的刺突蛋白可以结合Vero E6的ACE2并进而感染细胞，进而说明这一嵌合病毒对应的新发现病毒的刺突蛋白能够结合人类或灵长类动物ACE2并能感染人体细胞。

前文已经说明过，WIV1病毒虽然能够进入人体细胞，但不会使人类产生任何症状，它是人类无害的；新发现的8种蝙蝠冠状病毒，无论它们能否进入人体细胞，它们也都是人类无害的，事实上，几乎所有自然来源的蝙蝠冠状病毒都是完全人类无害的，或只能使人产生轻微的症状，除了可能来自蝙蝠的SARS和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研究中制作的8种嵌合病毒也一定是人类无害的，因为它们都使用了WIV1的病毒骨架，而WIV1的病毒骨架是没有毒性或致病力的。

石正丽团队的这篇2017年论文没有使用危险病毒，没有制造出危险病毒，没有增强病毒的致病能力，没有增强病毒的感染、传播能力，没有扩展病毒的感染能力（即没有扩大病毒的宿主范围），它根本不是功能增益研究论文。

第三。报告称，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能够制作嵌合冠状病毒。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不能说明丝毫问题。我们前文已经不只一次说明（解读一、解读八），制作嵌合病毒或对病毒进行适当改造在病毒研究中非常常见，非常普通。在病毒研究中每每使用的，危险病毒的替代、模拟物--假病毒就是嵌合病毒，广泛使用的腺病毒疫苗也是嵌合病毒。制作嵌合病毒根本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早在2003年或2004年，科学家就已经制造出了SARS病毒的腺病毒疫苗，它是将SARS病毒的刺突蛋白嵌入到去除了毒性（致病力）的腺病毒骨架得到的。我们能说制作假病毒这种嵌合病毒的科学家或使用假病毒进行病毒研究的科学家行为不端吗？我们能说制造腺病毒疫苗的科学家有罪吗？同样，石正丽团队制作嵌合病毒的2017年论文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吗？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制造了嵌合病毒或改造了病毒，而是制作了什么样的嵌合病毒或改造出了什么样的病毒，以及出于什么样目的嵌合病毒或改造病毒。当制造的嵌合病毒或其它改造病毒更具致病力，或更具感染力、传播力，或更具感染适应性，宿主范围更大时，这样的嵌合病毒制作行为才是应该受到谴责的。简而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病毒嵌合或病毒改造产生的病毒对人类是否有危害，或是否有更大的危害。

第四点。报告称“再次要强调的是，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在（武汉P4四级）实验室投入运转前的2017年，就创造了能够感染人类的嵌合冠状病毒“
这个说明非常不准确，武汉病毒研究所早就有能力制造假病毒和腺病毒疫苗这两类嵌合病毒了；另外，制造出可感染人类的病毒有什么希奇的吗。腺病毒疫苗如果不能感染人类，怎么刺激人体产生抗体？

对比一下美国科学家制造、创造嵌合病毒，包括可感染人类的嵌合冠状病毒的情况。

前文已经指出，2003年10月，Ralph S. Baric团队、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范德堡大学医疗中心研发成功了反向遗传克隆平台后。这一平台可快速、精准地合成病毒，为病毒研究及病毒基因编辑、基因改造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只要知道了某个病毒的基因序列，就能使用反向遗传平台把该病毒合成、组装、复活出来；设计好了新病毒的基因序列，同样可以使用反向遗传平台把它合成、组装、复活出来。简单地说，反向遗传平台不仅可以快速、精准地合成既有病毒的克隆，还能用于合成、制造人类设计、改造的病毒。

反向遗传克隆平台可以精准地合成、产生与已知基因序列或已设计基因序列完全一致的病毒毒株或病毒克隆，它实际上也提供了一种无痕迹的病毒改造技术。

2003年反向遗传平台开发成功后，Ralph S. Baric团队使用该平台合成过无数病毒，该团队2003年后（我阅读过的）的每篇论文，都使用反向遗传平台合成了一种或数种病毒。在2017年6月28日验证瑞德西韦广谱抗病毒能力的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论文中，该团队使用反向遗传平台合成了7种病毒（参见解读二）。

Ralph S. Baric团队使用反向遗传平台合成的病毒包括自然来源病毒、人工嵌合病毒、其它基因编辑、基因改造病毒，包括功能增益性质的基因改造病毒。在该团队设计、制造的功能增益性基因改造病毒中，一部分是扩大了宿主范围，具有跨物种传播能力的病毒，一部分是对人或动物有严重致病能力甚至致死能力的危险或高危病毒（包括使用抗体和疫苗治疗无效的高危病毒），还有同时兼具前两种情况的基因改造病毒。

Ralph S. Baric团队使用反向遗传平台合成功能增益性人工改造病毒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2008年。

2008年12月16日，Ralph S. Baric等人在PNA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篇论文：Synthetic recombinant bat SARS-like coronavirus is infectious in cultured cells and in mice（合成的重组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在培养细胞和小鼠中具有传染性）
https://www.pnas.org/content/105/50/19944

Ralph S. Baric是此论文的第一通讯作者。该论文使用反向遗传平台合成了可感染人、可跨物种传播的嵌合冠状病毒，论文有关要点如下：
1) 首先基于4种蝙蝠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设计了一个4种病毒的共有基因序列。用到的4种蝙蝠病毒是：HKU3-1、HKU3-2、HKU3-3 和 RP3。Rp3就是解读一提到的，石正丽、达萨克2008年2月Journal of Virology论文中用到过的蝙蝠病毒；
2) 基于共同序列，使用反向遗传系统人工合成了一个以共有序列为基因序列的病毒Bat-SCoV；
3) 将SARS病毒刺突蛋白的RBD（Receptor Binding ，受体结合域）嵌入到Bat-SCoV的骨架中，替换掉Bat-SCoV的RBD，合成嵌合病毒Bat-SRBD；
4) 实验表明，Bat-SRBD能有效感染表达人类ACE2的转基因小鼠DBT细胞、表达果子狸ACE2的转基因小鼠DBT细胞，以及灵长类动物的Vero E6细胞，并在细胞内大量复制。Bat-SRBD还能感染人气道上皮的纤毛细胞。

注：小鼠DBT细胞，指小鼠延迟脑肿瘤细胞，或称为小鼠星形细胞瘤迟发性脑瘤细胞。

这一论文对蝙蝠病毒进行了两轮人工改造，制造出了一种能同时感染人类、非洲绿猴、果子狸、转基因小鼠的人工病毒Bat-SRBD，它不仅能够感染人体细胞，还具有跨物种传播能力。

这篇2008年12月16日的PNAS论文人为扩展了蝙蝠冠状病毒的感染能力或者说感染适应性，扩大了蝙蝠病毒的宿主范围，把只能感染蝙蝠的蝙蝠冠状病毒变成了可感染多个物种（包括人类）的可跨物种传播的病毒。这是一篇功能增益论文。

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未做过类似的人为扩大病毒宿主范围的研究。

这篇论文的相关研究是在美国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NIAID）的支持下进行的，十几年来，NIAID的所长一直是现任白宫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 福奇为什么长期声称新冠病毒来自动物？他和美国政界、科学界其他“新冠动物来源论”者是在为中国打掩护吗？是在为中国科学家两肋插刀吗？

请教诸位一个问题：没有做过功能增益研究的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有十多年功能增益研究经验的Ralph S. Baric，谁更应该被质疑，谁更应该被指控，被调查？

第五。石正丽团队和Ralph S. Baric团队都在从事（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领域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方式、研究途径、研究内容有着本质的区别。
1) 石正丽团队在搜集、发现自然界中可跨物种传播的动物来源冠状病毒，并研究它们可跨物种传播的机制；而Ralph S. Baric（团队）则在人为制造、培育可跨物种传播的病毒。
2) Ralph S. Baric团队的多篇论文显示，他们做过大量的功能增益研究和实验，他们在长期积极探索增强病毒致病能力，增强病毒感染能力，扩展病毒宿主适应能力，扩大病毒宿主范围的各种基因改造方法。而且，Ralph S. Baric团队不是在病毒研究中偶然制造出了危险病毒，他们是在有目的地刻意制造各种危险的病毒人工改造物，人工变异体；石正丽团队在研究不可避免地对病毒进行过必要的嵌合或其它改造，但他们的病毒改造是以探明、确认病毒的某种既有机制或既特性为目的的，他们没有给病毒增加新的特性或功能，没有增强病毒的感染能力，没有扩展病毒的宿主适应能力，没有扩大病毒的宿主范围。他们发表过论文显示，他们没有任何的功能增益记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