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
惊悉余英时先生逝世,遥致哀思。非常敬佩余先生的品德,最喜欢先生一句话: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不过,对先生某些说法不尽认同,曾作有《真理的力量和儒家的自信——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儒家应不应该政治化》等文章异议之。
再与余先生唱个反调。余先生说:
“要把私领域跟公领域区分开。公领域不可能由儒家来挂帅。因为除了伊斯兰教,现在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任何一家教义或学术在宪法内占主要位置。大家可以有各种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宪法内得到保证。中国有没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选择价值、理解世界。我没有资格建议应选什么价值。我只能提一个原则,即所选价值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开放心灵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绝不能固步自封,以自己为中心。”(《余英时: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
这段话多次被自由派引用来反对儒家“干政”。
其实,儒家就是把私领域跟公领域区分开的。王道礼制和中华文明,就意味着公领域由儒家来挂帅。现在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任何宗教在宪法内占主要位置。西方国家宪法内占主位的是人本主义哲学。儒家作为中华特色的哲学仁本主义,当然可以在未来中华宪法内占主位。
仁本主义宪法下,大家可以有各种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宪法内得到保证。中国有没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选择价值、理解世界。仁本主义五常道就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价值。选择仁本主义,就是以中道为中心,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也可以更好地避免固步自封和复古主义。
东海这个观点得到周启荣教授认同。他说:
“‘仁本主义宪法下,大家可以有各种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宪法内得到保证’这一点我与余老师的观点一样!余英时先生是我敬佩的学者!但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不赞同他的看法!南北朝以来儒、道、佛的三教並进,宋以来出现,到了晚明发展至高峰的三教合一思潮,以至晚明以来有倡导耶儒、回儒融合的基督徒、回教徒等事实充分证明儒家在“道德“上的“中性”!就是因为儒家在私人领域的信仰是“中立“的,它的道德(仁爱、孝敬、忠诚、正义、礼让)可以成为各个宗教都能接受的“公共性”道德!所以余先生说儒家不能成为公共领域的主导价值是可以商榷的!”
儒友何伯勤则不认同。他说:
“信仰自由就是有意无意摧毁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最大杀器。中国历史上虽然曾有过三教并存的局面,但历代的儒生始终没有忘记维护儒家精神信仰而辟佛老的职责,故能以儒立世治世,儒家始终处于文化核心主导地位。如果不能在精神信仰上确立儒学的核心主导地位,在信仰自由的号召下,仅仅靠一纸宪法和一堆学术文章,那是根本不可能复兴儒学的,反而会加速儒学的消亡。”
这是不明信仰自由的正义,以为信仰自由就是否定主体文化,就可以朝三暮四。殊不知,信仰自由是指国人有权依据内心的信念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国人信仰儒家,同样是自愿选择,并非国家强制。这一自由应该得到儒宪保障。既然是儒宪,儒家文化礼所当然居于宪位,即指导思想地位。儒家群体对包括宗教在内所有学说、思想和信仰,都有如理如实地进行批评和判教的责任。
儒家政治化,政治儒家化,是古今儒门共同追求。余先生否定儒学的政治功能,反对儒家的政治追求,有自外于儒家之嫌。余先生名义为钱穆学生的学生,但思想常常偏离乃至违反儒家,不宜称为儒家,或可称为自由主义儒家,或者富有儒家修养的自由派。这是我对余先生的思想定位。
当然,余英时先生的思想问题不影响其品格的高贵。去年年底,余英时先生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克鲁格”(Kluge)人文学科杰出成就奖。陈奎德先生为文《余英时素描》以贺并“谈谈自己眼中的余英时”。作者认为:
“余英时在现代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完全可与胡适、陈寅恪这两位大师比肩,他们是中国文明在二十世纪学术、文化、思想史上的重镇,三峰鼎立,各成气象。”
窃以为,在现代中国文化中的分量,余英时远重于胡适,与陈寅恪先生相近。其于马家决不妥协的道德品格和“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的文化自信,更可凌驾大多数现代学者。学术与品格,同中有异。余英时先生品格高于学术。
2020-12-4余东海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首发北京之春,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