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维

1996年，在Marquette 数学系学计算机的时候，我申请了数学助教（TA），被批准了。在美国数学课是基础课，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要学数学，即使是文科生。只是理工科学生需要B才能继续理工科学习，文科生C，D就行了。我的一个学哲学的学生告诉我，他数学只需要D就算通过。所以大一数学课是开得最多的课，TA的需求就很大。像我这样做过三年多的化学TA，就很容易被接受做数学TA。

数学助教大概有二十几人左右，中国人最多，大约十几个人，其他是美国学生，东欧学生。数学系在当年刚刚新建的计算机楼，这是一个校友捐钱建的。他有一个要求：这个楼要用他妈妈的名字命名，Katharine R. Cudahy 是他妈妈的名字，所以这个楼就叫做Katharine R. Cudahy  Hall。一楼是学校计算机中心，二楼是些行政部门，三楼则是数学系。

楼的结构是一个长方形的回形结构，就是中间是空的，走道是回字形。在回字形走廊的西南转角处的西边，是TA办公室。里面很大，大约有二十几张桌子，一个TA一张。出门后右拐，就是回形走廊南边短走廊，有两间办公室。H教授的办公室在西南转角处的南边，从TA办公室出来往右，马上左拐就是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窗户外面，可以俯瞰楼外的草坪，和稍远一点的94号高速公路与43号高速公路的立交桥。视野开阔，景色不错。落地窗玻璃隔音很好，室内宽敞安静。这是整个三楼最好的办公室之一，只有最有声望的教授才有资格分到这样的办公室。

H教授当时大约40多岁，高大英俊，礼貌儒雅，算是数学系里最帅，气质最佳的教授。他没有教过我，我也没有查过他到底是教什么的。只知道他不上本科生的大课，上不上研究生的课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主要是学计算机，只有一门数理统计是数学课，他没有教这门课。H教授为人低调，对人和气，但却不主动与人聊天。

因为他的办公室离TA办公室很近，所以我们从他门前走过的时候比较多。开始的时候，在走道上碰见他，我会微笑致意，他也会对我微笑一下，或“Hi！”一下回应。后来熟悉一些了，我就会说“Morning, Dr. H”。他总是很礼貌地回应我。

一个学期后，稍微熟悉一点了。我有时路过，见他在里面好像很清闲，偶然会停在他办公室门口与他打个招呼，他有时会和我聊几句客套话。慢慢地，我们之间互动多了起来。有时候他会主动邀请我进去坐坐，聊几分钟。常常聊的就是中美文化的差异，他对中国很多东西感兴趣，但不了解，所以我就给他一一介绍，但基本上都是蜻蜓点水式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情况可能一个月有两三次。

一样的事情日复一日，大家各忙各的，生活波澜不惊地过着。但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大事，让本来一直安安静静的数学系突然变得不平静了。

1997年8月，数学系一位中国女生的妹妹小Y，当年大约24，25岁，经过几年的努力，成功联系到Marquette 数学系来学计算机。与她同时来的，还有她的父母，是以探视她姐姐的名义来的。

我和她姐姐，姐夫都很熟。他们比我晚一两年来Marquette, 男的学工程，女的学计算机，刚刚毕业了，而且都找到来工作。妹妹和父母到来，他们从校园附近的公寓搬到了西边远郊区大大房子去了，离学校二十分种车程。

小Y，她父母，她姐姐和姐夫，一家人在美国团聚，实在是一件非常幸福，非常温馨的事。姐姐，姐夫毕业了，又找了工作了，几喜临门。对这位漂亮的四川姑娘来说，多年的梦想成真，虽然异国他乡，但亲人相伴，又是学找工作容易的计算机，真是好事连连。

小Y本来就青春美丽，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人很亲和，很乐意与人交谈，对人礼貌，虚心求教。她的乐观精神感染着每一个与她接触的人，加上她能与父母一起来到姐姐的学校读书，这在任何中国留学生眼中都是最幸运的事情，都为她高兴。Marquette的中国学生不多，很快大家都知道她了。

我也听说了她，有一次远远地在数学系大楼里见到过，但一直没有与她交谈过。

9月初，学校开学了。

开学后大约一个星期的一个晚上，我正在TA办公室备Quiz课，就是专门给学生回答问题的习题课，包括讲解上次Quiz考试中的问题和怎么解题，一周两次，一次一小时。这是Marquette 的特色，别的学校很少有这样的配置。 我女儿 , 还有儿子上大学时数学课都没有这中专门的TA Quiz课。所以Marquette的本科教学质量在中西部的口碑是很不错的。

我们一个TA带两个班（Section）, 一个班大约20人。每次讲解之前，要把布置给学生的习题，和上次考试Quiz题全部做一遍，以便讲解时心中有数，因为学生可能会就如何一个题提出问题。加上改上次的Quiz题，打印下次的Quiz考题，以便在下次Quiz课开始时发给学生做。所以TA的工作量是很大的。

大约8点多，我正在埋头忙着，小Y和几个人进来了。办公室TA很少，她和其他几个人打了招呼后，到了我的桌子边，和我聊起来。我问她：习惯吗？她说：挺好。我问：感觉怎么样？她说：很高兴，大家都很礼貌，很愿意帮助我。我问：你现在住哪里？她说：住在姐姐家里。我说：“那你怎么到学校来上课？”她说：“有时姐姐送，邻居也在Marquette上课，有时搭她的车来“。然后，她告诉我，她选了些什么课，说心里有点紧张，怕自己英文不好，听不懂。我说：你的英文比我来的时候好多了，很快就会适应的。她谦虚地说：我新来咋到，什么都不懂，希望你们老同学多帮助我。我告诉她：”这是肯定的“。

她年轻漂亮，笑容满面，显得对前途充满信心。几分钟后，有人叫她。她对我说：”我要搭车回家了，明天再见！“，莞尔一笑，离开了。

我真的为她高兴。

第二天早晨，大概九点钟，我照例来到TA办公室，准备一下要上课。

像往常一样，先查查email。一看有人发了信息，说今天早晨车祸，数学系中国留学生YXX伤重身亡，请大家帮助安抚她的家人。我头一晕，心一沉，谁死了？姓Y？我当时不知道小Y的全名，只知道姓Y。不会吧？我昨晚才和她谈了几分钟的话啊。

后来的消息证实了早晨在车祸中遇难的真是小Y。

我一下懵了，脑子里全部都是她头晚和我谈话时的情景：她的笑容，她充满希望的眼神，她说话是的笑声 。。。。。

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么年轻，那么漂亮，那么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突然就没有了，这叫人怎么接受得了？

慢慢地，大家知道了车祸的情况。

那天早晨，小Y的姐姐姐夫因为上班还是有事不能送小Y上学，就让小Y搭邻居的车。邻居P女士也在Marquette上学，人很善良，愿意帮助他人。她自己考下驾照不久，但至少几个月了，加上Milwaukee的交通不是很槽糕，大多数时候车不多。她自己开着车上学回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都没有问题。当小Y家人请她带小Y去学校时，她同意了。

小Y搭她的车很多次了，没有然后问题。

那天早晨她们来 Marquette上课，上路后，先上41号高速南，然后需要在2英里之内要转到94号高速西。她们的车要从左边的转，那地方道比较多，好像是四条道。当P女士在往左变道时，突然发现左侧后面有一辆车，速度比较快，她心一慌，急忙往回打方向盘，但可能用力过大，车子打横失控，侧翻还是180度翻转后高速撞向隔离墙，副驾驶端向撞上，坐在副驾驶的小Y当时可能就死了。P女士受轻伤，但车子变形严重，门打不开。警察后来用电锯切割了车门才把她们拖出来。虽然立即用直升飞机送小Y去了医院，但回天乏术，小Y不幸去世。

这如同晴天霹雳，震惊了所有数学系的中国学生，包括一些认识她的教授。数学系一片肃穆，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我也坐立不安。昨晚才和她聊天，今天早晨就永远地消失了。心里感到疼，却无人可以诉说。更为她姐姐，姐夫，还有年迈的父母担心，他们是否能挺过去？

很快，中国学生会组织通过email号召大家提供帮助。数学系和学校请了教堂的一位中年女士去她家安抚，系里的领导和部分教授也去她家安慰。怕她父母想不通，教堂的人24小时轮流在她家安抚。

她姐夫也在中国学生会email网发消息，感谢大家的支持，同时请大家帮助。我主动接下帮他家买花圈的任务，想尽一份力减轻他们的痛苦。

几天后，在教堂的一个会议室里举行了小Y的追悼会。

教堂请来安抚小Y父母的M女士，早已来到现场。数学系能来的教授，研究生都出席了追悼会，H教授也来了。大幅小Y照片悬挂在台前，年轻漂亮，充满朝气的笑容，让大家更加感到惋惜，个个内心叹息，神色严峻。

小Y的爸爸妈妈进场时，看见女儿的大幅遗照时，妈妈顿时双腿发软，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在人的搀扶下才没有倒下。M女士赶忙上前，小Y妈妈一下扑进她的怀抱，痛哭不已，全场无不为之动容。

P女士也来到了现场，面容憔悴。感觉得到她心里的压力，愧疚，自责，和痛苦。

据说，小Y遇难后，小Y妈妈对全家人说：“我们绝对不能责怪P女士，是我们请求她送的，她是一片好心”。多么宽阔的胸怀。

在M女士的劝慰下，小Y妈妈慢慢平静下来，到前面坐了下来。

追悼会开始了。

M女士第一个上台致辞。

她说了很多，包括几天与小Y父母朝夕相处，更加了解了他们一家的和睦的家庭关系，小Y的成长过程，和小Y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记得她说了一句话（大意）：“当一个如此鲜活的生命，突然在我们面前消失了，我们顿时发现任何语言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这话当时一下击中了我的心：“是的，面对如此的人间悲剧，任何语言都不可能表达此刻人们心中的痛苦”。

最后由小Y姐夫R先生代表家属介绍小Y的生平事迹。

R先生用英文介绍了小Y小时候的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勤奋好学，和善良友爱。后来考上了大学，一直品学兼优，圆满完成了学业。然后怀抱着要到美国留学的志向，刻苦学习英文。在父母的支持，姐姐的鼓励下，功夫不负苦心人，她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来到了她一直向往的美国留学。周围的亲戚，朋友都为她感到骄傲自豪。

R先生从头至尾强调小Y没有辜负人生，坚持追求，实现了她的理想，她是成功的。她的突然离去，让一家人悲痛欲绝，但永远记得她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的精神。

这是一篇精心准备追悼词，加上R充满感情的演讲，很多人都被感动了，包括我自己。

追悼会后，连续几天，整个数学系尤其是中国留学生们仍然笼罩在悲哀的气氛之中。原本热闹的TA办公室也变得宁静，即使有很多人在里面，也听不到什么声音，大家都不想说话。

过了两三个星期，气氛才开始有所缓和。这天我走过H教授办公室门口，没有在门口停下与他打招呼，因为我仍然还没有完全缓过来，我想他可能也不想聊天。但我刚走过他的门口，就听见他叫我。我停下来，见他走到门口，认真地问：“你有空吗？我想和你聊聊”。看他的神情，是有什么重要问题要问我。

我走进去，在他的桌子对面坐下。问他有什么事？他神色严肃，对我说起小Y来，说这么年轻的生命突然失去，真的让所有的人都很难过不已，他这些天也不好受。我表示我也深有同感。

然后他话题一转，说起小Y的追悼会来。他说他对小Y姐夫介绍小Y时，大篇幅地

强调小Y学英文，考托福，联系留学，说到美国留学是她的人生理想，他感到非常不理解。

H教授说，美国人在追悼会上主要是回忆逝去的人在生前曾经做过的好事，比如帮助过别人，为社区做过的好事，和其他善良的行为，或他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好像R先生很少提到这方面，而小Y似乎只有到美国留学，才是她人生的理想，和幸福。这点让H教授觉得很困惑。

他有点小心翼翼地说，好像怕措辞不当而有所冒犯。显然，他一直陷在自己的困惑里不能释怀，所以才急于想找我聊聊，帮他疏解。

他这一问，倒让我困惑了起来。因为我当时没有觉得R先生的追悼词有任何问题，所有的中国人可能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H教授怎么会这样困惑？我知道中国人与美国人观念上是有很大不同，以前在和外国人的交往时，也碰到过一些观念的差异，思考过一些这些方面的问题。最早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是80年代初在湖南农学院，当时与英国来的英语教师艾伦的交往中，常常被问到一些让他在中国让他困惑的问题，有时候涉及到人生，理想，但大都比较浅显，更没有碰到这种生离死别的情况。H教授的问题的深度大大超出了我过去碰到过的问题，我以前的那点思考顿时显得非常微不足道。

我当时有点懵。但我极力地调整思路，一边回忆自己过去思考过的中外对生死，理想，成功，幸福观念上的差异，并重新再思考，讲出自己新的感悟。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具体是怎么向他解释的，只记得和他讲了中国光宗耀祖的观念，中国人的面子观念，中国人怎么看待成功，怎么看待金钱；还讲了当年中国经济状况，与美国的生活条件的差异，等等。

因为他需要了解这些才可能理解R先生在追悼会上为什么那么介绍小Y，为什么小Y把来美留学当成理想和人生目标？慢慢地，他开始有点理解了。

坦率地说，这个过程也逼着我自己想得更多，我自己第一次察觉到了融入了自己骨髓里的中国传统观念。

我当时的英文基本上属于Chinglish，解释这么深奥的人生哲理很困难，但H教授似乎听懂了我说的话。

那次谈话至少一个多小时，是我们之间最长的一次谈话。交谈中，他也告诉我美国人的幸福观，理想，和人生目的。当然，他代表的应该是美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

他基本上满意我的解释，表示明白了R先生的追悼词，理解了小Y为什么把来美留学当成人生的目的。他紧绷的脸终于慢慢地松弛了下来，走的时候对我再三表示感谢。

那次谈话以后，我和H教授再没有过长时间的交谈。但感觉我们心里距离更近了，每次碰到都像老朋友那样打招呼。

202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