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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4月12日上午11点20分，由香港驶来的“热田丸号”客轮，在上海的汇山码头缓缓靠岸。

　　码头上人山人海，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上海文化界人士，足足有600多人，其中包括：徐志摩、瞿菊农、郑振铎等文化界名人，也包括上海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各大报纸记者。

　　如此大的阵仗，说明搭乘此船前来的人物级别必定不低。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艘船上，有一个小规模的访华文化代表团，他们是：梵文学者沈谟汉(Kshitimohan Sen)、画家南达拉·波斯(Nandala Bose)、加尔各答史学馆教授卡利达斯·纳格(Kalidas Nag)、社会工作者格林斯(Greenes)。

　　当然，这些人都不是主角。

　　真正的主角，是这个小小文化代表团的领头人：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

　　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这是泰戈尔第一次应邀到访中国。

　　在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瞬间，泰戈尔是兴奋的——他一直很渴望来中国。

　　只是，他这次的访华之旅，可能和他当初期待得会不太一样。

　　泰戈尔与徐志摩（右四）、张君劢（右三）、郑振铎（右二）等欢迎者合影

　　2

　　泰戈尔期盼来中国很久了。

　　出生于印度婆罗门高种姓家庭的泰戈尔，从小享受着优渥富足的家庭生活，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他在23岁时离开城市去乡下管理祖传的佃户之后，就对贫苦的人民生活有了感同身受的了解，并开始致力于印度民族独立、抵抗英国殖民的运动。

　　同为古老的文明大国，泰戈尔对中国一直充满感情。

　　早在1881年，才20岁的泰戈尔就在《婆罗蒂》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在文中，他公开谴责英国：

　　“英国坐在亚洲最大文明古国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点一滴地注入他健全的肌体和灵魂，推着他走向死亡。一方面从它那里获取暴利，另一方面让它损失惨重，如此残忍的强盗行径，真是旷古未闻。”

　　年轻时的泰戈尔

　　1913年，凭借自己的作品诗集《吉檀迦利》，52岁的泰戈尔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声名鹊起的泰戈尔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而他对东方文化的捍卫以及颂扬，也开始为更多人所知晓。

　　1916年，泰戈尔受邀访问日本，但他依旧没有忘记中国。访日途中经过香港，在看到中国工人勤劳工作的景象后，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当这样的巨大力量获得现代化交通工具时，也就是一旦掌握了科学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现在，那些享用着大地财富的国家害怕中国的崛起，妄想推迟这不受他们欢迎的一天的到来。”

　　而即便站在日本的国土上，泰戈尔也并没有给东道主面子。他在日本发表演讲时，公开谴责当时日本侵略山东的行径。

　　同样来自亚洲的文明古国，同样遭受殖民和侵略，同样追求独立和自强，又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样的一个泰戈尔，很容易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

　　一开始，也确实是这样的。

　　3

　　对于泰戈尔，中国知识分子曾经非常推崇。

　　先来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

　　陈独秀是第一个将泰戈尔诗集翻译到国内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着重推荐他的人。

　　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上专门撰文，写下这样的文字：

　　“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即泰戈尔，馒头注）。”

　　当时托尔斯泰早已是世界公认的文坛巨匠，陈独秀把泰戈尔与其并列，可见对他的推崇。当年10月的《青年杂志》1卷2号上，陈独秀又用五言的方式翻译了泰戈尔《吉檀迦利》诗集中的四首诗，并在注释中写道：

　　“达噶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Nobel Peace Prize（陈独秀这里误把泰戈尔所受的诺贝尔文学奖写成“和平奖”，馒头注），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

　　然后来看郭沫若。

　　1915年，当时还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第一次接触到了泰戈尔诗歌的英译版本，顿时如痴如醉。在他的自传《沫若自传》中曾有这样的话：

　　“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即泰戈尔，馒头注）的作品接近了。……我把来展读时，分外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太戈尔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诗集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

　　郭沫若还翻译了一部《太戈尔诗选》，寄到国内出版社求出版，但因为当时泰戈尔在国内还不算热门，所以吃了闭门羹。但郭沫若还是以此为豪，称“最先对太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

　　郭沫若在日本时的全家福

　　还有茅盾。

　　茅盾堪称是中国国内最早关注和报道泰戈尔的杂志编辑。1921年，他担任《小说月报》主笔时，专门写过一篇《印度文学家太戈尔的行踪》。而在1920年1月，茅盾就翻译了泰戈尔的小说《骷髅》。

　　正是在这批人的翻译、介绍和推崇之下，泰戈尔在中国开始慢慢形成了一股热潮，而“请泰戈尔先生到中国来看一看”这个想法，也正式被提上议程。

　　早在1920年，蔡元培等知识界人士就向泰戈尔发出过邀请，但因为对方事务繁忙而未能成功。1922年，以梁启超的“讲学社”为邀请单位，再一次邀请泰戈尔访华并承诺承担所有费用，这一次泰戈尔答应了，但因为后来身体健康原因，最终推迟到了1924年的4月成行。

　　4月12日那一天，泰戈尔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情不自禁地说：

　　“朋友们！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及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密的兄弟。”

　　这是泰戈尔发自肺腑的话，倒也并不是讨好东道主的客套之言。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的是，此时的中国，和十年前的中国已经不太一样了。

　　4

　　很快，泰戈尔就感受到了那种异样的氛围。

　　4月20日凌晨2点，在游览了杭州之后，泰戈尔一行在众人陪同下坐船溯长江北上，来到了第一站演讲地——南京。

　　南京原先不是泰戈尔计划停留的城市，但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再三邀请泰戈尔驻足。当时的东南大学是南方唯一一所堪与北大比肩的学校，所以泰戈尔最终答应了。

　　当天下午3点，已经64岁的泰戈尔出现在了东南大学的体育馆内，面对近7000名从各处赶来的听众——期间还差点压垮了体育馆二楼的楼板——侃侃而谈了一个小时。

　　体育馆旧址

　　泰戈尔用的是英语，翻译是徐志摩。在谈话中，泰戈尔特别强调：

　　“今世界障害文化之恶魔势力如猛兽者甚多，排除责任，在于青年，排除方法，不在武器，当以道德势力，精神势力，相团结，发挥伟大之感化力，以贯彻人类和平亲爱之主旨。

　　近世文明，转尚物质，并不为贵，亚洲民族，自具可贵之固有的文明，宜发扬而光大之，运用人类之灵魂，发展其想象力，于一切文化事业，为光明正大之组织，是则中印两国之大幸，抑亦全世界之福也。”

　　泰戈尔这番话的核心有两点：第一，道德和精神是有力的武器；第二，亚洲民族的文明很可贵，要发扬光大。

　　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体育馆内开始有几个学生在人群中散发起了传单，而传单的内容并非对泰戈尔的欢迎，而是对泰戈尔观点的批驳，乃至直接提出了诉求：

　　让这位老人快点回国去吧！

　　这就让演讲场面非常的尴尬。

　　但是，这种尴尬气氛，早在泰戈尔访华之前就开始浓厚起来了。

　　首先对泰戈尔访华提出质疑的，就是当初对泰戈尔“如痴如醉”的郭沫若。

　　1923年10月14日，郭沫若听闻泰戈尔即将受邀访华，就在他与成仿吾、郁达夫一起创办的《创造周报》上撰文，题目为《太戈尔访华之我见》，里面写到：

　　“（泰戈尔的思想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

　　……

　　（泰戈尔）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索。”

　　然后是曾一直醉心于翻译和介绍泰戈尔作品的茅盾。

　　针对泰戈尔的访华，茅盾在《国民日报》的副刊《觉悟》上相继发表了两篇署名“雁冰”的文章，一篇是《太戈尔与东方文化》，另一篇是《对于太戈尔的希望》。在后面一篇文章中，他明确写道：

　　“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太戈尔；也不欢迎创造了诗的灵的乐园，让我们底青年到里面去陶醉去瞑想去慰安的太戈尔。”

　　而众多反对声音中，最响亮且最激烈的，恰恰是第一个将泰戈尔的诗翻译到中国的陈独秀。

　　在泰戈尔访华前和访华期间，他相继在《中国青年》、《向导》等一系列刊物中发表了20多篇文章，如《太戈尔与东方文化》、《太戈尔与梁启超》、《诗人却不谈爱情》、《太戈尔与金钱主义》等等，不仅批驳太戈尔的观点，还极尽嘲讽之能事，比如他在《天下没有不吃饭的圣人》一文中揶揄：

　　“印度诗圣太戈尔倘没有丰厚的家产和诺贝尔奖金，又如何能见天冥想三小时，到处吟风弄月，只营求心灵生活而不顾虑物质生活？”

　　甚至在太戈尔到北京访问后，陈独秀还直接以一句有侮辱人格嫌隙的话做标题写了一篇文章：《太戈尔是个什么东西》。

　　泰戈尔访华期间，林徽因和徐志摩一直常伴左右

　　不仅仅是这三人，恽代英、吴稚晖、瞿秋白、沈泽民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在泰戈尔访华期间，连篇累牍地在各类期刊报纸上发表反对乃至攻击泰戈尔的文章，一时之间，“倒泰”与“捧泰”一路并行，让人摸不着头脑。

　　从热捧到痛贬，这一切的转化，为什么发生得如此之快？

　　5

　　从某种意义上说，泰戈尔确实来得有些“不是时候”。

　　虽然泰戈尔和他的作品在中国曾经受到过热捧，他的印度出身和赞美“东方文明”的观点也颇受中国人认同，但自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民主与科学”席卷中国知识界，面对急需发愤图强改变落后面貌的中国人，单纯讲“精神和道德”——这其实也并非泰戈尔的本意——已不再有广阔市场。

　　尤其是1923年中国知识界爆发的“科玄之争”，更是让泰戈尔的访华处于微妙境地。

　　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围绕一个“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这个问题，分成了三大派别。

　　第一派是“玄学派”，以梁启超和张君劢为代表，坚持认为人有自由意志，科学只能用来指导物质生活，而哲学才能指导精神生活；

　　张君劢，中国政治家、哲学家，曾留学日本和德国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回国后推崇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玄学鬼”。

　　第二派是“科学派”，以胡适、吴稚晖为代表，认为这两方面是统一的，科学也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而哲学不过是空想的“玄学”；

　　两派之外，还有个第三派，那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唯物史观派”，他们认为人生观（也就是精神生活）是由物质生活决定的，不存在什么“自由意志”。

　　这三派争论的其实就是一个当时困扰中国人的大问题：

　　能救中国的，到底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

　　“玄学派”认为，物质文明属于西方，精神文明属于东方，精神文明要比物质文明更重要，但“科学派”认为应该继续向西方文明学习，而“唯物史观”派认为只有唯物史观是科学真理，才能救中国。

　　“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虽然观点有分歧，但总体都是支持“科学”的，所以经常一起联手对战“玄学派”。

　　把这层关系利顺了，就不难看出：泰戈尔的中国之行为什么会遭遇尴尬了。

　　泰戈尔是“讲学社”出面邀请的，而“讲学社”正是“玄学派”领袖梁启超联合蔡元培、林长民等人成立的——“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自然认为，泰戈尔是“玄学派”请来站台的一杆大旗。

　　而泰戈尔在当时也确实喜欢讲东方文明固有的道德和精神，并呼吁以此来抵御西方物质文明的入侵和破坏，这也很容易让人相信他就是应邀来“助拳”的。更何况，泰戈尔抵达北京后又去了法源寺，还专门拜访了逊帝溥仪，这更让陈独秀等人担心泰戈尔成了“旧文化”的代言人，会助推中国的“倒退”，所以这也是陈独秀急火攻心写出《太戈尔是个什么东西》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动因：

　　“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己经多的不得了呵。”

　　泰戈尔访华期间，与辜鸿铭（前排坐者右一）也有过交流

　　但对于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场思想争辩，泰戈尔在来华前其实并不知晓，他认为自己只是来做一场文化交流之旅，来寻求中国和印度的沟通和交流，所拜访的也只是自己感兴趣的中国文化，却不料身陷这场争论的旋涡之中。

　　从4月12日泰戈尔抵达中国开始，一路北上到达北京，沿途伴随他的当然不乏鲜花和掌声，但也充斥着各种要他回国的传单以及批驳的文章，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在这个过程中，当时中国文坛的另一位“大佬”，最终也参与了进来。

　　6

　　1924年5月7日，是泰戈尔64岁生日的“正日脚”。

　　泰戈尔其时已经到了北京，这场“寿宴”自然由中国人操办。这场宴会极其隆重，京城各路知名文化人士几乎到齐，而其中也有一位“冷眼旁观”的客人：鲁迅。

　　胡适作为主持人，以大会主席的身份赠与泰戈尔十几幅中国名画和一件名贵瓷器，并且正式宣布了梁启超为泰戈尔起的中国名字：“竺震旦”——“天竺”是中国对古代印度的称呼，而“震旦”是以前印度对中国的称呼。

　　之后，还上演了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以示庆贺。

　　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一直是以一位旁观者的身份参加，没有过多言语，但却也没有坚持到终场就走了。

　　两年之后，鲁迅在他的《马上日记》中提了一笔：

　　“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榻”为原字，馒头注），终于莫名其妙而去。”

　　一句“一榻糊涂”引发不少人的联想，以至于后来有人认为这是鲁迅其实是在嫉妒泰戈尔在中国风光无限。

　　但事实上，鲁迅虽然有些观点与泰戈尔确实不同，但总体上对泰戈尔还是保持尊敬的，他所不满的，是他看不惯的那些文人——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也就是“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对泰戈尔的“造神”运动。

　　这在鲁迅1934年的杂文《骂杀与捧杀》中的一段即可看出：

　　“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有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

　　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由此可见，鲁迅当初的那句“一榻糊涂”说的不是泰戈尔，而是他身边的那群人——这与鲁迅向来“不掺和”的性格倒也是相符的。

　　无论是反对还是冷眼，泰戈尔其实多多少少自己也都感受到了。

　　所以，原本他在北京要演讲六场，结果他要求缩减到了三场。原本他在中国计划呆更长一段时间，但最终在5月底就选择离开。

　　在离开中国的时候，一直陪伴的林徽因请泰戈尔给自己留一首诗，早就看出徐志摩有情林徽因但后者无意的泰戈尔，写了一首《赠林》：

　　“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

　　唉！”

　　这首诗泰戈尔虽然影射的是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感情，但用来形容他自己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倒也无不可。

　　林徽因和泰戈尔

　　7

　　1929年，泰戈尔又来了两次中国。

　　3月下旬，泰戈尔去美国讲学，6月中旬，去日本讲学。两次旅程，泰戈尔分别选择在上海逗留了3天和2天。

　　泰戈尔住在徐志摩给他安排的上海四明村公寓里，没有对外公布任何消息，也没有外出，没有讲学，只是谈诗。

　　经历了1924年的中国之行后，这应该是泰戈尔自己要求的。

　　馒头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访华的泰戈尔其实成了一个“工具人”——尽管他本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对于当时的“玄学派”而言，他们需要泰戈尔来巩固本方对“东方文明”的坚守，而对于“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而言，泰戈尔成了一个用来驳倒乃至攻击“玄学派”的靶子。

　　但事实上，三方都真的有点冤枉泰戈尔了。

　　泰戈尔固然强调东方文明在道德和精神上的追求，鄙视西方一味追求物质和武力，但他并不认为这两者是完全排斥的——这一点，和我们上期说的辜鸿铭有本质不同。事实上，泰戈尔在第一次访华期间和辜鸿铭有过交流，两人的观点确实是不统一的：辜鸿铭认为东方文明完全压倒、甚至能拯救西方文明，应该独尊，而泰戈尔认为两者应该互补，他只是在西方文明似乎压倒一切的时候，提出千万不能妄自菲薄，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东方文明。

　　作为证据，早在1920年，冯友兰在美国向泰戈尔请教拯救中国的方法，泰戈尔就明确指出：

　　“我只有一句话奉劝中国，就是‘快学科学！’东方所缺所需的，就是科学。”

　　只是泰戈尔的这些观点，在当时被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说是“无意”，也因为陈独秀、郭沫若、茅盾等人当时其实都没有在现场听过泰戈尔的演讲，他们都是通过报纸来了解泰戈尔的演讲内容并就此批判的——从资料来看，当时很多报纸其实都没有精准概括泰戈尔演讲的宗旨，都放大了他强调东方文明道德和精神的那一面。

　　当然，虽然印度当时也是英国的殖民地，但与中国当时所处的境遇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的，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遭受的屈辱以及他们图强的决心，也是泰戈尔很难想象的，这也是他把所有“东方文明”概而论之的的一个问题。

　　不过，泰戈尔对“东方文明”的尊崇，绝不是没有底线和原则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泰戈尔在精神、艺术和文化等方面，对日本是有极大好感的，他曾如此评价：

　　“在亚洲最东方的天空里飘扬着日本的胜利旗帜，在亚洲心中激起了新的希望。”

　　但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已经染病在身的泰戈尔坚决站在中国这一边，在多个场合通过多种方式谴责日本的侵略。他曾对日本友人对他解释的“大东亚共荣”的理论毫不留情地加以痛斥：

　　“你所做着的亚洲噩梦，是建立在人的白骨堆上！……你在自己的信里阐述了政治征服机器方式的‘亚洲共荣圈’的原则。而恰恰在这个原则里有我所谴责的、令人作呕的帝国主义的全部特征，其中没有任何博大的人性，以使我们能超越政治分歧和障碍，团结一致。”

　　另一方面，他不断地表达着对中国的声援：

　　“中国是征服不了的，她的文明有无穷无尽的潜力，她的人民不顾一切地忠于国家，空前地团结了起来，正为那个国家创造着一个新的世纪，……任何暂时的挫折也不能击碎她那种昂扬奋发的精神。”

　　考虑到他1924年访华时遭受的种种质疑乃至谩骂，足可见他对中国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周恩来在1956年对泰戈尔曾有过这样一段评价：

　　“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现在回想起1924年泰戈尔的访华之旅，如果你站在整个历史的角度回看，却也挺难说出个肯定的是非曲直。

　　倒是我自己有点感触：

　　任何时代，从来没有一条明白无误的道路是摆在眼前，明确告诉你未来答案的。

　　在当年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一批又一批，乃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自省，反思，争吵，激辩，他们谁也没有“上帝之眼”。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强大繁荣，大家通过不停的摸爬滚打，乃至流血牺牲，才慢慢摸索出了一条道路。

　　而另一点感触则是，关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争辩，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过去存在，当下存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肯定还会存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感性之余，可能还是需要一些理性。

　　从这一点上说，回顾一下泰戈尔的第一次访华之旅，还是有点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