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谢盛友

九三〇事件（印度尼西亚语：Gerakan 30 September，缩写为G-30-S或Gestok）是1965年在印尼发生的军事政变。时任印尼总统兼总理的苏加诺由于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而被倾向西方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推翻，并随后在全国策动反共大屠杀。除了导致大量共产党员被杀害之外，大量华人因为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亲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惨遭处决。此事件使众多的印尼华人被迫离开印尼，侨居海外生活。印尼政治从1966年起转向苏哈托的新秩序，强调以建国五项原则来对抗共产主义。

自从1945年，印度尼西亚国父苏加诺成功领导独立运动脱离荷兰殖民以来，在外交政策上便越来越向苏联靠拢及倾向共产主义阵营。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和帮助下，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执政政府发展得越来越蓬勃。同时在1965年，印尼共产党的势力已几乎无处不在，得到众多民众支持。

印尼总统兼总理苏加诺主张“大印度尼西亚”，1962年起宣称“马来西亚是新殖民地产物”，并反对马来西亚建国[3]，并支持砂拉越以当地华人为主的共产党游击队。西方国家因此将苏加诺视为对东南亚地区稳定的威胁，希望推翻苏加诺政权。

1965年9月30日，翁东中校宣布发动“九三Ｏ运动”。10月1日凌晨，翁东中校指挥的部队分头袭击了陆军司令雅尼中将和纳苏蒂安等七位将领的住所，绑架了以雅尼中将为首的六名将领并将他们杀害。翁东中校透过电台向全国宣布，他已粉碎印尼“将领委员会”的政变阴谋，并成立“革命委员会”。然而将领委员会中的军事强人，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并不在逮捕之列。他在得知政变发生的消息后，召开了陆军战略司令部工作人员会议，随后接管了陆军的领导权，从苏门答腊调动大量军队进入雅加达。当天傍晚时分，苏哈托的部队夺回印尼共和国电台和中央电报大楼，午夜时分又夺取了哈利姆空军基地。

10月2日，印尼共产党在雅加达的日报发表社论支持“九三Ｏ运动”，梭罗市印尼共产党的市长同日也宣布支持“九三Ｏ运动”，印尼共产党也参加日惹支持“九三Ｏ运动”的游行。加上印尼共产党参与杀死六名将领，导致反共的军官决心摧毁印尼共产党。翁东中校等人被抓获并判处死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于11月22日被捕并秘密处决。虽然总统苏加诺并未公开表示支持九三Ｏ运动，但他的权力也被政变的军方架空。

陆军在苏哈托的领导下，随即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大清洗。由于印尼共产党的华人居多，许多非共产党党员的华人也受牵连被处决。军方还对共产党的村落发动突袭，杀死大部分或全部的村民。死亡人数估计在10万至300万人之间，但学界的共识约在50万人左右。

在苏哈托掌权后，印尼共产党的幸存者被称为“tapol”（tahanan politik 或“政治拘留者”）。Tapol常未经审判便被监禁，财产遭没收或摧毁，配偶、子女与亲戚因“连带关系”获罪。近年来，许多tapol提出了上诉，要求公民权以及赔偿，其中最著名者是曾获国际笔会自由写作奖的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的强迫劳动、饥饿、拷打及其他虐待。

“当时华人是目标，妈妈和祖父母一家六口，从家乡加里曼丹的亚洋岸村一路往大城市逃，最后投奔至华人较多的雅加达，住在亲戚家，”台湾作家陈又津转述母亲1967年那段颠沛流离的日子。她说：“妈妈的华人同事亲眼看到自己的爸爸被杀，非常害怕，而她们曾居住过的难民营条件很差，人们很穷，每天都有尸体被抬出来。”

逃难，是许多老一辈印尼华人的共同记忆，有钱人逃得比较远，能离开印尼，逃至中港台，而剩下的华人，像陈又津的母亲，则被归化为印尼国籍，并放弃原有的中文姓氏，在各方面受到种族歧视。而这一切，都源自于1965年发生的“九三〇事件”。

反共大屠杀

印尼建国时，首任总统苏加诺（Sukarno）便向共产主义靠拢，1965年则是印尼共产党最兴盛的时期，不仅拥有300万名党员，势力更无所不在，遍布党政军，广受支持。当时，印尼共产党是仅次于中共和苏共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

同一年9月30日，印尼时任总统苏加诺的亲信丶据称也是印尼共产党党员的总统卫队营长翁东（Untung Syamsuri）发动政变丶绑架6名右翼军方将领。时任陆军少将苏哈托（Suharto）推翻苏加诺政权，展开长达32年的右翼军人独裁统治，而为了清除印尼共产主义势力，1965年至1966年间，军方镇压及屠杀大批共产党员。

那场大屠杀具体死亡人数至今仍未有确切数字，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反共大屠杀造成多达50万人死亡，其中有许多华人因被当成共产党员而遭处决，被称为“九三〇事件”，是印共从兴盛走向衰落的分水岭。

陈又津的母亲就经历了这场大屠杀，随之而来的反共气氛，导致大批华人因印共与中共的连结，而成为暴力目标，被迫离乡，展开一段逃难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