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乡客

由于回顾共产国际与中共及马工的历史关系，联想到东南亚一些政府颇长时期的“恐共”心态。他们的这种态度使得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相当一部分选择离开中国返回侨居地的华侨被拒诸国门之外，不得不滞流香港。这些归侨中有普通人，也有一些术业有专攻的专业人士，对香港那些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今天想要介绍一些我比较熟悉的香港音乐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基本停顿的因私出国恢复申请和审批，陆陆续续有人跨出国门了。这些出国的人之中，相当大部分是五、六十年代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学生。“文化大革命”前，这些侨生出国探亲的手续相对简便。尤其是那些港澳生，基本上每年的学校假期都会返回港澳与家人一起过。1965 年寒假，我们学校有一位家在香港的初三年级同学，返回香港之后就没有回来，听说是在香港考了警校。“文化大革命”期间，别说申请出国，就连有海外关系都是一项“负资产”。如果当时有人说，将来有一天，海外关系有助于招商引资，有台湾关系是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可用资源，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是一个坑。

然而“亲密战友”在蒙古国折戟沉沙之后不久，除了初时有一阵“禁飞”、“禁海”防止那些反贼外逃之外，国门却悄没声息地打开了。说悄没声息并不准确，因为毕竟有些悄悄话先是在小范围流传，然后逐步扩大。我在海外的家人准确地捕捉到这个信息，从海外开始操作，通知我在农场里配合办理申请。结果在 1973 年就到了香港。在我们农场，我是第一批领取“往来港澳通行证”的三个人之一。但是据我所知，有些人比我们还早就“因私出境”到香港定居了，下文将会提到的男高音歌唱家张汝钧就是其中一个。

香港乐坛与许多国家、地区一样，既有以演出“古典音乐”为主的乐团和音乐家，也有为数不少的流行音乐团体。香港作为多年华洋杂处的特殊地区，流行音乐界也非常多样化。既有以演唱西洋流行曲为主的乐队，也有人专门演唱深受粤籍居民喜爱的粤曲和小调。四十年代末，大批国内富商逃亡香港，带来了上海“百乐门”式的消费方式，国语流行曲在那时是夜总会的主流曲目。至于由许冠杰等人开创的“粤语流行曲”潮流，开始于七十年代初。同一个时期，由男高音林祥园先生等曾在国内接受正统声乐训练的音乐家们，也开启了一个演唱“中国民歌”的辉煌时期。

香港一些较有规模的学校都会有“合唱团”，因为香港从 1949 年春天就办了“香港校际音乐节”，合唱是其中一个重要项目。这类学校合唱团一般以演唱外国曲目以及中国艺术歌曲为主。中国艺术歌曲指《玫瑰三愿》、《教我如何不想他》、《阳关三叠》之类。至于如女高音歌唱家费明仪的“明仪合唱团”，创办于 1964 年，当年的演唱曲目基本沿袭传统。

香港著名男高音林祥园先生是印尼华侨，他于 1955 从印尼到上海，进入学校学习文化知识。考大学之前，他参加上海文艺比赛,以印度《流浪者》里的插曲《拉兹之歌》赢得了一个一等奖,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林先生原来的志向是当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命运的转折点却把他引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并且能有机会师从有“中国的夜莺”之誉的周小燕教授,成为周教授的得意门生之一。1964 年,林先生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原本想返回印尼与家人团聚，由于印尼政府拒绝曾经返回中国的华侨入境，因此滞留香港。1966 年在香港演出歌剧《蝴蝶夫人》的男主角平克顿之后,林先生算是回归了乐坛。

1970 年, 林先生到意大利“罗马音乐学院”深造声乐及歌剧,老师是著名男中音 Mario Boriello 。两年后回港,致力于推广“艺术歌曲”的工作,让香港听众在“时代曲”之外有多一种选择。1972 年,林先生组建了“林祥园学生合唱团”,73 年开始多次举办“民歌聚唱”音乐会,反应良好。之后又自资或合作监制,分别与费明仪女士、江桦女士、陈供生先生、岳华先生合作演出多部中外歌剧,包括《被出卖的新娘》,《易水送别》, 《甜姑》,《第一百个新娘》等。有人问林先生为什么钟情于演出中国歌剧? 林先生说:“ Domingo 对我讲过,要令自己处于不败之地,一定要唱好自己民族的文化。”因此林先生身体力行,也尽力促使他的学生积极参与。

如前所述，七十年代，一些曾经在国内从事音乐工作的音乐人先后来到了香港。他们在香港，也都为推广中国民歌以及用中文演唱的外国民歌做了大量的工作。譬如前面提到的男高音张汝钧，1937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邦加岛，启蒙声乐老师为刘兰教授，1963 年毕业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为著名声乐家蒋英教授的大弟子。大学毕业后，随即受聘于北京华侨大学艺术系，任主科声乐教师。1972年张先生也是回不了印尼，只好定居香港。还有男中音邹允贞、女高音颜添英等等，他们除了演唱和教学，还组建歌唱团体或为这些团体做指导。同时期以演唱民歌为主的歌手还有丁倩、温灼光、洪钟、麦青等等，都是歌迷们熟悉的好声音。是他们这些音乐人，使得香港民众对中国民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