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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古代城市没有大型公共设施
送交者:  2021年05月20日10:24:42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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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秦晖先生的《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一文,他认为,“福利国家”是西方的一种悠久传统,

  “其实仅就城市景观而论,西方古典城市那种到处是大型公共设施(圆剧场、竞技馆、大会堂、公共浴场等)的外观,就与中国城市中大面积的皇城宫城高度封闭而坊间少见公共场所形成鲜明对比。在历史上,古希腊和罗马都建立过以公民授权为基础的民主政体或共和政体,在这类体制下,国家权力未必大于波斯帝国式的君主国家,但公共服务职能却发展较早”。

  上网搜索,其他不论,整个罗马帝国疆域内,几乎每座人口超过千人的城市,都拥有一座自己的圆形剧场,总数多达230余座,较著名的有罗马斗兽场、杰姆圆形剧场、维罗纳竞技场、城意塔利卡圆形剧场、庞贝圆形剧场、坎帕诺圆形剧场等。

  那么,中国古代城市中,到底有无类似古罗马圆形剧场般的公共设施?这里的公共设施,指由政府投资修建,而供民众使用的场所,如今日之学校、剧院、电影院、公园等。

  一、学校


  先来看学校。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文化常识》第十五章《教育》中写道,“古代的太学,名为辟雍,与明堂即系同物。所以所谓太学,即系王宫的一部分”“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在中央曰太学,天子之所自学也”。

  也就是说,最初的太学是天子读书处,是皇宫的一部分。而供贵族子弟读书的“小学”是从王宫中分化出来的。可见太学、小学都不属于公共设施。

  唯有供平民受教育的校、序、庠则是,《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吕思勉认为,“学指大学言,校、序、庠都是民间的小学。第五章所述:平民住居之地,在其中间立一个校室,十月里农功完了,公推有年纪的人,在这里教育未成年的人,就是校的制度”(第五章有“到冬天,则父老在校室里,教训邑中的小孩子”)。

  如此说来,这“校室”也并非政府投资所建,而是乡民自己筹资建设的,只能算半个公共设施了。

  那么,宋初的四大书院(白鹿书院、石鼓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又是谁建的呢?吕思勉先生认为,

  “书院并不靠朝廷的奖励和补助。书院之设,大概由(一)有道德学问者所提倡;(二)或为好学者的集合;(三)或则有力者所兴办。它是无所为而为之的,所以能够真正研究学问”。

  到了明代,“明朝的太学,名为国子监”“于是除国子监在京师首善之地,且沿明初认真办理之余……府、州、县学,皆阒无其人,人家仍只目它为文庙”。“学校的有名无实”“清朝的学制,是和明朝大同的”。

  由此可见,自古代的太学、小学、校、序、庠,到书院、国子监、府、州、县学,都不能算是由政府投资修建,普通民众使用公共设施。

  当然,这里有个例外,便是齐威王(公元前356年~321年在位)所创办的稷下学宫,这个学宫位于齐都临淄附近的稷门,规模宏大,“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贤士。到齐宣王时,“它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这个等于政府出资修建,供学者们在此议论时事政治,以供统治者听取意见。稷下学宫应该算是公共设施了。

  二、园林、戏馆、酒楼、会馆等

  另外,古代是也有动物园、植物园的,其名曰“囿”与“苑”。《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这是周文王畜养禽兽的园地。而“苑”多指帝王游乐打猎的场所,《史记·高祖本纪》:“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田者耕种是也。可见在秦以前,苑囿园池都是专属于帝王游乐打猎的,与普通民众无关。

  手头正好有陈宗蕃(1879~1954)编著的《燕都丛考》,该书记述了北京城区建制沿革、宫殿苑囿、坛庙寺观、街巷胡同、衙署府邸、名人故居、风俗人情等内容。北京为明清建都之所,颇具代表性,正好可以拿来作为例子,让我们从中仔细找上一找,看能否从中找出属于公共设施的地方来。

  北京城最重要的建筑群当属故宫了。其里面虽然也有御花园,但那是只有皇帝一家才能去游玩的所在,“明代皇城以内,外人不得入,紫禁城以内,朝官不得入,奉事者至午门而止,中外阻绝,判若天人”(第三章《宫阙》注一)。民国十四年,冯军入京,收回宫禁,方才有故宫博物院之设。

  社稷坛,是皇帝祭祀太社太稷之神的地方,普通人怎可得去?到民国三年(1914年)始改为公园,名曰中央公园,民国十七年南北统一,乃改名中山公园。

  先农坛,是每岁仲春亥日,皇帝躬行耕藉之礼的地方。民国初年改为城南公园。

  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家的祖庙,“1924年辟为和平公园,1950年5月1日改名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据《中国名胜词典》)。

  颐和园原为清代的行宫花园。“辛亥革命后,于1914年开放,1924年正式辟为公园”(据《中国名胜词典》)。

  至于有名的陶然亭,是康熙三十四年工部郎中监督厂事江藻所建。这是所私人的园林,与苏州的拙政园、留园、沧浪亭、网师园等一样,不属于公共设施。

  清代内城不让设戏园。至于外城所开戏馆、酒楼、妓所等,则统属私人,与公共设施无关。“宣武门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财神会馆,少东铁门,有文昌会馆,皆为宴集之所。西城命酒徵歌者多在此,皆戏园也。内城禁开设戏园,止有杂耍馆。外城小戏园徽班所不到者,分日演西班小班,又不足,则以杂耍补之,故外城亦多杂物馆”。“城南游艺园,备具诸般杂耍,系由商办,近年亦稍衰落,现亦停办”。

  如此,则上述戏园、酒楼、杂耍馆等,不是政府投资,而是私人所为明矣。虽民众在此观剧、饮酒,却不能算是由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

  至于各地人士在京师所办会馆,如“自草厂十条而东有湖南会馆”;“百顺胡同旧有太平、晋太会馆”;“骡马市大街迤东有桥,曰虎坊桥……有福州、湖广、宜昌、三原、襄陵、曲沃、杭州诸会馆”。这些会馆,皆是各地旅京人士所建,与公共设施无涉也。

  还有那著名的天桥,“天桥在正阳门和永定门之间……戏棚甚多,在东则率多布摊及旧货摊、估衣棚,北连草市,东至金鱼池。善于谋生之经济家,每多取材于此。至其西面,则较东为繁盛,戏棚、落子馆(即坤书馆)为多,售卖货物者殊少”。

  如此说来,这些戏棚,当与古罗马帝国所建圆形剧场不可相提并论矣,一为私人投资而非国家投资兴建,二来规模上也相去甚远。

  至于京城的寺庙、道观,如潭柘寺、云居寺、戒台寺、白云观、东岳庙、吕祖宫等,除皇家的外,大多由僧人、道长、居士募化出资所建,故而也不能完全属于公共设施行列。

  由此看来,在明清两代,诺大的北京城,居然找不出一处类似古罗马斗兽场那样的大型公共设施,可供普通市民使用。相反,供皇家使用的,除御花园外,尚有颐和园、圆明园等,可谓竭尽豪华奢侈之能事。

  这正印证了黄宗羲所讲“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明夷待访录》)。我拥有了御花园、颐和园、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不就等于天下人都有了园林了吗?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国家,故而朕有即等于天下人都有了,又有何不可呢?

  皇帝有自己的专属园林,达官贵人也不甘落后,于是而有众多的私家园林,如苏州的西园、网师园、沧浪亭、拙政园、怡园、留园等,但就是没有一所面向市民的公园!

  不可设想,如若没有西风东渐,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东亚第一个共和国,我们现在仍是大清帝国的话,则故宫、社稷坛、日坛、太庙、畅春园、颐和园等,恐怕不会被改造成人人皆可进的博物院、文化宫与公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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