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以茉莉、滕彪為代表中國左派異議人士鼓吹“漢族對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有罪”的論調，在網上激起了軒然大波，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值得注意的是，支持“漢族有罪”論的，不僅是以川黑為標籤的左派異議人士，好些逆向歧視中國人的川粉異議人士也支持這種論調。

  其實，以茉莉、滕彪為代表的“漢族有罪”論，是另類的血統論，它和文革中中共的血統論一樣荒謬；只不過：

  中共是以血統定階級，並以階級判斷有罪無罪——若你不幸生在地主或老闆的家庭，你生來就是有罪的；這就是所謂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茉莉、滕彪之流則是以血統定民族，如果你不幸生在漢族人的家庭，你生來對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就是有罪的，不管你有沒有對維吾爾人或其他少數民族犯過罪。

  這種觀點的荒謬性顯而易見，因為出生在哪個家庭，並不是人能選擇的；更何況漢族老百姓並沒有寄生於對維吾爾族的壓榨，就象滿清時滿人舉族可以不事生產，而寄生於漢族納稅人的供奉那樣。

  實際情況恰恰相反，維吾爾族和許多其他少數民族在入學、提干、生育、宗教、習俗、營業享受諸多優於漢人的特權；中共自己不事生產，何以有資源來優待少數民族？當然是用漢族納稅人供奉的資源。因此，實際情況是維吾爾族和許多少數民族在享用着漢族納稅人供奉的“照顧”，漢族老百姓自己享受的卻是“負福利”——中共國最底層賤民的待遇；就象滿清的“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漢”標準一樣，漢人在中共國的地位實際上低於少民，處於最底層。

   因為中共對新疆的專制暴政，旅美“東突”代表人物伊里夏提對漢族恨之入骨，毫不掩飾對漢族除之而後快的仇恨心理；好些滿遺、蒙獨、鮮獨等少民分裂分子，對中共開口閉口“漢共”，然中共並不是依漢族血統而組建的民族性團體，中共有許多少數民族的黨員，好些少民還是中共的高官，如：滿族人英若誠、蒙族人烏蘭夫、維族人賽福鼎·艾則孜...

  中共統治集團，雖然大多數人是漢族人，但他們並不代表漢人的利益（儘管他們也不代表少數民族的利益），相反，他們把漢族當頭號敵人來防範，他們對漢族的壓榨，比對少數民族的壓榨更重、更深，一直以來，他們以榨取來的漢民膏脂來“照顧”籠絡少數民族，他們是空前的漢奸，是漢族的最大敵人。

  作為漢人，筆者對漢族在中共國最底層地位，有着切身的體會：高考時有同學憑“官二代”的背景冒充瑤族，競得加四十分，以中專分數考上中央民族大學！筆者曾是桂林電視台的記者，親眼目睹維族人在桂林街頭和公交上有帶刀特權，對街邊擺攤的漢人商販，中共城管經常凶狂打砸，而對維族攤販，就網開一面，對於維人扒竊和沒有傷人的搶劫，桂林的公安一律從寬，一般交由民委（民族事務委員會）教育了事，以致於維族人街頭的盜竊、搶劫，成為桂林的老大難問題之一，而犯事的若是漢人，早送進看守所了！

  總之，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遭受的專制暴政，是中共造成的；中共根本不代表漢族，反而是空前的漢奸和漢族的最大敵人；漢族老百姓所受的中共暴政，比少數民族所受的更重；茉莉、滕彪之流把中共的罪惡歸到整個漢族頭上，完全是顛倒黑白。

  茉莉說：前西德總理勃蘭特是反法西斯分子，對猶太人沒有犯罪，但是勃蘭特親自向納粹大屠殺的死難猶太人紀念碑下跪，這個例子說明：沒有犯罪不是理由，每一個漢族人都應該向維吾爾族謝罪！

  茉莉的說法似是而非。因為勃蘭特本人對猶太人死難者下跪的舉動，並不能證明所有的德國人都對猶太人有罪，因為並非所有的德國人都支持納粹，即便在納粹黨於1932年變為國會第一大黨時，不支持納粹黨的德國人也有數百萬計。

  作為德國總理，勃蘭特向猶太人下跪的舉動，可算作是代表德國政府要汲取歷史教訓的一種表帥，但勃蘭特並沒有要求所有的德國人都去向猶太人下跪。

  勃蘭特以道德高姿態要求自己，無可厚非，但若以道德高姿態去要求別人，甚至綁架整個民族，那就成為另一種邪惡了，其本質是道德專制主義，這也是左傾“政治正確”的根源。

  強迫別人去行他們眼中的“善”，這是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左派一直以來的罪惡。

  值得注意的是：人們一直以為只有右派才有種族主義，其實左派同樣存在種族主義，而且左派的種族主義，通常以逆向種族主義的方式表露出來：

  如鼓吹“漢族有罪論”的滕彪和推民“Ting Lei”，都是黑川和挺民主黨的一根筋，推“漢族有罪論”被對手駁得理屈詞窮，都共同地大罵漢族劣等，流露出赤裸裸的逆向種族主義的面目。

曾節明 2021.5.2 春雨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