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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应建红灯区应对性别失衡
送交者:  2021年04月24日06:51:17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毕汝谐(纽约 作家)

按:2002年6月2日,毕汝谐于世界日报发表“中国大陆应建红灯区应对性别失衡”;接着又在纽约中国广播网录制长达一小时的专题节目,并现场接听听众电话,以扩大影响。


然拳拳之心,却引来一片粗鄙的笑骂!甚至,我前妻的家人也表示不理解;所幸,我的前妻说:他无论写什么我都支持。

我的一个幼儿园时期的女同学看了本文,写信请世界日报编辑转给我:你是不是那个在北京特有名的毕汝谐?我回道:一,毕汝谐是多么古怪的名字,岂能重名?二,世上有一个毕汝谐已经

太多,岂能再乎?


我们大乐。


毕汝谐 是毕汝谐;出国前,我一度兼任中国妇女杂志的特约记者,有次参加全国妇联的座谈会,我尽可能委婉地指出:如此严厉的 计划生育政策,必将造成人口性别失衡,后果不堪设想。然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我有个铁哥们儿跟我开玩笑说:你去妇联开会?好事儿啊。老猪拱进了菜园子,一个劲儿地啃呀。

我 正色道 :胡说八道!我为天下苍生请命,岂敢旁骛? 

 

中国大陆应建红灯区应对性别失衡 毕汝谐(纽约 作家)


   报载,中国大陆推行一胎化政策,已造成两性比例严重失衡,男性人口远远超过女性人口,这个数字究竟是多少无法确知,高估者称为五千万,低估者称为两千万;换言之,按照目前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以千万计的男性将命定地无法组建正常家庭。早在二十年前,笔者曾提请大陆有关部门注意未来性生态失衡等问题,却不料狼来得如此之快!

   查中国大陆人口,汉武帝时为二千万,经过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清康熙朝增至一亿,嘉庆朝为二亿,道光朝为三亿,民国年间为四亿五千万,印证了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的马尔萨斯学说。一九四九年后,新中国对苏联一面倒,盲目照搬苏联的“英雄母亲”奖励政策,从而使人口问题急趋恶化。毛泽东昧于时事,放言“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倡“人手论”,批“人口论”,将马寅初的耿耿诤言视同敌论,造成“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恶果。马寅初去职数年后,当局迫于人口激增的重压,不得不在事实上推行“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温和的计划生育政策。毛泽东亦食言自肥,称“人类应有计划地控制生育”,将此列为长期国策。毛泽东时代结束后,当局审时度势,辣手实施一胎化政策,在无后为大的平民百姓看来,这无异于挖掘祖坟,于国际间也引起了强烈反弹。

   二十年过去了。当局满意地指出,一胎化政策使得大陆人口少增两亿。然而,这把双刃剑 “医得眼前疮,却剜心头肉”,解决了人口膨胀的社会问题,却制造了人口性生态的社会危机。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求承祀有人,溺弃女婴乃至用B超测知胎儿性别而存男去女成为普遍现象……二十年正是一代人,数千万旷男已然长大了!

   如果当局承认这数千万旷男是人,承认他们有从事性生活的天赋人权,那么就必须急他们之所急,以理性方式拯之于火山之巅!切忌以贵族老爷的倨慢态度,徒托空泛之言,更不可以“我死后任凭洪水滔天”的任性做法,闭目塞听,不闻不问。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中造成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那么,依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原理。这数千万无妻名额将确定地落到穷人头上!设想一下,那些原本对富人怀有阶级仇恨的贫穷男人,又因命定无妻而敌视合法丈夫, 虎视良家妇女,反社会心理与阶级仇理两相激惹,其破坏力将大大超过八九民运。数千万旷夫一旦沦为性犯罪者,则以神州为囚牢,也难以悉数狱之。而当局奉为圭臬的“稳定压倒一切”,亦将为之荡然!

   当局不是孙大圣,不可能平地拔毛变出数目相等的妇人与旷男婚配;也不可能将这股潜在意义上的祸水放出国门,与异国男子争妻;那么,只能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摒除意识形态的障碍,将这一老大难问题就地消化。

   数千万旷夫无性生活之苦,政府、慈善机构皆束手无策,唯有妓女能够安抚这一特定群体。倘若以一妓女解决百名旷夫的性要求计算(以一挡百!),则数十万妓女即可化除这一性生态危机,,而当今中国大陆操此业者绝不低于此数。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组织妓女设立性防护堤,不乏成功的前例可循。1945年,日本投降后,吉田茂政府及社会贤达深恐美国占领军蹂躏本国妇女,紧急行动起来,双管齐下(“爱国”、高酬),组织妓女劳(美)军,效果颇佳:美国占领军的性犯罪案件大大低于预想。这对于其后日本国民接受美式民主制度、价值观念及日美重修于好,均产生了积极作用。

   五十几年前,执政党曾以可钦可敬的革命魄力,一举取缔各地妓院,为天下惊。然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马列主义的精髓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语),面对极其严峻的性生态失衡,设立红灯区不失为治标之策。

   某沿海特区扫黄时揭出这样一件事:一群龙精虎猛的民工,集钱嫖宿一个年过半百的丑陋农妇,分摊下来,每个民工仅付出五元人民币(这是一碗面钱!);双方各得所求,皆大欢喜。这件被当局视为丑闻的事情,自有其重大的正面意义,那就是:数千万命定无妻的旷夫,只能用这种办法解决性要求。

   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相对温和派代表人物刘少奇即在其著名的天津之行中指出:“舞厅还要保存下去,好处是舞女们有饭吃,有钱的人有地方花钱。”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刘氏的这一卓见无疾而终。现在,是实现刘氏这一遗愿的时候了。

   目前,由于没有红灯区,小姐们饱受黑白两道的欺凌盘剥,疾病不得防治,权益不得保障。一次又一次扫黄行动,成为掌有实权者的冠冕堂皇的敛财机会。假如正式设立红灯区,引进欧州国家、美国内华达州文明管理红灯区的先进经验,至少有以下好处——

   一、彻底地解决数千万旷男的性要求,使性生态失衡所造成的危机得到缓和。

   二、地下性企业是创造超高利润的特殊行业,却不对国家承担纳税义务。偌大的资金,游离于经济体制之外。设立红灯区,妓女成为纳税人,这笔钱将在有效监督之下进入国库,可用于改善下岗人员生活、兴建希望工程等等,善莫大焉。

   三、净化社会环境。长期以来,地下性企业乃是社会治安的死角。除刮台风式的突击扫黄,平时皆为藏污纳垢之所,黑人、黑枪、毒品等等无法查禁;成立红灯区,一切透明化,当可革除此弊。

   四、促进繁荣昌盛。一位著名的贪官说过:“三陪小姐在哪里出现,就可以将投资商吸引到哪里。”话糙理不糙,我们万不可因人废言。设立红灯区,使得有此癖好的外来者及本地人善得其门而入,减少中间剥削,降低小姐们的行业风险,确保寻芳客的人身安全(各地残杀小姐、勒索客人的恶闻屡传不绝)。

   (性)事急矣!中国大陆开设红灯区,已是刻不容缓!这一举措能否实施,并不在于执政党的政治智慧,而在于政治勇气!恳请包养N奶的达官显宦发发慈悲,可怜可怜数千万老光棍!时不我待,当数千万旷男揭“竿”(按照法国作家莫泊桑的说法,这是“连大炮也要为之屈服的力量”!)而起,那就太晚了!

   2002年夏写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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