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

华裔德国人（德语：Chinesische Deutsche）指具有华裔血统的德国公民。目前华裔德国人大概有106,915。谁是第一个华裔德国人目前尚无确切的说法，目前的资料显示在1822年时已有大清国国民Feng Yaxing和Feng Yaxue抵达德意志帝国的柏林市。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西德的人员交流开始加大。1990年两德统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国继续保留着频繁的交流。

在2000-2007年间，每年约有1000-1500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与中华民国国民加入德国国籍。华裔德国人除了来自大中华地区外，也有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目前华裔德国人大概有8.7万人。

1944年5月13日，盖世太保针对汉堡唐人街展开了代号为“中国行动”（Chinesenaktion）的大规模抓捕。尽管水手馆的领袖陈纪林通过在纳粹当局内部的眼线事先探听到风声，并组织了超过100名华人逃离，但还是有129名华人和少数与华人同居的德国女人留在首饰街。这次中国行动由阿尔伯特·施韦尔姆（Albert Schwelm）的汉堡盖世太保负责，从封锁周边道路到挨家挨户的搜捕共动用超过200名汉堡警察和盖世太保人员，比首饰街最后剩下的居民总数还要多。在这次行动中，以“通敌罪”被集体逮捕的最后一批129名德国华人先是被押送到著名的汉堡第15号戴维警局，之后又被转移到霍尔斯滕格拉斯大街（Holstenglacis Straße）的汉堡拘留所，最终被关入了福尔斯比特监狱（该监狱的一部分曾被改装成纳粹集中营）。华人囚犯们在这里受到盖世太保的残酷虐待，不少人都死于狱中。

1944年9月，约60至80名华人囚犯从福尔斯比特监狱转到威廉堡的明日劳动营，使得明日劳动营成为纳粹德国最大的华人囚犯集中地。在纳粹监狱体系中，劳动营（Arbeitserziehungslager）不同于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专门负责为德国公司和军方提供劳工。虽然如此，明日劳动营的生活条件相比纳粹集中营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劳动营内的政治犯们被强迫参加汉堡和附近地区的劳动，或在工厂中从事低等工作，或在郊外为国防军和警察部队挖掘工事，实际上就是形同奴隶使用。根据纳粹官方文件可以确认，因虐待和劳累过度在劳动营中遇难的华人为17名，然而由于在战争末期德国动荡，记录混乱而且大量档案丢失，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要高得多。

人权观察今天表示，各国政府应采取紧急措施，预防与新冠病毒大流行有关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暴力及歧视，法办针对亚洲人和裔人士的种族主义攻击。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都曾在某种场合发表反华言论，因而有意或无意地鼓动了仇恨犯罪、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美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德国的几个政党或团体也曾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推销他们的反移民、白人至上、极端民族主义、反尤太主义和仇外阴谋论，妖魔化难民、外国人、社会名流和政治领袖。

联合国专责监测《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已获182国批准）的委员会曾经建议，各国政府应制定“反种族歧视国家行动计划”。这项计划应列出打击种族主义和歧视的具体途径，从加强对仇恨犯罪的警察执法，到鼓励宽容的公众宣导与教育课程。各国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制定新的行动计划，解决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的种族主义与排外浪潮。

自从爆发大流行，针对亚洲人和亚裔人士的谩骂就常见于媒体报道、政客发言以及社交媒体平台，后者更成为有关新冠病毒的仇恨言论广泛流传之处。

反亚裔种族主义加剧 德国也不例外

新冠疫情助长了世界各地反亚裔种族主义及仇外心态。有活动人士认为，德国的相关现象虽然不总是显而易见，但确实已根深蒂固。

新冠疫情爆发后，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现象受到关注。然而，在德国，关于亚裔的偏见其实由来已久。纳粹统治时期，生活在德国的华人被驱逐或遣送到集中营和强迫劳动营。

自去年德国爆发新冠疫情以来，这种歧视现象愈加明显。中国导演范坡坡说，他曾在地铁里被人大声称作“corona”（冠状）。他接着回忆：“我去找警察，告诉他们必须做点什么。但是他们无动于衷。我问他们，你们还在等什么？等着我被枪击吗？”此后，范坡坡决定与柏林的公共交通系统保持距离。上述经历给他带来了创伤性记忆。

范坡坡认为，德国的反亚裔种族主义有多种形式。他发现，德国电视上鲜有亚裔角色，即使亚裔出现在荧屏上，他们往往也只会扮演一些刻板印象，比如 “亚洲餐馆的女服务员”，或者“在休闲会所工作的年轻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