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作家   纽约）

按:1988年, 毕汝谐利用暑期完成了<<周恩来评传>>(笔名方里,台湾水牛出版社,精装本,列文史丛书第76 种)。

   第一章、童年、少年时代以及东渡日本

   和几乎所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一样,周恩来生于一个非无产阶级家庭.

   周恩来的出生地是淮安.淮安古称射阳,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悠久历史,据史书记载,这里曾经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因而”热闹非凡,俨然省会”.

   周恩来诞生于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他的出世使得长辈们大为欢喜,因为周恩来的叔父周贻淦二十岁时患了痨病,按照当时医学条件,这是很麻烦的疾病.依迷信习惯,周恩来刚满一岁便过继给叔父,这叫”冲喜”.

   这一年,注定要与周恩来共负中国之命运的其他几位巨人尚未长大成人:蒋介石还是十一岁的少年,毛泽东才是五岁的儿童,邓小平和蒋经国尚未出生….

   另一位中共大人物刘少奇亦生于一八九八年.

   周恩来的叔父并未因小侄入门而霍然痊愈,相反,病况日益恶化,终致不起.

   周贻淦遗下一个年方二十的寡妇陈氏.陈氏没有子女,视恩来为已出.于是,幼年的恩来便有了两个母亲.

   陈氏粗通文墨,略知古文、小说和唐诗,一心想把养子培养成支撑门庭的栋梁之材.

   这里,有必要对周恩来的家世做一详尽介绍.

   周恩来的祖籍是浙江省绍兴县.祖父兄弟五人,有四人做过知县,并先后把家从绍兴迁到了淮安.

   祖父周攀龙,原是一位绍兴师爷,来到淮安后,先当师爷后升知县,因染重病死于任上.

   周攀龙共有四子.第二个儿子周贻能(后改名为周劭纲),字懋臣.此人老实无能,在外省当一名小员司,除了年节,难得回家.

   这位终生一事无成的小人物,便是巨人周恩来之父.

   周贻能娶妻万氏,是淮阴县知事万青选之女(这门婚事严格地遵循了”门当户对”的原则).她眉清目秀,性格开朗,虽然识字不多,但是精明能干,在周家主持家务.

   周恩来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笔以金钱无法衡量的财富:俊秀的五官,出众的相貌.这是毛泽东、邓小平、蒋介石、蒋经国等人所不及的,也是他死后得以神格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贻能无力持家,致使家道中落,只得以典当、借债、亲戚接济勉强度日.

   周恩来的童年时代是艰苦的.

   然而,幸运之神有时也给予这个衰落的封建官吏家庭一点额外的惠宠.有一次,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在生活困难的境况下买了一张彩券,竟然奇迹般地中了头彩!有了这笔意外的收入,她决定带着孩子们到淮阴娘家去住;弟媳陈氏,作为她长子恩来的养母,以及恩来的乳母蒋氏,都随同前往.

   周恩来到外祖父家那年,已经六岁.外祖父生前做过三十年清河县知事,家中藏书很多.略识之无的周恩来在陈氏养母的指导下,阅读了诸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一类的演义小说,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中,开始蒙胧地向往大英雄的生活,幻想着将度过不平凡的一生.

   在这种封建官吏家庭中,各种姻亲故旧关系颇为复杂.恩来常常随万氏参加亲友的婚礼、丧事等应酬,学到了待人接物的初步礼节,粗知人情世故.

   彩票得来的钱并非经常性收入.万氏一家不久便坐吃山空.那种昙花一现的兴旺景象,很快便变为捉襟见肘的拮据状态.但是为了维持面子,他们不得不四处举债或典当衣物.

   家景的荣衰,对于幼年周恩来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好学深思,总要在在内心对凡事究出所以然,虽然往往并不诉之于口.

   周恩来九岁那年,大祸临头.万氏因患胃疾,无钱诊治,拖了半年便与世长辞,终年仅三十岁.其时,周恩来之父周贻能(劭纲)还在湖北,遵岳母大人之命,借钱买了楠木棺材入敛,总算打发掉这场丧事.

   祸不单行.不久,陈氏又被肺痨夺去了生命.一年之内,周恩来失去了两位母亲,痛苦欲绝.他忽然成了实际上的一家之长,不但要分担家务重担,还得照料两个弟弟.

   一九零七年冬秋之交,周恩来和两个幼弟一起,扶着陈氏的灵柩,乘船返回淮安,借债薄葬了对他有养育之恩的养母.

   此后,幼小的周恩来为了生存,不得不经常出入当铺,并启齿向有钱的亲属借钱.他因而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昔日万氏手上有一笔意外之财,门口宾客如云,而今财尽人亡,则门前几可罗雀.周恩来深切地感受到现实社会的虚伪和冷酷.历朝历代的造反者皆以不满现实而迈出第一步.周恩来也不例外.

   ---半个世纪后,当朝宰相周恩来在同亲属谈及童年时代的生活遭遇时说:封建家庭一无是处.有两件事我最看不惯,一是破落下来还要装门面,一是搞彩票.彩票就是坏事.我小时候就想为什么中彩票前后变化如此巨大?我最反对彩票,所以现在我主张把彩票废了,这是对旧社会的报复.

   经济学家认为,设立彩票不失为汇聚社会上游资的一条良策.而且,即使是在斯大林时代的苏俄,各种名目的国家彩票亦比比皆是.一九六零年中国大陆陷入严重经济危机时,刘少奇(任中国大陆国家主席)曾提倡设立彩票以促进钞票回笼,结果因周恩来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实行.

   周恩来对其家族抱有强烈的反感.

   -----一九六三年夏,周恩来在接见北京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时说过:我经常讲我的家族很复杂.好几百位亲戚,有革命队伍的逃兵,洋反革命分子,有贪污分子,有抽鸦片死的;当然,也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们的事情我管不了,我无法改造他们,要由社会来改造.

   一九零八年,十岁的周恩来到表舅龚荫荪家里寄读.这位表舅是个新潮人物,同情孙中山.从他那里,周恩来学习了一些社会政治知识.他的思想言论,对周恩来有一定影响,并且在经济上接济过周恩来.

   ----一九五二年.周恩来曾以感激之情说:表舅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

   这期间,周恩来还常常去乳母家;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些挣扎在社会上最底层的穷苦孩子,从而对民瘼有了感性的认识,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愤恨与不满.

   周恩来渴望离开淮安读书谋生.他给还在辽宁的大伯父周贻庚的信中,多次谈到这个想法.大伯父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

   一九一零年春天,十二岁的周恩来离开淮安去了辽东,从此,他再也没有重返故乡,甚至担任总理要职后,也没有”衣锦还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均在威势赫赫之时有过故乡行,享受过这般风光).这固然与周氏的谨小慎微的性格相吻合,同故乡留给他的痛苦回忆也不无关系.

   周恩来有两位伯父在辽东:大伯父周贻庚,任奉天(辽宁)度支司制用课主稿.另一位是远支的三伯父周贻谦,在铁岭银州镇任税员分省补用通判.

   沈阳是中国有数的大城市之一.洋人在此辟有租借地.洋人欺压华人的事情经常发生,周恩来目睹许多事例,更加痛恨当时的统治者腐败无能.

   周恩来就读于东关模范学校.这是于满清末年”废科举,办学校”的潮流中办起来的一所新式小学.既教中国的经诗,也介绍一些西方的新学.周恩来的天资很高,尤其是作文、书法和英文,总是班级第一名.他的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曾于一九一五年被上海某书局收入”学校国文成绩”一书出版.

   然而,学校课程难以满足周恩来的强烈求知欲望.他利用课余时间,博览群书,累积了多方面的丰富知识.

   此时的周恩来,是一位可塑性很高的优秀学生. 有可能成为良相,亦有可能成为名医.他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一九一一年十月,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黑暗统治,揭开了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新篇章,建立了中华民国.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一代伟人孙中山---国民党尊其为”国父”,共产党人称其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在十七票中得到十六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翌年元旦,孙中山离开上海到达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就任后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其奔走数十年的”建立民国”的志愿终告完成.

   少年周恩来和全中国人民一样,从此成为中华民国国民.他对祖国的前途十分关心.

   有这样一则流传四方的故事:一天,教师在课堂上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有的同学回答:”为光耀门楣.”另一个孩子说:”为明理而读书.”还有一位店主的儿子实实在在地说:”为家父而读书.”他的回答引起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而少年周恩来则在笑声停下后说:”为中华之崛起.”

   那时,周恩来已表现出了超乎同龄人的卓见,可谓鹤立鸡群.

   有一位名叫高亦吾的史地教员,对周恩来的帮助良多.他很喜欢这个来自淮安的少年,,把邹容的”革命军”等激进书籍借给周恩来,使之明白推翻王朝,建立共和国的革命道理.

   ----一九六三年,身为当朝宰相的周恩来在同亲属谈话中,回忆说:”到东北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把身体锻炼好了.在上小学时,无论冬天、夏天都要做室外体育锻炼,把文弱的身体搞得强健了.再一个好处是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锻炼了肠胃,使身体能适应以后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一九一三年春天,十五岁的周恩来结束了小学阶段的初等教育,准备报考天津南开学校.由于南开学校非常重视英文课,于是他离沈赴津,在”天津大译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三个月的英文,大有收获.

   “南开中学毕业同学录”中的”周恩来小传”记载道:”初至英文非佳,嗣后发愤攻读,始同趋进步.”

   ---周恩来无疑是中共高级领导人里英文程度最佳者.在国共内战初期的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有时会撇开译员章文晋(后为任第二任中国驻美国大使),直接用英语向外国人抨击国民政府;七十年代,周恩来有时也会指出女译员唐闻生的纰漏之处.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创办的南开学校是当时中国最好中学之一.这是一所按照欧美教育制度创办的四年制中学.有不少课程如代数、几何、三角、化学、物理、西方历史和世界地理等,都采用英文编写的教科书.校内的学术空气比较浓厚,教育作风比较民主,但是学费昂贵.

   一九一三年秋天,周恩来考入南开学校.他住在天津市河北区元纬路元吉里大伯母周杨氏家.大伯母为人耿直勤劳,心地善良,然经济困难,主要靠丈夫周贻庚寄钱来维持生活.

   周恩来是一位家境清寒、学业优异的模范学生.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中记载:”周君家境,处境最难,学费时不济,而独能于万千难之中,多才多艺,造就斯绩.”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显露了才华,于同窗之中脱颖而出.一九一四年二月,他联络了二十名同学创办了一个名为”敬业乐群会”的学生团体,并起草了章程,规定其宗旨为”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消息传出后,当即有二百多名同学报名入会.

   这个联谊会性质的学生团体是周恩来最早的结社活动.他在”敬业乐群会”中任智育部长,后为副会长、会长,积累了组织、领导众人的宝贵经验,为日后结党及从事党争活动积累了经验.

   该会曾在南开学校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并演出文明戏”五更钟”;还创办了会刊”敬业”,由周恩来担任主编.

   他用”飞飞”的笔名写了许多诗文,甚至在刊物上辟出”飞飞”专栏.

 这一时期,正是民国初年极其黑暗混乱的年代.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同时又推荐旧军头袁世凯为大总统.

   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犹存窃国之心.由于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规定国家的政权都掌握在内阁手里,总统并无太大的实权.对于权力欲极大的袁世凯来说,这是不能忍受的.他在打败革命军后,强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

   民国二年九月二十七日,避居日本的孙中山为重振革命力量,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

   凡此种种,都在周恩来心中激起了极大的波澜.他在‘敬业‘创刊词里写道:”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急时间,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

   ----历史常常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周恩来于七十余年前的这一呼吁,用于今日之中国大陆亦很合适.所不同者,仅在于外族祸乱中华的武器已由洋枪洋炮变为马列主义而已.

   周恩来还发表一首小诗,名为”春日偶成”,表现出远大志向:”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搏浪踵相踪.”

   在养母指导下, 周恩来自幼读过许多史书演义,他敏感地发现自己遭逢乱世,而这正是群雄逐鹿的大好时机.

   他在积蓄力量,随时听从历史母亲的召唤走上政治舞台.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国事政治,而与自然科学再无缘分.

   一九一五年八月三十日,南开学校校刊更名为:”校风”周刊.周恩来担任该刊总经理,一把抓地负责财政收入、印刷、校对、广告、发行等事务,并撰写评论文章.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周恩来在“校风”五十四期上发表“中国现时之危机”一文,他满怀豪情地写道:“呜呼!危险之期,困难之境,孰有过于今日之中国耶?然而国诚危矣!吾党青年际世时势,知之可,预备起而救之则力有未足,恐谦让未遑,故吾今日之言,愿吾最可敬可爱之同学,有闻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

   进入青春期的周恩来，浑身血脉里流动着不安份的血液，已不满足于坐而论道地评论国事，而是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了。

   此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了许多大事：袁世凯得陇望蜀，欲问周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九月，他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在中国恢复帝制。

   而后，又有六名无耻之徒——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

   ——若干年后，杨度从保皇党人摇身变为共产党人。周恩来于晚年还专门为杨度的中共党籍书写证明材料。此事看似怪异实则不然----毛家王朝对于封建王朝有着直接的继承性。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元旦，袁世凯正式登基称帝，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在“新华宫”里接受群臣的朝拜。

   朝野为之大哗，各省纷纷举兵讨袁，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被迫于三月二十二日宣布退位，结束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不久，便在众叛亲离的境况中吐血而死。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

   孙中山要求黎元洪恢复民国元年制定的约法。于是，黎元洪下令恢复约法，各省遂停止军事行动。

   中国政局因而获得了暂时的平静。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以优异的学业成绩毕业于南开学校。许多来宾出席了毕业典礼大会，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共创始人陈独秀。

   中学毕业了，十九岁的周恩来向何处去？那时，先进的中国人都打算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寻找救国之道。而日本于明治维新之后的强盛势头，更是给中国人提供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捷径。

   于是，周恩来决定留学日本。

   由于他品学兼优，深受众望，同学亲友都乐于助他一臂之力。当时南开学校的董事长严范荪和校长张伯苓都曾鼎力相助；周恩来因而得以东渡深造。

   出国前夕，周恩来心潮澎湃地挥笔题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技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一九一九年九月，周恩来到达日本东京。十月，他进入日本龟次郎校长创办的“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文。不到半年，他已能阅读日文报刊。

   此后，他又去东京早稻田大学当旁听生。

   当时的日本，是一个远比中国开放的窗口。

   周恩来在此仰观八面风云，贪婪地吸收各种新知识、新观念。

   由于掌握了日英两种文字，周恩来经常到中国青年会馆看日、英文书报，同时阅读中国杂志“新青年”、“南开思潮”等，以博采各种新思潮。

   同时，日本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等著作也给了他较大的影响。

   正在这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打下了冬宫，夺取了政权。

   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许多著作传到了日本。

   周恩来以极大的兴趣研究这些将其导入不归路的书籍。同时还阅读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主任河上肇教授的著作”贫乏物语”，以及此人创办和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

   对于日本报刊上出现的五花八门的新名词，周恩来也予以关注。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晚，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时说：“我去日本不久，刚好十月革命就发生了。我回到中国不久，就爆发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五四运动。正是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我在日本。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我在日本报纸上也看到一些。那时叫‘过激党‘，把红军叫做’赤军’。”

   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周恩来阅读了所有能寻到的有关十月革命的报道，试图了解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排他性和革命性最容易煽动年轻人的狂热，周恩来亦不例外。

   一九一八年,日本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参加者约有一千万人。东京地区的暴动尤使日本政府震动。

   周恩来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的嗅觉作出判断：“抢米暴动”是新思潮推动的结果。

   周氏在给国内出版的第一期”觉悟”写道：“此刻岛氏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从此后‘将何所恃‘?”

   一九一九年初,在巴黎和会上,列强决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来,留日的中国学生群情激愤.他们在东京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表达爱国之热忱.

   周恩来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几乎无暇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结果没有被录取.

   这时,北京的局势有了令人愤怒的变化,段祺瑞为首的军政府一意孤行,决心出卖主权.

   周恩来决定返回祖国.

   一九一九年四月,周恩来回国途中在京都停留时,写了一些无甚诗意的白话诗篇。在《雨中岚山 ——日本京都》一诗中，他写道：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处突见一山高，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胧；

   一线有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见姣妍。

   中共党史作家据此穿墼附会地以为，此诗透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表达了周氏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后的喜悦心情。

   笔者以为这是一种近乎儿戏的论证方法，须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时的日本并非大逆不道的异端学说。周恩来若有此意，尽可以放声讴歌，又何必故弄曲笔？

   ——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日本驻中国大使小川平四郎转达田中角荣首相邀请周恩来访日的意愿，曾引起他无限感触。他回答说：“我自己是很想再去的，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腾出时间。我上次离开日本时，樱花已经谢了。”

   此时，周恩来已患不治之癌症，故而对于樱花之凋谢，别有一番感触徘徊心头。

   周恩来留日时间为十九个月。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潮。然而,尚无证据表明他因而在思想上转变为马列之信徒。

   在这里，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做一简单介绍：

   西方社会主义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是一九零二年，而列宁注意中国，还要早些。列宁的第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是在一九零零年发表的，题为“中国的战争”。

   当时，中国经过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侵，帝俄军队侵占了满洲。列宁站在反对帝俄政府的立场说：“现在欧洲资本家贪婪的巨爪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几乎是最先伸出的，但是它现在却大吹特吹自己毫无私心……欧洲各国政府（俄国政府几乎是第一个）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他们不是公开地瓜分，而是像窃贼一样鬼鬼祟祟地瓜分。”

   列宁还说：“目前报刊上掀起了对中国人的讨伐,大声疾呼野蛮的黄种人。可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

   可以想见，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得知列宁的上述话语时，自然会产生好感。

   最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一八年，具体月份则各方说法不一。

   五四前后，青年人的政治小组很多，除了极少数有点规模以外，其他多属非正式的、不定型的”座谈会”性质。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亦属于这种不定型的”座谈会”。有关人员包括后来成为中共名人的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瞿秋白等。他们虽然研究马克思主义，却未成立正式组织。

   中共的创始人与奠基者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则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情，与上述座谈会没有关系。

   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此言差矣。事实上,早在一九零二年，中国便开始有了一些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译著。一九零六年和一九零八年，民党的“民报”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天义报”，都介绍过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天义报”并译载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这部名著的片断。这些知识都是经过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者介绍的。

   中国最早报导和赞扬十月革命的是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民国日报”的大标题是：“美克齐美（俄文”过激党”之译音）占据都城”。

    据孙中山说：十月革命时，他曾致电列宁祝贺。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苏俄政府发表“俄国与东方全体人民劳动者宣言”，其中说：“苏维埃国家永远抛弃沙皇政府压迫东方人民的帝国主义政策，并且从今以后,将在平等相互尊重友好的基础上，和各族人民建立自己的关系。”

    这个宣言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人因此而倒向苏俄以求民族解放。

    史料证明，在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都是国民党。国民党对十月革命的兴趣是反帝和暴力夺取政权，以及误信十月革命所宣传的民族主义。

   早期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幼稚，由此可见。

   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发生兴趣反而是以后的事情。这些人有许多转变为共产党人。

     一九一八年十月，即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整整一年，李大钊始有“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这两篇长留史册的著名文章，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

   孙中山曾经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常常把“礼记”里面“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作为他的民生主义的根据。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比较接近和平渐近的社会主义,与激进暴力的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

   中共组党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发起过“少年中国学会”的组织.

   另外,与李大钊、陈独秀同为当时思想先驱的还有大牌学者胡适.

   “胡适思想”代表西方民主主义的中国化.在中国, “胡适思想”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斗争中抗衡最持久、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保皇立宪派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深远的影响,故早期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上也很混乱.

   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时刻,周恩来从日本神户乘轮船,回到了多灾多难的祖国.

   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的“南开校风”一百二十三期报道: “毕业同学周恩来君,前由日本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