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尔的民主观是香港的出路吗（一）：人性的美善与罪恶

作者:温志文

前言与尼布尔简介

一九六四年，七十二岁的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获得总统自由勋章（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美国最高级别的平民勋章，以表扬他对美国以至全世界所作出的贡献。 当时的美国总统詹森（Lyndon Johnson）对尼布尔的简述如下：「神学家，教师，社会哲学家，他唤起了远古的基督教精神，为现今世代带来启发和增强社会意志。」

的确，尼布尔的神学从来不离地。他毕生关注人的需要，无惧权贵，时刻对他所处的时代作出实际回应。他二十三岁成为牧师，在底特律区教会服侍十三年，期间大力批评福特车厂伪善，不人道地对待工人。后来底特律发生种族冲突，他担任处理种族冲突委员会主席，为当时仍然受尽歧视的黑人争取平等待遇。二战结束后，他被委派成为德国考察团成员之一，为德国的重建出谋献策，认为应该公道地对待德国。冷战时期，他主张美国应该以其雄厚的国力维持世界秩序。

尼布尔的着作甚丰，对人性的善与恶有深刻的理解，对于社会问题的成因和对策有卓见。

他推崇民主制度，认为这是处理人性与社会问题的最可取方法。

面对香港当下的政治困局，尼布尔的民主观是香港的出路吗？笔者将以一连四篇的文章，分别是「人的美善与罪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爱与公义」及「民主的可能与需要」，先简述尼布尔对该课题的见解，然后思考这对香港的启迪。

人性的美善与罪恶

尼布尔的民主观是由人性论为起点的。他认为人性的本质是美善与邪恶并存。美善方面，人类按着上主的形象而造，在人的灵中有认识上帝的能力，在人性上有上主的德性。虽然自始祖犯罪堕落后，人性产生亏损，但人类仍然能够显出若干上主的形象，使人仍然具有美善的本性。

罪恶方面，人类真正的罪源自不信和骄傲，拒绝上主进入生命，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将有限的事物当作无限的神来膜拜。

骄傲又可细分成三种，分别是权力、知识及德性的骄傲。

权力的骄傲，是无穷的权力慾，籍使用权力来产生安全感。

知识的骄傲，是自恃拥有的知识比别人多，并且利用知识成为操控别人的工具。

德性的骄傲，是自命拥有真理，将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尼布尔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其实都是这罪恶的结果。

对于其他学说，过分乐观地相信人性是美善，或过分悲观地相信人性是罪恶，尼布尔均予以否定。传统自由主义认为人类是理性的，可以藉理性节制自私，促进社会和谐。因此相信解决社会问题，可以靠教育和培养道德。

但尼布尔认为人的理性不能产生道德的社会，相反如果过分相信人类的美善，反而令人类的罪恶不受监管。

另一方面，传统民主政治理论认为人性是彻底的败坏，一点美善也没有，于是要对人类加以控制。

尼布尔认为此看法，低估了人类对于美善的追求能力，结果产生了专制。

对香港的启迪

尼布尔认为不要对人性过分乐观，也不要对人性过分悲观的看法，同样适用于今天的香港。

近年每逢政府与公众在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总会有些官员或亲政府人士，出来呼吁公众要有信任。二零零九年，高铁申请拨款，被公众质疑费用过高，效益成疑，一地两检未解决，于是官员呼吁公众要信任政府能解决争议，兴建费用决不超支。二零一二年，政府推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被质疑是洗脑教育，官员又呼吁公众要信任办学团体的专业判断，不会成为洗脑教育。二零一五年，政改争议不断，官员呼吁群众对政府方案要「袋住先」，并要相信中央对政改通过的诚意，日后可以继续优化云云。

面对争议，公众选择不完全信任管治者，在人性是罪恶的前题下，是正确的选择。即使在一段平等而有爱的关系当中，信任也未必能够长久。枕边人也难保有天同床异梦，最好的朋友也可以反目成仇。管治者和公众的权力不平等，管治者更加不可能以信任，作为推行政策的基础。管治者今天对公众许下承诺，也难保明天成为空头支票，甚至自己早已辞官远去，不用对当天的承诺负上任何责任。

然而，今天的香港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不同意见阵型的人，采取绝对不信任的态度。自雨伞运动开始，蓝黄阵型旗帜鲜明。在双方阵型当中，均有好些人士，当对方发表意见时，完全不会认真了解对方的意见。他们只会辨认颜色是蓝是黄，同颜色的言论便照单全收，不同颜色的言论则因人废言，有时甚至回敬几句不太耳顺的粗话。加上社交媒体盛行，双方阵型的朋友圈，都是跟自己理念相近的人。于是，人被困于社交媒体巨大的回音壁当中，自己阵型的声音被不段扩大，对方阵型的声音几乎听不到，或被妖魔化。这种彻底的不信任，阻碍了理性的沟通，对香港也不见得是好事。

人性是美善的，也是罪恶的。圣人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坏人也有良善的一面。不要对人完全地信任，也不要对人完全地不信任，这是尼布尔给我们的提醒。

下一篇文章，将会讨论由人所组成的社会，本质究竟是否跟人性一样，同样是美善与罪恶的，还是较人性更为美善，或更为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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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的民主观是香港的出路吗（三）：爱与公义

爱与公义

尼布尔相信人性是有道德的，但有道德的人却注定组成不道德的社会。那么，对于社会而言，应该怎样维持道德？尼布尔认为个人的道德，是以「爱」去维持的，而社会的道德，则是「公义」得到彰显。

对于个人而言，最大的道德是以爱来表达出来的。爱为人类提供道德的标准，行善的动机。爱可以让人改善人际关系，令人与人之间能够互相建立，互相造就。因着爱，人可以不求自己的益处，为他人着想，甚至牺牲自己。人的爱虽然是有限的，但也有一点力量去抗衡自己的罪恶，令自己成为有道德的人。亦因为爱，人类能够看到自己那罪恶的真面目，并且恨恶自己的不完美。

但对于不道德的社会，尼布尔认为人的爱是没有果效的。社会的道德标准，应该以公义的彰显来量度的。

在一个群体当中，人性的罪恶容易被小团体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所隐藏。人类的爱，要影响身边的三两知己还是有机会成功，但对于越是庞大的群体，这爱的影响力越是渺小，甚至被集体的不道德所吞噬。尼布尔认为，在群体的集体利己主义之下，公义的彰显，代表当大部分人顾全自己的利益的同时，那小部利益以外人的伤害也能降至最低。公义不一定是绝对的公平，有时只是令事情不致太坏的标准。

甚么是公义？尼布尔并没有准确地为此下定义。事实上，公义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状态。在垄断的行业当中，员工的议价能力低，即使顾主给予远低于合理水平的工资，员工也只能无奈接受。这种不平等的雇佣关系，可称为不公义。发达国家将工业生产线转移至落后国家，利润受惠于工人成本低，环保标准不高，甚至出现官商勾结的情况，工人得不到合理待遇。最终工人得不到应得的收入，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发达国家消费了落后国家人民的工资和健康，使货品成本降低，这也可称为不公义。

至于爱与公义的关系，尼布尔认为两者可以同时存在，可以互相否定，也可以互相成就。爱能够成为公义的内涵，但单有爱却不成就社会公义。爱是一种非常崇高的情操，令人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但在爱的覆盖下，公义有时反而不用彰显。

爱与公义需要互相成就，因为如果公义没有了爱，则公义只会沦为各群体或国家争夺利益的工具，而爱没有了公义，则这爱只会成为空话，不能落实在社会当中。

总结而言，人的道德是透过「爱」来表达，但社会的道德却是「公义」的彰显。爱不能为社会带来道德，但能够成为公义的内涵，让社会明白公义是甚么。

对香港的启迪

香港作为全球前列的发达城巿，财政储备富可敌国。但香港贫富悬殊极为严重，社会最基层的人士，不能分享社会繁荣的成果，生活异常艰苦。只要走进社会，睁开眼睛，不难发现香港竟然有人是靠着垃圾维生的，靠着一天的操劳也未必能换来一餐的温饱。这是不公义。

社会上有一类人士，因着爱心和关怀，对这群最基层的人士作出实际的帮助，包括关心他们心灵和肉体上的需要，为他们送上食物，帮助他们理髮，协助他们找工作等。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行动，因为这些弱势社群，彷彿被社会遗忘了，在社会中自生自灭。行动者将爱分享，让他们感受到被爱，被尊重。

然而，爱心和关怀的行动，可算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为出现这弱势社群的根本原因，是不道德的社会制度，令香港的财富没有分配给他们。香港近年花上巨款兴建多项基建工程，每项工程动辄少则三两百亿，多则上千亿。这些工程不少都被质疑成本过高，成效存疑，高铁如是，三跑如是，新界东北规划如是。

然后，在同一个香港的另一端，却有人三餐不继，一个二十元的饭盒也吃不起，或者一盒饭需要分三餐食。香港财政稳健，经济位处世界前列，但竟然有一些香港人连吃饱的机会也没有，这是十分荒谬的事情。对于这些弱势社群的帮助，最根本的方法，是争取合符公义的制度，让财富能够公道地分配。

甚么制度才能增加社会公义？下一篇文章，亦是最后一篇，将会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