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矢志不渝，一往情深，象磐石一样从来都没有动摇过。

　　在他去世之后，人们对他的纪念从来没有停止，即便在他去世近半个世纪的今天，人们对他的纪念依然如海潮涌。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社会奇观。他的诞辰日，每年的12月26日，俨然成了一个节日，人们自发地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敬仰和思念，甚至于年轻一代，甚至于外国人，都参与到这一“红流”中，这个日子将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约定成俗的重大节日，恐怕是无可怀疑的事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在毛主席诞辰127年周年前夕，美国左冀网站“人民论坛网”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文章中写道：

　　“毛泽东主席是谁?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共产党人之一，是两次伟大革命的领袖，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第三阶段和更高阶段的伟大理论家。”

　　文章认为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最有力的学说中，有三位是最重要的：

　　“创始人马克思、伟大的列宁和毛主席，这个意识形态的名字来源于此。在这三者中，主要是毛主席集中了这此思想精髓并将其带入现代。”

　　文章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是指马列毛主义阶段，这个阶段毛主席最伟大的贡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也就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

　　来自美国左冀的这篇纪念文章，对毛主席的总结和评价无疑是非常准确和深刻的，它牢牢地把握了毛主席思想的实质，对于人们正确地理解毛主席、学习毛主席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人们只所以如此持久地纪念着毛主席，根本的原因，就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

　　什么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呢?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里，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生事物。对毛主席而言，它也是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他也无数次地追问和探纠过这个问题。1919年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被查封后，他又负责编辑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会刊《新湖南》，把它改组成了一份政论性的刊物，他曾在《新青年》上发文称这份刊物：

　　“再看他第七期的内容如何?其中精采真是不少。最要的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数千言，说的很透。”

　　1920年12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蔡和森，一起探讨他们的组织“新民学会”的方针问题，他表示宜取世界主义，把学会的方针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说这种世界主义：

　　“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为了这个主义，毛主席从改良之路走上了革命之路，走上了枪杆子夺取政权之路。他曾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写道：

　　“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在武装革命的过程中，毛主席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并始终坚持着必胜的信念。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讲道：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为了实现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合理的思想和制度，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共产党人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问题，解决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问题。

　　1937年5月3日，毛主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他说：

　　“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这次会议所做的结论中，他这样说：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毛主席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走向社会主义必经的桥梁。把这样一条道路，叫“历史必由之路”。把这样一种选择，叫“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新中国，毛主席有许多的构想。

　　1938年7月2日，他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关于战后中共的主要任务这一问题，他这样回答：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在这个国家内的各个民族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原则下建立联合的关系。在这个国家内，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地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在这个国家内，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物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在这个国家内， 军队不是与人民对立的而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这样的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也不是苏维埃政府，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

　　1940年1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于政治，他说：“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关于经济，他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关于文化，他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主席总结道：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做政治报告，提出了需要坚持的共同纲领和具体纲领，将新国家的构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明确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说：

　　“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上，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这个纲领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毛主席一直告诫全党不要忘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高使命。

　　1943年8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道：

　　“共产党还要办一件事，还要换一个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革命已经经过了三个时期，即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这三个时期的革命都属于头一个换朝。……什么叫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全国广大人民参加的，基本上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是我们现在干的头一步的革命。但是，只有这一步是不够的。我们的干部还必须懂得将来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当然，那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有经济的条件，有政治的条件，包括全国大多数人民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革命。……我们要干两个革命，要使两个革命在我们手里取得胜利。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心，并且要学好本领，为劳苦大众办好这两件事。”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七大”政治报告中说：

　　“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革命力量的不断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社会主义因素日益增多，什么是社会主义因素?就是毛主席所讲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中国革命迎来了“人民共和国”。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为中共二十八周年纪念所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在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程后说：

　　“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1949年诞生的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但经济领域中国营经济、公营经济数量较小，虽然起着领导作用，但整个社会经济仍然属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共产党人实现其最高纲领的历史任务摆到了面前。

　　1950年6月14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过社会主义关的战略规划，他说：

　　“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 经过战争， 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为了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这一过渡，毛主席提出并总结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2月，他在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稿时，加写道：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主席按照马列主义的思想与中国实际的紧密结合，在中国大地上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有着鲜明的特点，被当时的世界称为“新生活法则”，被后来的人们称为“毛泽东时代”。它的鲜明的特点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方面，这众多方面的特点统一归于一个“人民性”。

　　在政治上，它突出无产阶级领导，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不是口头上的话语，而是用大法所固定的地位。1954年6月14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作讲话，他说道：

　　“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

　　在人民民主制度之下，毛主席还给人民赋予了一项重要的权利：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1957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届三次全会上，肯定了这一形式，他说：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

　　1958年4月15日，毛主席阅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关于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社的报告《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后，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说：

　　“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暗'的沉闷空气冲破了。……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后来，“大字报”还入了“宪”，1975年1月，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专条规定：

　　“大鸣、大放、在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人民大会”制度中，也规定了劳动人员的优势比例，在毛主席时代人代会的现场，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劳动者的面孔。1974年10月11日，经毛主席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四届人大代表问题的通知》，对代表构成比例，通知提出:

　　“大体上，仍应保持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四，革命干部百分之九，革命知识分子百分之五，解放军百分之十六，特邀代表百分之三，归国华侨百分之一的比例。”

　　工农劳动者参政议政比例的绝对优势，是毛主席时代人民政治地位的生动写照，其政治的代表性由此一览无余。

　　在经济上，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现了根本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工业方面，国营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一统江山，与之相适应的农业也实现了合作化，并进而发展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成为毛主席时代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对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毛主席极尽呵护和支持，推动了它的大发展。1958年11月24 日，毛主席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指示时 ，加写了一段话：

　　“近代的产业军，是资产阶级组成的，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军营。工人站在机器面前，其纪律之严，不下于军队。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业产业军，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产业军，去掉了剥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实行了工人自己管理自己的自觉自愿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现在把这个制度应用于农村，建立了没有地主富农剥削的社会主义的农村产业军，同时就建立了人民群众斗志昂扬的民兵制。”

　　1958年12 月9日，毛主席主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体会议，对人民公社问题，他说：

　　“我们找到了一种形式来建设社会主义，便于从现在较低级的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进到高级的所有制(全民所有制) ，便于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进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业、办教育、办民兵，工农商学兵，各种事业综合起来搞，规模大，人多。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的人民公社，也引起了世界的许多关注，当时波兰的经济学家明兹参观了十四个人民公社后认为：中国的人民公社具有世界意义，有远大的发展前途。他说：

　　“人民公社的建立会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出重大的贡献，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定要写公社问题。”

　　日本山下龙三写了《人民公社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他认为：

　　“中国人民公社的产生和发展，对于广义的共产主义建设理论，提出了许多崭新而且极为重要的问题。”

　　人民公社给人们留下了深远的印象，中国至今仍然存在保持这一形态的村庄，一首传唱不衰的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每每能够唤起人们的美好回忆：

　　“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公社的青藤连万家，齐心合力种庄稼。手勤庄稼好，心齐力量大，集体经济大发展，社员心里乐开了花……”

　　在文化上，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文化更多地倾向于人民性。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完成之后，毛主席认识到人的改造的重要性。1957年7月8日，他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对上海各界人士发表讲话时说：

　　“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1959年12月底至1960年初，毛主席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关于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问题，他说：

　　“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关于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

　　“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

　　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

　　由于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反映这种生产关系的文化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改变，人民群众站上了文化的舞台，工农兵成为文化所要表达的主角和服务的对象。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毛主席曾经多次批评文化部、宣传部等部门，指出这些部门表现社会主义的东西少，他很严厉地指出：

　　“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主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主义塑造，以及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做的种种努力，产生出了许多社会主义法则-----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曾被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恩桑泽·特伦斯称为“人类的新生活法则”，这些新的法则共同作用转化为一个时代的形象，如扫盲，破四旧，除四 害，夜校，学习雷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物价稳定，福利分房，平等关系，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按劳分配，上山下乡，赤脚医生，公费医疗，合作医疗……它区别于任何其他时代，从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来说，它又被称为马列毛时期，把社会主义制度推上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如果不存偏见，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是巨大地解放了人民的个性的，巨大地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的。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赞叹道：

　　“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独立取得的，因而这种成就就格外引人注目。”

　　当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由当初的30%提高到了72%，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家了。难怪莫里斯.迈斯纳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

　　1971年11月15日，在联合国二十六届大会全体会议上，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努埃瓦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讲话中说：

　　“今天，一个由尊严的、巩固团结的、充满信心和革命力的自由人们组成的民族出现了。……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

　　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是在一贫如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在重重围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在战争或准战争状态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根基于内循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在短短的二十七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无论从哪一个考量，都是一个奇迹。

　　毛主席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做了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做的，他做了很多共产党人做不到的，他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楷模，他开辟了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道路，因此，他获得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和他为之奋斗谋幸福的人民的永远的尊重和爱戴。

　　在今天这个真假李逵莫辨的世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和论断对于人们增强辨识能力会很起作用。例如他在1957年10月2日会见东德军事代表团时说：

　　“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

　　再比如更早的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他跟青年们说：

　　“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