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作者近照。
僅以此文獻給那些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金水橋前死去的人
願他們的靈魂安息
沈睿：殘酷的青春（上）
一枚寫在前面：
我是在編完了《殘酷的青春（上）》之後，才對沈睿有了更多的了解。
沈睿是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的。方方老師是武漢大學中文系78級的。我才知道她們原來在學校一起上過很多課，雖然課下並沒有多少交往。然後直到方方老師昨天告訴我，我也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沈睿還曾經最早評論了余秀華，用力幫助把余秀華推了出來。
我喜歡余秀華的詩好幾年了，而對沈睿，一個星期前還不知道她的存在。我好奇沈睿是怎麼評論的她，就把她倆的名字放到一起到網上去搜索，居然給我找到了。
在這篇寫於2015年1月13日，題為《什麼是詩歌？余秀華：這讓我徹夜不眠的詩人》的文章里，沈睿記錄了她是在前一夜無意中遇見了余秀華的詩後，是如何被震撼，體驗着“詩中語言的力量與感情的深度”，“心如刀絞，感到心在流血，被詩歌的刺刀一刀刀見紅。”
於是她徹夜不眠，在網上找更多餘秀華的詩歌來讀。而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在文中對《詩刊》用“腦癱詩人”來介紹余秀華的抗議。因為雖然余秀華出生的時候腦子部分癱瘓造成肢體不便，但是她的精神卻高高飛揚。如果用腦癱詩人來介紹余秀華，那麼，是不是其他身體某個部位有疾病的詩人也要這麼來叫？“《詩刊》這樣介紹余秀華，反應了《詩刊》缺乏基本的對身體有挑戰的人的尊重與理解。”
作為一名女權主義的學者，我看到了沈睿是如何發自內心地尊重余秀華，把她純粹地作為一名詩人，一名女性的個體生命來尊重，愛她超人的才氣與智力，而不是着重在所謂的“腦癱患者”。
殘酷的青春（下）
10、
青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姚錦雲轉學了，去鐵路二中上高中，而我還留在九十八中學。我們不在一起上學了，但見面的機會並不少。放學後，姚錦雲常常到我家來。她在鐵路二中交了一些新的朋友，因此有許多新的事情我們互相通報。最新的事情就是她新交的女朋友吳瑕有男朋友。
對姚錦雲和我這些成長在共產主義清教社會中的女孩子來說，高中時代就交男女朋友是很神秘的，不合法的。因此我們非常熱衷地討論這些事情。吳瑕的父母都去五七幹校了，她的家住在酒仙橋，她一個人住，姚錦雲現在也常常去吳瑕的家裡。姚錦雲和我分析吳瑕的狀況。吳瑕的男朋友似乎是幹部子弟，好象是一個很牛氣的男孩子，比吳瑕大好幾歲，對吳瑕非常愛護。
不知為什麼，我覺得姚錦雲離我遠去了。我心裡認為吳瑕的男朋友其實是一個小流氓，無非是因為家裡有勢力罷了，因此，我對吳瑕也沒什麼太大的熱情。我那時雖然對男女的關係也很好奇，但是，我更熱衷談論書，政治，改造中國之類的。我讀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讀江青推薦的幾本外國小說，包括《簡·愛》、《基督山伯爵》、《紅字》等等。有一個新從西安轉來的同學，她的父親是空軍總政治部的主任什麼的，家裡有機會看到這些書，就把他們都一一地借給了我。我對基督山着迷了。因為江青的推薦，我迫不及待地想與別人討論這些小說。我把《紅樓夢》讀了幾十遍，把裡面不認識的字都挑了出來，查字典，學會了所有的字，還在背誦裡面所有的詩歌。我更熱衷談論中國的形勢和《紅樓夢》，對吳瑕沒有那麼大的興趣。
一天，姚錦雲把吳瑕帶來見我。我看到吳瑕的時候，被吳瑕的漂亮震呆了。我從來沒看過這麼漂亮的女孩子。她有一雙美麗的、大而圓的眼睛，眼睛裡全是秋波，如水一樣蕩漾，一張完美無缺的嘴唇，說話的時候，兩張嘴皮好像是玫瑰花瓣綻開，整個臉都嬌媚起來。她喜歡低着頭看人，那雙眼睛好像不是在看人，而是在悄悄地說話。她的左頰上有一個酒窩，抿嘴的時候，那個酒窩就像誘人的微笑，引得人不由得不看着她。我感到震驚，一種對少女美、女性美的震驚。與她相比，我們，我和姚錦雲似乎還沒有開花，就像三月里的枝條，還等着春天的到來。但是，吳瑕是四月底初放的玫瑰，青春招展，美艷驚人。吳瑕的身體，說話的姿態，都有着我無法形容的媚力。我隱隱地感到了一種身體的吸引力，但是，我無法命名或描述自己的感覺。
我們三個人站在寒冷的大街上說話。顯然，吳瑕與我沒什麼好說的。我看着她，仍然為她的美吃驚。但是，與她的談話很無趣。不知說什麼好。她說話的聲音讓我覺得與她的這個形象脫節，好像不是她在發出聲音。她的聲音低啞，粗厲，好像是一個飽經風霜的女人的聲音。
我也不覺得失望，好象吳瑕就應該是這樣的。我們不是一類人，我明確地知道。後來姚錦雲和吳瑕一起走了，我回了家。我不知為什麼好象理解了姚錦雲和吳瑕的友誼。吳瑕給姚錦雲展示的是生活中的另一面，可是我並不知道是什麼。姚錦雲說，吳瑕有很多手抄本書，她要想方設法借來給我一看。果然，一天下午，姚錦雲匆匆地一進門就關上門，壓地聲音說，“我從吳瑕那裡給你拿來了一本手抄本書，你只能看兩個小時，我一會兒就得去她家還。”看到姚錦雲那付神秘緊張的樣子，我也緊張激動起來，“什麼書?”“《第二次握手》。”她說着，把書給我。
所謂書並非書，而是一個厚厚的筆記本，裡面是劣質的藍圓珠筆的筆跡。字寫得也不整齊。不過，我對這些都不在意。我坐在椅子開始讀書。姚錦雲說她兩個小時後回來取書。這是一本很容易讀的書，我大概不到兩個小時就讀完了。在沒有愛情小說的時代，這是一個風靡一時的浪漫愛情小說。裡面寫了三個海外留學的科學家男女的愛情故事，還穿插着周恩來等等政治人物等等。我看完了書，卻沒覺得書好，覺得這種故事太俗套，甚至覺得自己也可以寫得比這個好。所以當我把書給姚錦雲的時候，我說，“這本書意思不大，看過《紅樓夢》，這種書就沒看頭了。”
姚錦雲不愛看《紅樓夢》，她看了幾次都看不下去。有時我管她叫史湘雲。她也一頭霧水，不知道我說什麼。她對我對《紅樓夢》的着魔，覺得不可理解。“賈寶玉男不男女不女，有什麼好看？”她說。我對《第二次握手》不感興趣，對我的傲慢，她也沒表示不贊成。她說，她過幾天要拿來能讓我吃一驚的書。
讓我吃一驚的書，不幾天，姚錦雲真的帶來了。這次她真的十分嚴肅。把書掏出來的時候，我注意到“書”還用報紙包着，好像是什麼機密。這次的書是一個很薄的練習本字，打開書一看，題目是《少女的心》。“這書是吳瑕的，她抄的書。她本來誰也不會借給的。我央了她半天她才點頭借給你。這次我得在這呆着，等你看完書，就拿走。這本書是絕不能讓任何人知道的。”
我和姚錦雲那時都已經十八歲了，對愛情我們沒有經驗，我們兩個人誰都沒有過男朋友。對色情更一無所知。雖然我們都已經發育成熟，可是我沒有體會過身體的欲望。實際上，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身體的欲望。
我成年以後對此思考過很多。為什麼那時我不知道什麼是欲望？很多人說欲望是本能的，但是在我成長的社會裡，我們的欲望被社會如此限定，我甚至從來沒發現過自己的欲望。我認為人的性慾望實際上是發現的結果。如果一個人從來沒發現自己的欲望，作一個無欲的人並不是很難的。一個從小就出家的尼姑，所受的教育就是杜絕欲望，加上對自己的身體的無知，加上思想意識對身體的鄙棄，對欲望沒有發現，並不難成為出家人。一個少女是很容易成為一個修女或尼姑，但是一個有過性經驗的人卻是很難的。
這本書讓我發現了自己的身體，從欲望的角度看自己的身體。在讀這本書之前，我知道男女的生理構造的不同，但是我不知道男女的欲望。看過很多遍《紅樓夢》，不理解寶玉在秦可卿臥房裡做夢，醒來時竟“濕了”，是什麼意思。我那時以為他尿了褲子罷了。襲人伸手一摸，很不好意思。我以為也是因為寶玉的尿床。我從沒多想。我對《紅樓夢》中的同性戀更視而不見。多年後上大學時，同宿舍的一個女生說，賈寶玉搞過同性戀。我竟吃驚地把《紅樓夢》重讀了一遍，才發現那些我看過多遍的，過去都沒看清楚。
《少女的心》是一本關於少女欲望的色情小說。寫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和表哥的情愛和性愛。寫這個女孩子怎樣享受性愛過程。我一定是驚呆了。我從來沒有看過或聽過這類的事情。《紅樓夢》的愛情是聰明的、機智的、詩意的愛情，是沒有身體的愛。賈寶玉和林黛玉之間是欲說還休的、青春的、身體隱隱約約的愛情，只在 “夏日裡靜生香”的下午時隱時現，卻還是不知何方來的香氣，那身體的香氣。而我竟從不知道一個女孩子可以渴望一個男人的撫摸和身體的交流。
姚錦雲一直在房間裡坐着，等我看這本書。書不長，大概一個鐘頭我就看完了。因為我根本沒有挪動地方，一直坐在寫字檯前看這本書。看完這本書，我把書用報紙包好，還給她，沒說一句話。我突然感到了自己的身體，好像身體的每一個部位都在醒來。我甚至第一次感到自己的陰道的存在，因為下身突然隱隱地疼痛起來。姚錦雲也沒有說話。我知道她其實也為書所震驚，但是我們不知道該怎樣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避免討論它，好像從來沒有看過這本書一樣。我們從來沒討論過這本書。不過，我知道，我們都突然長大了。一本色情小說給我們帶來了從未有過的對自己身體的意識，對男女欲望的認識。
青春大概是從讀這本書開始的吧。我們對自己的身體開始有感覺了。可是我們不知道該怎樣理解自己的身體。姚錦雲痛經非常厲害。每次她來月經的時候，都痛苦萬分，躺在床上哼哼，無精打采，好像大病一場。我給她沖生薑紅糖水，讓她喝下去，希望她舒服一點。她偶爾會吃止痛片。有時她會痛罵自己，發誓下輩子作男人，絕不受這個罪。我也跟着發誓，來生一定作男人，那我們就自由了，想幹什麼幹什麼。我不想當女人，甚至給自己改了名字，從沈睿花改成了沈岩、沈睿。我們家一共有四姐妹，名字的最後一個字排起來是芙蓉花莙。我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好像改名字就改變了我的命運一樣。
那時候，商店裡買的月經帶是膠皮做的。一條膠皮，上面有兩個布條，固定住月經紙。月經紙是粗略的紙質品。那些紙質品如此粗糙，有的時候會把大腿根磨破皮。現在的五花八門的月經用品是八十年代中期才出現的。我後來想，一個社會的月經用品標誌着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我下鄉插隊的時候，發現當地的農民婦女根本不用月經紙。月經紙太貴了，她們使不起。很多農村的女孩子不知道該怎樣處理月經，他們來月經的時候多穿幾條褲子，血流得到處都是，弄得身體上下都髒兮兮的。我在那裡教農村的女孩子怎樣做月經帶，怎樣買普通的衛生紙，摺疊成月經紙，好像自己是從文明社會來的。其實自己的膠皮的月經帶也非常不好用。冬天的時候還好。夏天的時候，穿上月經帶就像穿上一個膠皮帶，不透風，下身難受死了。
一天，姚錦雲來了，她從什麼地方學會了做新的布做的月經帶。打開的時候像一條手絹，摺疊起來，正好是一條月經帶。因為是布做的，透風，穿起來很舒服。她做了好幾條，給我一條。我當然也學着做了幾條。有意思的是，我從來沒用過她給我的那條，因為那條摺疊起來有點大。至今，這條從沒用過的月經帶還在我的箱子裡。來美國的時候，我把它也帶來了，作為姚錦雲的一部分我帶到了美國來。
姚錦雲的乳房非常豐滿，為此她成天抱怨不停，因為她覺得不雅觀，行動起來也不方便。為了不顯示自己的乳房，她用一種十分緊的乳罩，把乳房勒住。她對我說，勒得緊一點，乳房或許或會縮小下來。
我聽了她的話，納悶了很久，想了想她的邏輯，就如同穿難受的小鞋就可以不讓腳長大一樣，十分荒謬。可是我什麼也沒說。我知道姚錦雲對自己的身體不滿意。可是我們誰對自己的身體滿意呢?我們都覺得自己該大的地方不大，該小的不小。中國傳統理想的美人是“柳葉眉，杏仁眼，櫻桃小嘴一點點。”我們成長時代的美女必須是濃眉大眼，紅光滿面。用這兩 個標準衡量，姚錦雲和我都不符合標準。姚錦雲覺得自己不漂亮。她的兩隻眼睛，一個是雙眼皮，一個是單眼皮，因此，她常常照鏡子，想方設法使自己看起來兩隻眼睛都是雙眼皮。方法終於找到了，那就是照相之前，把單眼皮的那隻眼睛揉紅了，眼皮就雙了起來，趕快照相。相片中的她就成了兩隻眼睛都是雙眼皮的了。反正相片都是黑白的，眼睛紅了，也看不出來。我們倆就這樣跑到照相館照了合影。照片取回來後，她仔細地看她的眼睛，看來看去，還是一隻比另一隻大一點。她很沮喪。
這個細節是如此地清晰地在我的心中，不僅僅是照片還在，還因為這個細節反映了姚錦雲對美的想法，非常孩子氣的對美的追求。與她相比，我好像要安分得多，從來沒公開表示我喜歡自己顯得漂亮。青春時代的我們對自己的像貌都沒有信心。我們需要朝“標準”的方向努力。我把樣板戲《紅燈記》中的李鐵梅當成美人的榜樣。她那戲劇化高挑的眉毛，成了我對眉毛的嚮往。我照着鏡子，試圖把眼睛旁邊的皮拉上去，可是當我手從眼睛旁下來，我的眉毛還是平平的，沒有翹起來，讓我很失望。
姚錦雲認為她的眉毛太淡。她是一個膚色白皙的女孩子，頭髮也是棕色的，不是黑黑的那種，因此她的眉毛看起來比較淡。為此她大傷腦筋。她和我討論怎樣使眉毛濃黑起來。一個辦法就是經常要剃眉毛，“越剃越黑，就像男人的鬍子一樣。”她說。我對這個理論有些懷疑。因為我們常常剪頭髮，但是發色並沒有變化。姚錦雲的濃密棕色長髮在我看來是十分的美麗。我覺得她的頭髮和膚色都像外國人，有種異域的美。與她相比，我的頭髮就是一堆雜草。我從小因為頭髮稀薄，一直被罵為黃毛丫頭。
我不認為自己是個漂亮的人，似乎也從來沒有人說我漂亮。倒是來到美國以後，朋友們、親人們經常告訴我，我是多麼漂亮。突然我變得漂亮起來?我不解。才意識到，四十歲的女人都可以是漂亮的，因為生活給了我們信心和勇氣，因為我們的光明的心和磊落的情懷。我才明白，當一個女人成熟之後，她的美麗是她的性情，智慧和善良。一個嘰咕咕心地陰暗的女人很難是漂亮的女人。
11、
我們終於找到稱呼彼此的永恆的密碼了。我們相信我們對彼此的稱呼是我們的真實身份。別人不知道我們，我們知道彼此。
中學時代，我們都迷上了俠義小說，是姚錦雲開始的這個瘋狂。一天，她拿來一本書《七俠五義》給我看。書破舊不堪，頭幾頁和結尾的幾頁都掉了，所以，看的時候好像沒頭沒尾。不過這不妨礙我們很快就進入了故事。我們為書裡的英雄男女徹底傾倒。她太喜歡這本書了，幾乎張嘴不離這本書裡的人物。我為了看完這本書，在全家人都睡着後，悄悄起床，用報紙把燈遮住，一晚上就把書讀完了。我們天天都在談論那個英雄為正義而獻身的時代。多麼遺憾，我們生不逢時！沒有施展我們的抱負的機會。我們都信仰一個信條，那就是講義氣。義氣，對她和我來說是比任何其他的原則都更重要的原則，是一個人作人的原則。我們也都信仰俠氣。俠對我們來說意味着一種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一種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正直。俠義成了我們生活的準則。
我們決定給自己一個號。她是“女俠士，”因為她就是俠義精神的化身。還有就是我們都認為她和“鑑湖女俠”十分相像。鑑湖女俠秋瑾說，“漫雲女子不英雄，萬里波濤獨向東。”這是什麼樣的豪情啊！秋瑾在那個時代是為數甚少的我們所知的女英雄之一。我們對秋瑾佩服得五體投地，因為她是女的，卻要仗劍救國。因此，姚錦雲從此是女俠士了。她將仗劍行義，以行動改變中國。
我命名自己“勤飛”。“勤飛”的原因是因為我自覺得自己很笨，只能勤能補拙，笨鳥先飛。一生我都認為自己太笨！另外，我對飛字情有獨鍾，因為《七俠五義》中的英雄個個都能飛檐走壁，特別是御貓展昭，更是飛檐的好手。我覺得自己要是會飛，就能到處行俠仗義。還有，如果魯迅認為他是魯笨而迅速的人，那麼，我應該以魯迅為榜樣，笨而勤，走而飛。我要寫作，如魯迅一樣地用文字改造中國。姚錦雲對我的起名字的天才早就信服。我這麼古今上下地一解釋，我的聽起來不怎麼俠義的名字既有了俠義精神，也有了現代精神。我們對自己給自己的身份都十分認同。寫作仍然是我的夢想，我要寫很多的書，使中國覺醒，改造中國。姚錦雲覺得她必須行動，如秋瑾一樣，以行動使中國覺醒，改造中國。
從那個時刻起，我們就成了兩個想象中的女俠，自命的濟世救國的女英雄，分工合作的兩個身體，一個頭腦。我們歃血誓盟，終生不背叛我們的俠義理想。我們用一根針把手指扎破了，如同書中的俠義英雄一樣，在一張練習本的紙上寫了血書。我們都十六歲左右，從此以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 匹婦有責。
我對成語中的“匹夫有責”的夫字不滿意，說，“夫字指的是男人，我們 把它改成婦字，聽起來差不多，但是，是指女的。”我其實對婦字也不滿意，但是也想不出更好的字，就勉強為之地湊數了。我們發誓，雖然我們沒有劍，我們是不佩劍的女俠。從此以後，我的所有的本子都署着勤飛的名字。
姚錦雲從來都是以女俠士自稱。對她和我來說，俠義精神不是學校里批判的封建主義的精神糟粕。那時學校里經常要批判“哥們義氣，姐妹交情”這類思想行為。“哥們義氣”被描述成一種 “封建主義”行為。我雖然對什麼是封建主義並不確切知道，但是，任何“過去的”，就是糟粕的這套理論天天都聽到，聽得我的耳朵都起了繭子，反而根本聽不進去。中國的教育方式從古至今都不教育你思考，只教育你背教條，我卻是對任何要我背的教條都先天反感。學校越批判的東西，我越覺得有意思。封建主義的糟粕的哥們義氣，我覺得很英雄很正義。我甚至覺得“俠”這個字都美麗無比。一個人，腰間配着兩把劍，兩隻腳岔開，瀟灑地站立在那裡，好像隨時都可以飛起來，多麼灑脫自在漂亮的一個字，簡直就是姚錦雲本人。
除了《七俠五義》外，我們還讀了能找到的所有的俠義小說，《小五義》、《兒女英雄傳》等等。不知為什麼，我覺得後來所有的小說都不如《七俠五義》好看。《兒女英雄傳》中的一男娶兩女的結局也讓我憤怒。《紅樓夢》使我嚮往純潔的愛情，而不是甘願當個老婆之一的女英雄。我沒有要與任何人分享愛情的願望。《七俠五義》不同。那裡所有的人都把友誼看得比嫁人娶妻重要。我甚至不記得裡面的人是否有兒女情長。我覺得友誼和信仰比兒女情長重要。
《七俠五義》對我和姚錦雲的影響實在太大了。我甚至於無法總結或分析這本書是如何改變了她和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以致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對我的直接影響是我再也不看俠義小說了。八十年代，金庸風靡中國。我一本也沒看過。俠義是姚錦雲的領域。姚錦雲是我生命中的女俠，沒有任何別的女俠可以比姚錦雲更俠義。而沒有姚錦雲，我永遠無法再走進俠義世界。其次，俠義已成為我生命、甚至性格的一部分。我不再需要俠義小說來塑造自己。我甚至對俠義感到敬畏而不願走進。因為一個俠義的人，不能在這個世界平靜地生活。我妹妹是金庸迷，每每眉飛色舞地談論金庸，督促我讀金庸，還把金庸的小說塞給我。我從來都一言不發。俠義的世界是一個正義最終可以伸張的世界，是一個英雄有責的世界。而我們，生活在一個委瑣的時代。活，是委瑣地活的，是苟且偷生地活的。我再也不想當英雄，連英雄的夢想也徹底放棄了。
姚錦雲的出事，我一直覺得自己有深刻的責任。我甚至覺得一切都始於我們歃血誓盟的時刻。誰給了我們責任去解救中國？解救什麼中國？今天看來是多麼荒謬、可笑、幼稚啊。兩個十六歲的女孩子，她們受那時教育的影響，關心國家大事比關心自己為重。結果是，這個設計的未來沒有實現，卻成了姚錦雲生命的讖言！姚錦雲以她的行動試圖覺醒中國，而我卻無所作為。中國根本不需要我，也不需要姚錦雲。我們本來是無所輕重的兩個女孩子，卻自命是不凡的女俠，活在夢想的世界。而現實，殘酷的現實是，女俠士以生命做抵押，實現了女俠的夢想。可是代價太大，大到我們無法估量！十多個家庭，包括姚錦雲的家庭都從此倍受創傷。很多家庭將永遠也不能從創傷中復活。
12、
從報紙上我得知，姚錦雲的汽車一共撞死五人，撞傷十九人，其中重傷十一人。
我知道生命的可貴，不僅僅是姚錦雲的生命，其他人的生命，那些我素不相識的人的生命的可貴。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可貴的。
生命只有一次。
但是我們生長在一個對生命的價值根本不重視的文化與社會裡。首先我們學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那個叫王傑的同志成為一代人模仿的榜樣。劉胡蘭 “生的偉大死的光榮”，讓一代人都恨不得雖然沒有一個偉大的生，但是有一個光榮的死。紅色的英雄們都是視死亡與遛彎兒那麼簡單的事情。“視死如歸”成了小學課本上學的詞。我們學的不僅是一個詞，還是這個詞後的全部的價值觀。那就是，生命一錢不值，死亡極為值得，因為通過死亡可以喚醒人民，報效祖國。同盟會員湖南人陳天華一九零五年寫《絕命書》投海自殺，以醒世人。接着楊篤生，也是湖南人投海自殺，也是為了救國。祖籍紹興的女英雄秋瑾為了救國，在暗殺的事發之後，居然不逃跑，坐在學校等着清朝政府派人來抓，最後以身殉國，成千古英雄，等等，等等。小學，中學，甚至大學時代，我們讀的書都在教育我們，以人民的名義自殺是光榮的，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死亡可以喚醒人民。一個壯麗的死亡比平凡的生命更有價值。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些貶低生命的邏輯是我們呼吸的空氣。我們把死亡和英雄主義聯繫在一起。我們以為死亡的意義比生命還重要。姚錦雲和我，以及我們那一代人，我們是這種精神的產品。
姚錦雲在獄中寫的悔過書上說，“我希望我的死能引起中國人對中國的制度， 官僚主義制度的覺醒。我希望用我的死，喚醒中國人民。”
當政府委派給姚錦雲的律師在姚錦雲死後找到我們這三個她最好的朋友，給我們讀姚錦雲獄中的悔過書，以及給我們的信的時候，我沉默無言。
那還是冬天。一九八二年的三月，春天還沒有到來。處於什麼樣的動機與目的，我完全不知道，我只知道這個律師要見我、吳瑕和王筠。我們三個人在他的辦公室里聽他讀給我們姚錦雲的信。我們都沒有哭。我們都很冷靜。
我感到生命的沉重。沉重到我可以聽到我們每個人的呼吸的地步。隱隱地，我看到了那條讓姚錦雲走向死亡的道路。那條很多“英雄”走過的路。
走出東單大街萬敏律師的辦公室，我和吳瑕與王筠告別。從那天起到現在，二十多年了，我再也沒有見過她們。那天我一個人走過天安門廣場，讓思緒和清晰平靜下來。突然注意到，廣場上豎起了很多柵欄，分隔了廣場和東西兩邊的道路。
以前的廣場是沒有遮攔的，道路和廣場連成一片。我甚至想，為什麼不早點豎起這些隔離墩來?如果早就有，也不會有這個事件了。然而，一切都太晚了。
那正是黃昏。殘冬的黃昏。北京的冬天的黃昏，太陽如一顆紅色的蛋黃，在靄靄的霧氣中下沉。無數輛自行車從我的身邊走過，可以聽到自行車的洪流的聲音。
廣場上沒人，空空蕩蕩的。我可以聽見廣場上空呼嘯的風的聲音。一種空空蕩蕩的聲音。
死亡的幽魂在廣場上飄蕩，那些所有在這場事故中死的人，他們的死亡是否讓人們覺醒或思考？可是，什麼是覺醒?怎麼覺醒?
13、
姚錦雲在給我們的信中說了這樣幾件事。第一她深深地悔恨，為自己給他人帶來的痛苦，她向所有在這個事件中受傷和死亡的人，他們的家屬，朋友表示深深地道歉。她說她此刻別無所求，只求一死，以自己的生命來平息他們的悲傷和憤怒。第二，她說，為了表達她的悔恨，她要求捐贈自己身體的每一部分。“我是一個健康的人，請用我的身體的器官去救那些等待這些器官的人，讓他們活下去，也就是我用自己的死換取別人的活。” 第三，她深深地熱愛生活！她回憶我們在一起的時光，她回憶對朋友的愛和對親人的依戀。她告誡我們珍惜生命。
律師沒有讓我們看那封三四頁紙的姚錦雲特地寫給我們的信。我們被宣讀這封信。我們靜聽着，律師的聲音在他的辦公室里顯得很動情，好像他也被姚錦雲的真摯情感打動了。我們都規規矩矩地坐在那裡。我努力地屏住呼吸，好像我的呼吸都會打擾這種沉鬱的氣氛。
姚錦雲的一些話我其實已經知道了。二月十九日下午，天空突然雪霰紛紛， 我正在家中看書。一個穿着黑皮夾克的陌生人出現在我的房間門口，自稱是我的中學同學金雁的男朋友，叫京生。我跟金雁雖是中學同學，但不在一班，並不熟。自從我上大學後，和她就沒有聯繫， 更不認識她的男友。而那時我剛從大學畢業從武漢返京，正在家中準備開始新的工 作，姚錦雲事發之後，也沒有與金雁聯繫過。所以面對這個陌生人，感到很突然。他匆匆地說，他是來報信的，“姚錦雲今天被槍決了。”槍決了？沒有公審，沒有通 知家屬，什麼也沒有，怎麼可能呢?
這位京生說，是他親眼看見的。他看見警車在街上呼嘯，後面還跟着好幾輛武裝的悶罐子車，意識到一定是槍斃人，因此他就踩着摩托車跟着，一直跟到了盧溝橋。車隊到了盧溝橋後就下了公路，順着乾涸的河床往北開，有兩里路的樣子，警察從車中出來，幾十個警察，單行排成半圓，壁壘森嚴的。最後車門打開，他們把姚錦雲拽了下來。姚錦雲戴着手銬腳鐐，趔趄了幾步才站穩，然後緩緩地走到一個土包前，好像是沙土堆的沙包，看起來她走得很從容。剛走到沙包前，一個女警朝她的腿狠踢了一下，姚錦雲隨即摔倒，槍響了。
我目瞪口呆地聽他敘述這一切。他好像在講革命小說《紅岩》裡的故事，我愣愣地看着他，聽他敘述那些細節，想，不可能。這麼大的案件，從案發到今天還不到四十天，法律程序等等也要很多天，不可能這麼快就把人殺了。這些天來我們每天談論的都是如果開庭公審我們怎麼辦。我的姨夫幾次來我們這裡，堅持要為姚錦雲做辯護人，雖然他不是律師，但是他覺得自己可以為姚錦雲做證並為她辯護。我為姨夫找證據，還給法院寫信，請求考慮姚錦雲的家庭背景以及當時的情況，免除死刑。如果可能，我天真地寫到，“我願意坐二十年牢，以此免除姚錦雲的死刑。”
我那時剛剛二十歲出頭，相信那時政府開始提倡的法治的誠意。那時改革開放正要開始，法制討論如火如荼。我以為法律最終會花很長時間來討論姚錦雲的案件，因為這個案件本身太複雜。
我以為的，都是我的一廂情願。內心裡我自然知道我們沒有把握，不知道明天會怎樣。因為自從姚錦雲進監獄，我們就沒有任何信息。什麼也不知道。沒有人來告訴我們她在哪裡。我們完全在黑暗裡。突然有一天警察來通知說家屬可以有一個人去探望。只許探望一次。我們好像在黑暗裡看到了一條裂縫，心裡已經開始滿懷感激了!
姚錦雲至親的哥哥去了，為她帶去了我們的照片。我在給姚錦雲的照片——是我們的合影后面寫到，“女俠士、小妹：我想你，想你，想你。你的勤飛。”我不知說什麼好，萬語千言，怎能在一張小照片背後說?還有那些監查，我們不得不長話短說——短到只有幾個字!
不可能！我一邊說着，一邊匆匆地穿上大衣，向姚錦雲家跑去。跑到她家門口，我又站住了。不行，不能把這個消息直接告訴姚錦雲的年邁的父母。我又往回家轉。報信的京生跟我到姚家門口。看我不進去，說他也要走了，晚上打聽到更多的消息再來。
我居然沒有哭。這個消息沒有讓我失常。我還是不太相信這是真的。走回家的時候，雪下得很大。我驚異甚至天地為之素裝。這怎麼可能呢?我不信神不信上帝。我只能說是一個偶然，一個下雪的下午的偶然。
我甚至想，這雪是不是真的呢？伸出手來，我抓住了雪。是真的。
我是真的活着嗎?
而姚錦雲真的死了嗎?
傍晚的時候大家都在我家裡了。這些事情不能在姚錦雲家中討論。她家那個八平方米的屋子裡，有着憂患焦慮的父母。所以一群人都在我的家裡。消息還沒有證實，因為姚錦雲的家裡還沒有得到通知。但是其他人帶來的消息都真真切切。
原來，當天上午北京公安局舉行了審判儀式。在儀式上，一切都例行公事，只是允許姚錦雲最後為自己說幾句話。姚錦雲在她的簡短的話中，說了四點。第一是向在這個事件中死傷的人和他們的家屬表示最深深的道歉，第二，提出捐贈自己的身體去挽救別的人，以此作為一點點補過。第三，她要求把一些東西留給朋友。她點名說，請把她的頭髮剪下一撮，留給沈睿，把身上的紅羽絨服留給吳瑕，把手錶留給王筠。把其他的東西一一留給家人做紀念。
死刑。立即執行。
雷厲風行。一分鐘都不會停緩。
行刑的車就浩浩蕩蕩地開出去了。
沒有人給家屬通知。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九日。
離姚錦雲二十四歲生日三天整。
14、
來美國後我成為一個反死刑的人。出發點很簡單，我知道很多人故意殺人， 他們應該被殺，邏輯是殺人應該償命。但是，我想在每一個殺人案件後都有很複雜的因素，不是一命對一命能解決的。如果一個人奪取了別人的生命，並不意味着別的人就有了權利奪取這個人的生命。生命只有一次！沒有一個人有權利決定他人生命，無論那是一個多麼不值的、卑賤的、骯髒的、醜惡的生命。更何況，在一些國家裡，死刑奪取過多少無辜的生命......
我反對死刑，主張取消死刑。用錯誤不能改正錯誤。殺人是錯的。但是把殺人的人殺掉就更錯了，因為你重複的是同樣方式，是說明殺人在某種意義的合理。以錯誤的方式改正不了錯誤。動不動就殺一儆百，動不動就殺雞給猴看之類，是把人類的理性看得一錢不值，是對人性的尊嚴的踐踏。
人有權利懲罰錯誤，但不是用錯誤的手段。
有死刑存在，就是對人的生命的蔑視。
有死刑存在，就會有永遠無法改正的錯殺的人。
我們人類到今天完全有足夠的理性來處理那些殺人的人。
我反對死刑，還因為我多少次幻想姚錦雲生在一個沒有死刑的國家裡。即使她犯了罪，她最終會有一個生命殘存。
在我的內心深處多麼希望所發生的悲劇沒有發生。
我惋惜的、痛苦的不僅僅是姚錦雲的生命，還有被她傷害的生命。他們有兄弟姐妹，親人，愛人，朋友。他們如姚錦雲一樣有愛在這個世界上。我知道在死亡的人中有一對從新疆來北京度蜜月的新婚夫婦。他們的父母該怎樣的傷心，絕望?
但是，難道因為姚錦雲也死了，他們就感覺好多了嗎？他們的痛苦就減輕了嗎？他們的家人，親屬的內心就平衡嗎？他們失去的親人不能回來了，難道因此就盼着姚錦雲的親人跟他們一樣痛苦就減輕他們的痛苦了嗎？這種邏輯我不太明白。不是的。如果姚錦雲死前是有一百個痛苦。姚錦雲的死增加了痛苦的數量和重量!
也許受害者的家屬和親人感到正義的伸張，我完全理解他們的心情。但是在人類的宣泄式的復仇的快感下，人類的善良，憐憫和同情心在何方？人類是否可以有理性地思考這個問題。可是，這是一個複雜的道德倫理議題。以牙還牙，以血還血，是我們的文化遺產。
在魯迅寫的餓狼屯裡生活的人，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不吃人的天外天。可惜，我沒有能力使我的同胞們想這個問題。我們習慣了包青天動不動就拿出去斬了這套。
我不愛京劇就是從討厭包青天開始的。這還是一個看殺人如看熱鬧的國家。
美國也沒有徹底廢除死刑，雖然反死刑的人一直在奮鬥。整個歐洲，都沒有死刑。看看一個地方是否有死刑，就知道他們在文明的路上走了多遠。中國是世界上死刑最多的國家。世界人權組織觀察統計說，二零零四年，全世界的死刑中，中國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達一萬多例。
中國的死刑傳統是中國文化視生命如鴻毛的一部分。一個不熱愛自己生命的人也不會珍惜別人的生命。一個不熱愛生命的文化會視殺人為娛樂。一減一等於零。
這種算術邏輯不是人的心靈邏輯，不能理解人的心靈的深度和廣度，不能理解痛苦的重量，不能理解生命的價值。
我後來上班的地方離明清北京的刑場菜市口不遠，我每天上下班都從那裡路過。菜市口是一條窄窄的丁字街，丁字路口的西北是著名的西鶴年堂藥店，藥店對面，據說就是行刑地所在。西鶴年堂雖是藥店，但卻是犯人在臨刑前吃最後一餐飯的地方，據說每次斬人，這家藥店都在頭一天得到通知，搭席棚，備酒食，既給犯人最後的午餐，也給劊子手慰勞的大餐。至今那個面目寬大的匾“西鶴年堂”還昂然立着，讓我覺得死不瞑目似的。
丁字路口西現在自然是沒有那個威嚴地挺立的殺人樁子了。那殺了譚嗣同、康廣仁，戊戌變法六君子的殺人樁子，那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不過八九十年前。我多少次都停下來，站在路邊，看路中心，似乎還看到了那殺人的場景。我曾想，應該在這裡建一個紀念碑，告訴後人們，這裡是殺了很多人的屠殺場，不但殺了那些殺人放火的罪犯，也殺了心懷天下的志士仁人。殺人曾是這裡的風景。為了這個風景的永不再存在，讓我們在這裡立一個碑。
這當然是我的幻想。
15、
給家屬的通知是第二天來的，讓到八寶山去取骨灰。姚錦雲的哥哥去了。我和其他幾個人，我現在不記得確切地有誰了，肯定有吳瑕和王筠，以及其他幾個我一定認識但現在想不起來的人，我們到盧溝橋去把姚錦雲所留在那裡的東西取回來。
我們好像是分頭走的。我好像是和什麼人一起去的。可是我現在一點印象都沒有了，我只記得幾個人影。他們是誰？他們與姚錦雲有什麼關係？我現在全忘了。肯定的是我當時也沒有注意。我完全被這個消息擊中了。經過一夜的消化，這個消息是真 的了。我早上起床，找好一個紙箱子，找好了繩子，就跟他們一起出發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感覺。
我們乘公共汽車，107在平安里轉109到廣安門。到了廣安門又去倒車。不記得是哪路車了。我記得自己扛着紙箱子走在廣安門窄小紛亂的馬路邊，看到街上的風景還是一百年前的樣子，覺得世界很陌生。
天晴了，很冷，陽光好像是灰藍色的。世界是風景，而我只是在風景中的一個影子，我覺得自己人就 是一個影子，不存在的，看不見的。我抬頭看看天空，天空也很窄小。廣安門外大街亂糟糟的，好像完全是農村集市的樣子，我覺得自己好像離城市很遠，一切都那麼陌生。
這是一個如此陌生的世界，我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
到了著名的盧溝橋的時候，道路兩旁已經完全是空曠的鄉野了。河床乾涸，土黃色的河床，寬大，貧瘠，崎嶇不平，從上面什麼地方出現，向下面的什麼地方伸延，河流在想象中奔騰，卻一聲不發。我以前來過這裡，來學習中國的歷史，“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歷史等等。我都學過。我沒有想到在日本人打中國的歷史性的一槍的地方，中國人也在結果中國人自己。用的方式並沒什麼不同，雖然四十多年過去了。
我覺得很冷。二月的北京是最寒冷的季節。在空曠的河床邊，風颳得呼呼直響，人好像變成了一跟蘆葦，左右搖擺，站不穩。我們就迅速地沿河床而下，去尋找行刑後姚錦雲可能留下的東西：她的鮮血。
不想讓她的血灑在這里沒有人管。不想讓她的碎骨等等遺留遍地。我們聽說行刑的槍彈是“爆子。” 也就是使人的頭腦爆炸的子彈。所以會有很多頭骨等等爆在行刑處。我們想把這些都揀回家。
我們來告別。不能親自為她送行，沒能接到消息來送她，我們至少來看看她被殺的地方，向她告別。
我們是誰？我現在一點都不記得了。我只記得第一眼看到姚錦雲倒下的那個沙堆，也就半米高，是臨時掘出的一個沙堆，好像一個戰時的掩體。血滲透在沙堆里。我左右環顧，同樣的沙堆還有幾個，但是都不是新的，好像風已經改變了那些沙堆的行狀，只有這個沙堆，嶄新的，甚至還有稜有角的。我們圍站在沙堆前，向姚錦雲默哀。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哭泣。我只是兩眼發直地看着沙堆，想象昨天下午的事情，想象她在倒下的那刻的感受，想象她最後一眼在這個世界上看到的到底是什麼。
我順着她的可能的目光看去，頭頂是荒草萋萋，河床很深，我才意識到我們實際上是在一個寬大的峽谷內。如果一個犯人想逃跑，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有劫獄之類的浪漫的武俠幻想，也是不可能的。我實際上就有這種浪漫幻想，我甚至祈禱希望真的大俠能從天而降， 騎着飛馬，持着利劍，從錦雲中來，從槍口一把奪下她，她翻身上馬，他們騎着白色的飛馬，飛回錦雲中去。我站在那裡，把這些場景都在心中又演習了一遍。
可是，我面對的是一個簡單的，新鮮的沙堆，血跡猶新。我跪了下來，開始一把一把，把帶血的沙土放進我帶來的紙箱子裡。
這是一個幾乎令人噁心的工作。我的雙手全是血。我沒有經驗，不知道應該戴手套來，也沒有帶工具。也許別的人看到了我的手上的血，也覺得噁心，並沒有人來幫助我。他們四處尋找，尋找殘碎的遺骸，小的碎骨頭等等。我一邊小心地把血沙放到紙箱裡，眼淚一邊啪嗒啪嗒地掉着。我在心中對姚錦雲說，“我沒法找到你屍骨，女俠士，我用自己的雙手為你送行。我要把你帶回家，把你的血放在你喜歡的地方。這是我唯一能做的。”
我把紙箱子幾乎填滿了，根本沒有想血沙會是多麼沉重，怎麼拿回去。我站起來，左右走來走去，不想讓任何一點姚錦雲的殘骸留在那裡。我覺得那裡太冷，這些碎碎的骨頭會覺得太冷了。最後，大家一起，把箱子綁好。這時我們才發現，這個箱子太沉了，一個人根本拿不動。於是我們開始兩個人抬，輪換着抬。有時候是一個人把它扛在肩上，背着。我們都在出力，都在為姚錦雲做最後的事情。
我不記得我們是怎樣最終回到了家的。我完全不記得了。我們是坐公共汽車回家的嗎？怎麼把箱子搬到汽車上?同行的人到底都有誰？為什麼在我的記憶里我看不清楚別的人。我記得那些身影，卻不記得那些臉龐，那些名字。我只記得自己最終把箱子搬到了自己的家外，放在窗台下。
我記得已經是傍晚了。媽媽看到我的手，立刻去打水，把熱水和冷水混合了，到在臉盆里，我洗手。我仔細地仔細地洗血跡斑斑的手。指甲溝，手上的折紋我都一一地細心地洗。我不知為什麼總是想 着“沾滿鮮血的手”這個句子。因為這句子在小學，中學，大學的課本經常讀到，通常都是在描寫革命英雄被敵人殺害，暗示那個手是殺人的手。但是我的沾滿鮮血的手卻是愛的手。可是我還是害怕那個句子，好像那個句子本身就有不可思議的固定的力量把我等同於兇手。
姚錦雲的哥哥來了，從八寶山帶回了姚錦雲的骨灰。他說，他買了最貴的骨灰盒。他把骨灰盒存在我的房間裡，不帶回家，不讓他父母看見。我接過骨灰盒，打開紅色的綢緞包裹，看見是一個雕刻得極為精緻的骨灰盒，棗紅色的。骨灰盒很輕。我打開了骨灰盒，看見潔白的骨灰，非常潔白，好像是白色的珊瑚。然後關上，用紅綢包好，放在房間的一張小床上。姚錦雲曾無數次在我的房間裡睡覺。她來的時候，總是睡小床，我和妹妹睡大床。因為她家裡的地方實在太小，很多時候，姚錦雲就在我家裡住。特別是我上大學後，她和我妹妹一起住，做伴。所以，我還是讓她睡小床。
在她死後的第一個夜晚，我們睡在同一個房間裡。她就在我不遠處。是一捧潔白的珊瑚一樣的物質。
16、
姚錦雲是生氣勃勃的女孩子。她很勇敢。她有一種勇敢的精神。歲月流年，年紀越大我越能感到每個人品質，寫在每個人一舉一動之中。一個人的品質，往往是一兩個字就能凸現的。比如，有的人嫵媚，吳瑕是這樣的人；有的人性感，比如美國影星瑪麗蓮·夢露，有的人睿智，比如蘇珊·桑塔格；有的人看起來就是一個徹底的混蛋。
姚錦雲是一個勇敢的人。勇敢是一種罕見的品質。在我的一生中我看到的這樣的人非常少。勇敢不是膽大魯莽，勇敢不是粗野莽撞。勇敢是一個人在危險中的信心和能力，面對危險的態度。
我常常思忖，勇敢是不是天生的，正如懦弱。比如，有的人天生是懦弱的。我和姚錦雲中學時代的一個同學尹玉子，她是一個很善良的人，但是天生懦弱，男同學專門欺負她。上課的時候，有的男生會把什麼小動物放在她的書桌里，她嚇得大喊大叫。我多次幫助她。插隊的時候她要求跟我在一起，因為我可以保護她。我答應了，所以下鄉時她跟我在一起。可是在一個只有八個人的小集體裡，她還是受欺負。我常冷眼看她，意識到她身上寫着懦弱兩字，沒有辦法。而姚錦雲天生就具備勇敢這個品質。在姚錦雲的身上，這個品質不僅是精神的，也是身體的。
我認為沒有勇敢精神的人是不能從事體育的。體育需要的是精神和身體上的勇敢。也許正是這種勇敢的精神使姚錦雲的體育特別優秀。她學任何體育運動都如兒戲。學起來駕輕就熟，好像不費任何力氣。玩起來滿心投入，好像身心都盛滿了歡樂。
高中時代，姚錦雲迷上了滑冰。她先是穿花樣滑冰鞋滑花樣滑冰。後來她覺得花樣沒意思，買了一雙速度滑冰鞋，滑速滑。為買一雙滿意的冰鞋，我們倆一定把當時北京的所有的運動器材店都跑遍了。最後，我不記得她怎麼買到滿意的滑冰鞋的，只記得她興奮地把鞋拿給我看。長長的冰刀，棕色的鞋，真的很好看。
我開始陪她去滑冰。我們天天到紫竹院公園去滑冰。那時候，紫竹院公園是不要門票的。我們到公園裡，姚錦雲換上滑冰鞋，脫掉大衣，我坐在冬天的湖邊上替她看衣物，她就飛進冰場去了。我掏出書，戴着手套，坐在那裡看書。有時候她跑過來，擔心我是不是覺得無聊。“沒有，沒有。”我讀書很開心，揮手讓她走，去玩。
有時候我也只是看她。她在冰場中好像是天然的冰上飛燕。她滑冰的姿勢那麼熟練，優美。沒有人會想到她是一個新手，或剛剛開始學滑冰。我告訴她，她滑冰的姿勢好看極了。她也很得意，“我覺得我天生就是滑冰的。”我也覺得是。
為了她滑冰，我們到過很多冰場。天然冰場不用花錢，我們都是學生，家裡窮，也沒有錢，自然就是到天然冰場去。北海公園，什剎海等等，凡是有冰也不必買票的地方，肯定就有姚錦雲和我。姚錦雲有時候滑得高興了，就揪我下冰，要我也學。我顫顫巍巍地穿着冰鞋在冰上走幾步，就不敢往前挪了，怕摔倒。有一次在紫竹院公園內，姚錦雲看我要往回走，一把抓住了我，說，我帶着你滑，她開始大步跑起來，我被她緊緊抓住，只好跟着她跑，也在冰上滑起來了。我們在冰場繞大圈，姚錦雲一直沒放手我。我一邊奮力地在冰上滑跑，一邊央求她千萬別撒手，不然我一定要摔倒! 我們一定跑了好幾圈，最後放慢下來，我可能還是摔跤了，跌跌撞撞地走回了湖邊。那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在冰場上滑跑。真是好玩極了！
以後我也滑過冰，但從來沒有在冰上滑跑過。姚錦雲死後，我再也沒去過任何冰場。幾年前我在緬因州教書， 那裡冬天很長，冰天雪地，滑冰是小孩子都玩的遊戲。我們學校就有天然和室內的冰場。我走過天然冰場，看着那些飛旋的年輕人，想到我自己二十多年前在北京的 紫竹院公園飛旋的時刻，對姚錦雲的思念把我淹沒了。
除了滑冰外，姚錦雲打球、游泳，無所不通。我們常常在一起打羽毛 球。羽毛球是一種便宜的運動。球拍、羽毛球都不貴，所以我們付得起，也常常在一起玩。不過我自然不是姚錦雲的等級。她做體育，一做就是九段，我再怎樣努力也是生手，真是不公平。
姚錦雲的乒乓球也打得特別出色。她喜歡用大刀拍。扇起球來很有力，削起球來，又很巧妙。她游泳的時候喜歡自由泳，蝶泳。什麼泳難游， 她會什麼。我只會游蛙泳。她決定教我。她在前面撲水，我在後面慢慢游。問我為什麼不學。我說，“我沒有你的天才，學不會。”她氣得不教了，死了心。我到現在也不會其他方式的泳。現在我的家裡有游泳池。我想怎麼游可以，怎麼練都可以，我還沒有學會自由泳和蝶泳。根本的是我不具備姚錦雲的勇敢精神。我害怕。
我從此相信身體的勇敢是學不來的一種品質。道德的勇敢是可以學的，但是身體的勇敢不是學來的，只能是天生的。姚錦雲的勇敢是天生的。
姚錦雲決定學繡花了。高中的時候，女同學似乎都在為自己將來出嫁後作賢妻良母做準備，人人都在學繡花。上課還好，只有幾個人偷偷地繡。下課鈴聲一響， 女同學都掏出繡花的東西，一片繡花忙。
我歷來討厭繡花織毛衣等等，對這些事情毫無興趣，看到下課女同學比上課還忙，忍不住經常譏諷，說，這哪裡是學校呀，簡直是繡花作坊。可是一天，姚錦雲興沖沖地跑我家來，帶來的圓形的竹子做的繡 花繃子，繡花線，還有繡花圖案，說她的好朋友們吳瑕等等都在繡花，她也要繡，讓我也學。我冷言說，“我學不會，你還是找吳瑕她們去練習吧。”姚錦雲反唇譏諷我說，“沒見過你這樣的。體育一育不育，樣樣不行。繡花一繡不繡，笨手笨腳。除了會讀書，你還會什麼？而讀書，有什麼用？你將來能做什麼呢？”
我被這個問題問愣了。我從來沒想過繡花和未來有關係。對我將來的職業，我也沒有想法。那個時候，高中畢業後就下鄉插隊。那些已經在農村插隊了很多年的人還在農村插隊。我是一心一意要寫東西的。做別的，還有別的可能嗎？
“當作家，”姚錦雲繼續，“別做夢了！誰會發表你寫的東西?你把那膩膩歪歪的《紅樓夢》讀了一百遍，就是寫一個比《紅樓夢》還紅的《紫樓夢》出來，你還不是要插隊去嗎？”
姚錦雲的話，我先是笑起來，對她說的紫樓夢。我從來沒想到過紫樓夢一說，覺得很機智，很開心。然後我也只好沉默，對姚錦雲的熱情學繡花不再打擊。也許她說得對。與其有這些空的能力，不如學一些生活實際本領。
姚錦雲學繡花的熱情非常可嘉。她的本來的粗心馬虎都不見了。一個人繡花的時候，不能有半點馬虎。我驚奇很多人把婦女的繡花看成是毫不重要的事情。其實任何一個繡花的婦女都是藝術家。而我卻對繡花的藝術不感興趣。我每天看見姚錦雲提着一個繡花包，認認真真地繡那些花呀鳥的。她居然還學怎樣描樣子什麼的，拿給我看。我就敷衍她，看兩眼，就說繡得好。她不信，拿給我妹妹和母親看。她們也都說她繡得好。她很高興。
這種熱情，我不知持續了多少天。只記得有一天她來了，很沮喪地對我說，她覺得她永遠也不會真的喜歡繡花。“我繡着繡着就煩了。看來我做不了這種事情。” 我說，“那有什麼關係？我連學也不想學。你畢竟還學了呢，比我強。”
她轉悲為喜，“你不覺得我做事沒長性吧。” 原來是這個讓姚錦雲自我懷疑。“哪裡？長性又不是靠繡花練的，有什麼關係?” “我想學繡花，是因為我想練我的長性。我覺得自己坐不住，繡花非坐在哪裡不可。另外，我也想學學女孩子做的事情。看來，這都失敗了。”
我說，“我頂討厭那些婆婆媽媽的女生，成天不是繡花，就是織毛衣，一副家庭婦女的樣子。看你學，不好說，看你不學了，我正高 興。”姚錦雲終於高興起來，“走，咱們打球去！”
我那時很看不起家庭婦女，把家庭婦女看成無所事事的人。不過那個時代都認為家庭婦女是家庭的累贅，應該動員她們或者是到農村去，或者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去到社會上工作。來到美國之後，我學習了女權主義理論，才對家庭婦女有了新的眼光。家庭以及家務勞動都是社會勞動的一部分。男權思想貶低婦女分家務勞動，從而貶低婦女的地位。可是，對不起，那個時候在中國我還不懂得這個道理。
為什麼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這些細節?我甚至記得這場談話是在初春的時候。我的房間的門開着，陽光射了進來，姚錦雲坐在陽光里，我正在廚房門口，一邊揉發麵蒸饅頭一邊和她聊天。我記得她微皺的眉頭，眼睛上看着我，在陽光中細眯起來。她的潔白的皮膚和閃亮的頭髮。
姚錦雲開始學彈吉它了。她後來成了一個非常出色的吉它手。我不記得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一定也是高中的時候。在厭倦了革命時代的強高音的歌曲後，年輕人開始傳唱很多不革命的，甚至頹廢的歌曲。姚錦雲花了三十八塊錢買了一把吉它，開始練習起來，唱起來。還是在我的房間裡，她唱《苦咖啡》：
苦咖啡，苦咖啡，
給我一杯苦咖啡
苦咖啡，苦咖啡
生活是一杯苦咖啡......
姚錦雲的嗓音是低沉的，是一種深厚的低沉。她的歌聲讓我震住了。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麼簡單的歌詞，循環往復地，表達出了那麼多的失望，憂愁。說句老實話，姚錦雲唱這首歌給我的時候，我從來還沒喝過咖啡，甚至沒見過咖啡，也不知道咖啡是不是苦的。不過這好像沒有關係。苦咖啡三個字好像是那麼異域，神秘而吸引人，洋氣，不可企及，但是又那麼私密，好像我喝過多少苦咖啡一樣。好像我知道生活多麼苦一樣。
我愛上了這首歌。強迫姚錦雲唱來唱去。她一定唱過上百遍。那時，我們錄音機還沒有出現，要想重新聽一首，就得請歌手再唱一遍！
這不僅僅是一首歌。唱這支歌的時候，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在這首歌的韻律中來臨。我們都在十八九歲的年齡。我們卻開始幻滅了。這首歌是一個幻滅的時代的音符。
我的幻滅是從上中學開始的。不知什麼原因，我越來越對學校的很多活動沒有興趣，那些在校園裡的大字報，千篇一律，毫不好看，我連看也懶得看。而且其實很多大字報就是我寫的，因為老師要學生寫大字報表態，一會兒批林批孔，一會兒批《水滸》。我就替全班同學寫，我寫得又快又好。因此，我們班的大字報又多又快，老是年級第一名。
其次，我學會了在字裡行間看問題。一九七四年左右，一個叫黃帥的中學生寫了什麼信，報告學校教育中的資產階級回潮之類的。學校組織我們都到北京大學去看大字報。我也去了，在北京大學的校園裡走來走去，我從大字報中看出很多荒誕來。想這個叫黃帥的女孩子一定是學習不好的人，才如此討厭讀書。我巴不得整天讀書，不去學工學農的。對這個叫黃帥的英雄，我很討厭。我自然本能地不會對任何人說這些感覺。但是我對姚錦雲說了。姚錦雲雖然不愛坐在那裡讀書，但是對我的這種膽大妄為的想法極為驚異。我們開始談論政治。
我們十五六歲，談論政治。我們所談論的政治是一個危險的題目，不是可以在公開談論的。我們知道這點。因此我們極為秘密地談這些問題。因為喜歡寫作，在中學和高中的每年的寫作比賽中，我都得獎。除了初一的時候，我得了三等獎以外，後來的所有比賽我都是一等獎。因為這個結果，我參加了學校的寫作組，開始認識一些比我大的學生。那個寫作組共七個人，只有我一個是女生，其他的都是男生。我們寫短篇小說，互相讀，一個教語文的老師給我們講寫作的技巧。這是一個短命的寫作組。在活動了三五次之後，那些男同學中的幾個高中部的同學被逮捕了，名義是“反革命小集團。”
我不知道北京九十八中學，一個非常普通的中學，是否因為別的上過報紙。但是這個“反革命小集團”的事件在一九七四年的報紙上沸沸揚揚了一兩天。學校如喪考妣。我們進進出出都低着頭害怕。好像仰頭的人就可能是反革命。我也震驚了。我與這個小集團沒有任何關係，但是當我在報紙上讀關於他們時候，我內心裡知道我同意他們說的。
不知為什麼，學校居然看出了這點。紅衛兵委員會的趙姓老師，找我單獨談話三四次。先是要我寫揭發材料，仔細想在寫作組這些人都說過什麼。我回答說沒有的寫。因為我是一個不愛說話的人，又是唯一的一個女生，我連他們都叫什麼名字還不知道，也沒聽到任何反黨言論。其次要我寫認識材料。怎麼認識這些人的反黨動機。最後，要我交代是不是跟他們有同樣的想法。我一個人關坐在紅委會的辦公室里，面對紅格紙，不知寫什麼，好像覺得自己也成了那個小組中的一員。
姚錦雲在學校等我，直到把我放出來，才一起回家。我們那天說了些什麼我現在不記得了。但是我一定是對姚錦雲說，我雖然不是那個小組的，但是，他們的想法，他們對現實的批判，我很贊成。我記得姚錦雲和我摟在一起，在一根電線杆子下，我們擁抱。我們知道我的話的危險性，但是我們永遠不會背叛彼此。這是我們的秘密。
這種對政治的幻滅使我們成為內心反叛的人。高中的時候，十八歲之後，中學裡發展共產黨員，班裡的班長已經入黨。我從來沒寫過入黨申請書。大學的時候，入黨成風，特別是畢業前夕，班裡發展了一二十個黨員。一個黨員和我散步閒聊，問及我是否也寫了入黨申請書。我說，“入黨可是嚴肅的選擇，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理解這個選擇，因此從沒寫過申請書。”她大驚失色，沒想到我這樣說。如今的她是中央電視台的主力之一。我在網上看到她的照片。她風度翩翩。那個照片是她在給某處做講話的照片，手在胸前，姿勢肯定，有成功者的信心。她是否還記得我們的談話?
姚錦雲的內心也是清楚的。周恩來去世了。冬天十分寒冷，我和姚錦雲去天安門廣場，看詩歌和悼念的人們。回到家裡，我說起廣場上的詩歌，周恩來的逝世，我哭了起來。姚錦雲卻大笑，說，“你哭什麼，周恩來跟你有什麼關係？”我愣愣地看着她。她比我清楚。
那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我不在北京，下鄉支農勞動去了，回來後，和姚錦雲一起去天安門。天安門廣場洗得乾乾淨淨的。那天廣場的風真大。我們知道一個新的時代來臨了，但是我們不知道到哪裡去找這個時代。
九月毛澤東去世。我和姚錦雲都沒有哭。我們覺得沒什麼好哭的。可是不哭，學校以為我們不熱愛毛主席，所以只好用袖子蒙住臉，假裝哭。毛澤東的去世，我也覺得茫然，我甚至覺得時代也許最終要我們來肩挑了。天安門毛澤東的追悼大會，全校同學都去，我也去了。坐在廣場上聽每個悼詞都是“毛澤東的功績如江河行地，萬古常青。”整個會上我都在想這個從來沒聽到過的成語“江河行地”到底是什麼意思。大會後，人人都在毛澤東的遺像前照相。人人都握着拳頭，宣誓將革命進行到底。我也舉起拳頭，宣誓照相，很革命英姿，覺得把白襯衫塞進藍褲子裡，挺胸抬頭地宣誓照相很英姿颯爽，顯得很漂亮。表面上是宣誓革命，內心裡跟革命關係不大，不過沒有人看得出來。
到了十月份，我在北京的一個汽車修理部學工，學習怎樣修汽車，四人幫倒台了。天安門開慶祝粉碎四人幫大會。老師要大家自願去，你可以去天安門開會，或者回到你的學工的地方。兩個地方我都沒有去，卻到紫竹院划船去了。
正是北京最美的季節，紫竹院公園內的大喇叭廣播大會實況錄音，我躺在船上，對一起來划船的朋友說，“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毫無意思。”回到家，姚錦雲和我一起洗衣服，計劃再去划船。那段時間我們對划船樂此不倦。紫竹院划船，兩塊錢租一條船。劃一個小時，一毛錢。我們每個周末都去划船。姚錦雲喜歡帶我弟弟一起去划船。姚錦雲後來還教我弟弟彈吉它。她把我弟弟當成自己的弟弟。我們對政治完全厭惡。那天看報紙上的照片，很多人拿着華國鋒的大幅照片，在長安街遊行。她說，“這個華國鋒覺得他是毛主席。”我覺得她說得一針見血，印象很深。
一九七七年三月，我們都高中畢業了，未來就在我們面前了。那個時候，改變中國人民歷史的十屆三中全會還沒有召開。我們這些高中生，只有下鄉插隊的未來，沒有別的選擇。我們還看不到社會很快就要變化了。中學以及高中畢業生，都是除了一九七零屆的中學畢業生外，都是到農村去插隊。到了一九七七年(我們本是一九七六屆的高中生)，我的學校去延慶，北京的一個郊區縣插隊。我報了名，主動申請到山區去，目的是未來能和那個革命的班長分開，不受她的管轄。我們班的大部分同學都去了平原地區，因為平原地區條件相對好一點。我去了山區。姚錦雲的學校要到順義的平原去插隊。據說順義的生活比延慶山區要好得多。我們將沒有機會像整個中學高中時代那樣天天見面了。我們卻都無所謂，只是保證要經常寫信，約好了一起回北京來，一起回家，在一起玩。
我們長大了，中學時代結束了。三月二十五日我離開北京，要到延慶去插隊了。北京的三月，還是冬天，春天還要等兩三個星期才能到來。我們是從學校出發的。那天也是一個陰天，天空灰濛濛的。學校里全是人，送我的人中，有姚錦雲和楊勝。我看到姚錦雲揮手。我看到那個喜歡我的男孩子呆呆地看着我的汽車，眼中全是無法描述的絕望。那個白白的、不太高的男孩子，我知道他愛上了我，我知道自己也喜歡他。那是我們的初戀，可是我們從來沒說過一個字。我揮手，向他們兩個人，向我的家人。幾天后，姚錦雲離開北京，去了順義。我們從此分別。以後的相逢，都是匆匆，那些天天相聚，耳鬢廝磨的少女時代結束了。
我們走向了生活。
17、
紫竹院公園對姚錦雲和我都有特殊的意義。不僅僅是因為姚錦雲喜歡滑冰，我們在紫竹院公園度過很多冬天的時光。也不僅僅是因為我喜歡划船，我們在紫竹院公園度過很多秋天的下午。紫竹院公園目睹過我們的歡樂，聆聽過我們的笑聲，它也目睹了姚錦雲的第一次為愛情所折磨。
一九七八年春節期間我從延慶回北京過節，姚錦雲也從順義回來了。分別這麼久，我們好像有說不完的話，我們就騎車一起去紫竹院公園了。正是冬天，紫竹院公園一片荒涼。但是荒涼也有荒涼的美麗。公園裡沒有什麼人，地上有薄薄的積雪。那些竹子在冬天都是深綠色，天氣是要下雪的樣子。我們坐在公園湖心島上，眺望左右，連天空也灰濛濛的，一副陰鬱的樣子。我們談呀談呀，在談話中，我總覺得姚錦雲想說什麼卻沒有說。
姚錦雲突然掏出香煙來。她打開煙，從底下彈，居然彈出一支煙，好像她這樣做已經很久很熟了。我吃驚地看着她的動作，叫到，“你什麼時候開始抽煙了?” 她不說話，掏出打火機點上煙。煙繚繚地上升，她的臉在煙霧的迷濛中。我端詳着她，突然想到，她是不是戀愛了?
果然如此。哈！我拍手。“我早猜到了，可是不敢問你，這個幸運的男孩子是誰？”
姚錦雲看着我，一副難為情的樣子。原來是與她同插隊的一個男同學。我急急地，調侃她，“快告訴我，快告訴我，一切怎麼進行的，一點兒都不許隱瞞。”
她還是難為情地笑，吞吞吐吐地說，那個男孩子並不知道她愛上他了。
“什——麼?”我大聲地說，“他還不知道，你還沒對他說過，那你這裡傷什麼心?”
“我不知道怎麼對他說。”姚錦雲終於話說得比較清楚起來。她很害怕對他說任何話。實際上，他們連話都沒說過幾次。那個男孩子幫過她收麥子，還幫過她做過其他的什麼事。我聽了後，很泄氣，“這叫什麼戀愛。這是單相思。傻死了！”姚錦雲一聽，又不好意思起來，“我那麼傻嗎?”
“我覺得你太傻。你應該就去跟他說。”我諍諍地，言辭有理。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說。”姚錦雲諾諾起來，重複同樣的話，完全不像她平時為人。
“我替你去找他說。“我毛遂自薦。“那怎麼行，你不認識他。”姚錦雲否決我的提案。“我們一起到他家門口，你把他叫出來。我對他說。如果他喜歡你，你們就一塊玩去。”我繼續描述具體方法。“我不認識他家。”姚錦雲說。我看着這個為愛情痛苦得我不認識的姚錦雲，也覺得一籌莫展起來。
那個時候，我開始寫詩了。在鄉下，我用寫詩來記錄生活。到那個時候為止，我還沒有看過任何現代詩歌，連郭沫若都沒讀過，不過我寫自己的非詩歌的詩歌。我突然有了主意。
“我為你給他寫一首詩。你把詩抄下來，寄到村子裡，他收。等你回去的時候，他也回去了。他看了詩歌，如果他也喜歡你，你們就可以了！”我為自己這個聰明的主意激動。姚錦雲也覺得這個主意又浪漫又好。她高興起來了。我們都高興起來了!
我回到家就開始寫詩，給這個男孩子寫詩，寫得激情滿懷的。這是我一生寫的第一首愛情詩歌，獻給一個我從未謀面的男孩子，現在我連他的名字也不記得了。多年後，成了我的丈夫又成了前夫的詩人讀我這首詩，調侃地說，“這是你寫的最好的詩。”
姚錦雲把詩抄下來，寄了出去。
我現在想不出世界上還有比這兩個女孩子更不會談戀愛的女孩子了。
我此刻回憶這件事還忍不住一邊寫，一邊笑。多麼愚蠢的想法！世界上有這樣的談戀愛的方法嗎?
我沒給自己喜歡的男孩子寫詩，倒為姚錦雲給一個不曾謀面的男孩子寫愛情詩。我們的生活如此交織在一起，甚至愛情也成了彼此互相出力的事情。
那首詩歌是否贏來了那個男孩子，我記不清了。我知道最終的結果，但是過程我現在想不起來了。
在那場談話幾天之後，我回到延慶的小山村里繼續插隊。可是生活已經改變了，我還不知道。到了村後的第二天，一個從二十多里外的公社買東西回來的知青冷冷地對我說，“公社正在找你呢。你考上大學了。”
我吃驚極了，連夜走了六里路， 到另外一個有電話的地方，給公社打電話。那個時候，電話還是手搖式，搖通了，接線生給你接你要的人。接線生聽說我是從北地大隊來的，上來就說，“你是沈睿吧，公社大喇叭天天喊你的名字，喊了兩三天了。你快來吧，你的大學錄取通知書在公社呢。”
我拿着手搖電話，說，“你再替我往北京接好不好，我要告訴我父母。你再替我往順義接，我的朋友姚錦雲在順義，好不好？”我急切地要把這個消息告訴我最愛的人。我在我完全不認識的一個有電話的小村莊裡，對電話線那邊的姚錦雲激動地說，“我考上大學了！”
“我回去送你！”我聽到姚錦雲的聲音，從遙遠的地方傳來。
我在忙亂之中，辦各種手續。包括轉我的共青團關係等等。三天之後，我離開那個沒有電話的小山村，再過三天之後，我坐火車去武漢上大學了。姚錦雲和她的男朋友的故事就留在北京了。我被新的生活捲走，那個我不認識的姚錦雲喜歡的男孩子，我終於沒有機會認識。
可是我卻想象過那個男孩子。他一定是高高的，瘦瘦的。姚錦雲不喜歡個子矮的人。她也不喜歡女人氣的男孩子。“男人要高大，男子氣。”她說。
對我傾心的兩個男孩子，一個是中學時代的好朋友，一個是我後來的丈夫，她都對他們的個子和氣質不贊成。“太矮。”她簡短地說。“第一個，太女孩子氣。另外一個嗎，你真的愛他嗎？”姚錦雲的問題是尖銳的，尖銳得讓我不敢回答。
我承認她說得對，可是，“光看長相是不對的，對不對？男人長得什麼樣無所謂，只要一個男人有事業，有才能，就成，對不對？”我說。
姚錦雲對我的想法不以為然，但是她也沒有辦法反駁我。
我們都是在那個時代長大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數學家陳景潤成了中國“最性感”的男人，整個中國都在為陳景潤瘋狂。作家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一篇寫數學家陳景潤是怎樣痴迷地力圖解決一個數學問題的報告文學，為中國那個時代的青年男女設計了他們的欲望對象。那就是一個男人應該關心科技，痴迷事業，對現實人生茫然無措，像陳景潤一樣！陳景潤，一個個子矮矮小小，瘦弱不堪，戴着大眼鏡的數學家成為無數女人追求的對象。我記得在報紙上看到說有多少女人給陳景潤寫信，毛遂自薦地要當他的妻子，為他的事業成功做貢獻。報紙說的完美的男人都是科學家，數學家，工程師等等。一時間，中國的城市的女孩子都在找科技工作人員當丈夫，好像通過找一個搞科技的丈夫，她們也都為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做了貢獻。
我們是在這樣的文化中長大的。我們生逢其時，我們對男人的身材等等，閉口不談。我們不好意思公開說我們要一個帥的男人。我們必須假裝對男人的帥與不帥毫不在意。我們說，我們要一個有事業的男人。每個時代都在用自己時代的話語塑造自己的欲望對象。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成了全國的夢想。科技人員成了風光一時的對象。時代的話語塑造了時代的欲望。
姚錦雲要找帥的男人。而我要找有事業的男人，隱隱地，我當然也喜歡帥的男人，但是，帥，一個身體方面的指標，怎麼能成為目標呢?我們被教育說，帥的男人都是不可靠的男人。帥男人太花心，可能會拋棄女人。我們被教育成怕被拋棄的人。
我結婚後，隨着年齡的增長，我偏偏長成了不怕被拋棄的女人。對後來丈夫的隱隱約約的行為，只覺得鄙視，覺得一個人應該有勇氣正視自己的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我後來愛上了別的人，我還沒有離婚。我對丈夫說，“我不再愛你了，我愛上了別的人。請同意離婚吧。”他不同意離婚。對我公開這樣說話氣得要命。他不理解，我要求光明磊落，我要求良心的光明，要求作人的光明。這些光明，是從我的身體上長出來的。在生活中，有的人可能越長越黑暗。很多人年齡越大越變得詭計多端，欺上瞞下，連他們自己也欺騙，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善良，光明這些詞從他們的生活中退出。而我知道自己，我要長得光明，做事做得光明。
姚錦雲死後幾個月，我結婚了，因為膽怯而結婚。我那時沒有姚錦雲的勇氣和信心。這種信心是在後來才生長的。一個女人在二十歲出頭的時候是沒有信心的。年齡會給女人很多力量，如法國哲學家西蒙·波芙娃的自傳的題目所標誌的：年齡的力量。
我和姚錦雲爭論這些問題。到底什麼樣的男人我們才能喜歡和結婚。姚錦雲給我看她現在的好朋友，也是出租車司機的王筠的照片。我和王筠見過好幾面。但是我不記得我們是否很談得來。姚錦雲在我上大學後不久，就被招工回來了。她好像是第一批被招工回來的下鄉知青。她成了一個出租汽車司機。她熱愛自己的工作。
在培訓的時候，她認識了王筠，彼此成了好朋友。
那是一張讓我震動的照片。姚錦雲和我照的照片，那個時候，即使是單人像，也沒有什麼藝術趣味，一個頭像而已。這張半身照片不同。照片裡的人只是一個輪廓，人的臉都是陰影，而背景是淺色的，最明顯的是高高聳起的乳房。好像王筠沒有穿着衣服。她的側影的線條，十分成熟的女性曲線和性特徵讓我吃驚。我再次感到女性的身體，那種隱隱的誘惑力。
姚錦雲說，“這張照片是王筠在外地的一個照相館照的。北京的照相館不會照這樣的照片。”我拿着照片，仔細地端詳，照片中的乳頭是高翹的，好像呼喊着一種我不熟悉的欲望。當然如果你不認識王筠，你不會認為這是她。只有你認識她，才能從輪廓中看出是她。我忍不住指着照片中的乳房部位，問，“這怎麼會這樣翹起來？”姚錦雲給我解釋，“照相館的人要王筠躺在照相館裡照照片。她照了很多不同角度的照片，都是這類的。”
我還是仔細地看照片。成長在沒有身體的時代，對身體我們有感覺卻沒有語言。這張照片說的只有身體，我感到照片中身體的欲望，那種幾乎要從照片中衝出來的欲望，但是，我無法命名它。我同時對女性身體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可是我也無法命名我的感覺。我只能想象這種照片出現的場景，可是我沒有身體的經驗，我還不懂得男歡女愛，我也想象不出什麼來。只覺得奇異，怪怪的，我看照片的時候，我感到自己的乳房都在膨脹，乳頭也在翹立起來。
可是我沒說話，把照片還給姚錦雲。姚錦雲把照片收在她的錢包里。
我永遠沒見過姚錦雲愛的男孩子，我見過姚錦雲的其他兩個最好的女朋友。
她們個個性感迷人。
18、
姚錦雲喜歡在我放假回來的時候請我下館子吃飯。
我的家境貧寒，父母沒有什麼錢，更重要的是他們也不懂得怎麼花錢。我生在一個有了錢就上館子吃一頓，沒錢就借錢去的家庭。每到月初，發了工資，我們家就頓頓吃起肉來，肉香撲鼻。母親炒的木須肉，木耳加雞蛋加肉絲，炒的爆羊肉，她連澱粉也不加，羊肉照樣鮮嫩可口等等，是月初的飯，到月底我們就捉襟見肘，蝦米皮炸醬油麵條加一根小蘿蔔而已。
這種家庭的好吃好喝、毫無計劃，影響了我一生。我至今都不知道怎樣計劃我的錢。一九七八年初我上大學的時候，我申請經濟補助。學生分成小組。你在小組裡匯報家裡人掙少數錢，家裡有幾口人，你需要申請多少補助等等。我的小組的人，大部分都是從湖北湖南農村來的學生，不理解我怎麼也會申請補助。我非常不好意思，覺得很丟臉，為自己申請那本來就不多的補助。可是我真的是沒有錢。父母的工資 對那些農村來的學生可能數目不少，但是如果你出生在一個花錢從不知道計劃的家庭里，父親花錢如流水，母親喜歡吃喝玩樂，他們一生都是有錢就花，你怎麼辦？你又無法給任何人解釋你的生存和生活狀態。那些農村來的學生覺得每個月一百多塊錢的五口之家是生活在天堂里一樣。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月工資也不過是四十六塊 錢而已。可是你怎麼說？你怎麼解釋家中的窘境？我只好硬着頭皮申請，我知道如果不申請，我就活不下去，大學也上不下去。
姚錦雲要幫助我。作為一個出租汽車司機，她大概每月掙四五十塊錢。她要給我錢，我自然是不要，也不收的。因此，姚錦雲決定帶我見世面，也就是帶我吃我從來沒吃過的東西，看沒看過的事情。她有工資，父母也不需要她的錢，因此與我相比，她就是“富人”，她就在每次我回北京時帶我下館子。
“去老莫吃一頓！”一天她建議說。“我剛發了工資，咱們現在就去。”她簡直比我還是我父母的傳人。而我，也沒覺得這有什麼不正常。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對把錢存到銀行里去生錢沒有什麼概念。我們都是有錢就花，只要開心就行。
老莫指的是莫斯科餐廳。那是當時北京僅有的兩家西餐廳之一，另一個是在北京飯店內的西餐廳。北京飯店我從來沒有去過。那個時候進飯店好像進入國家保密機關，我連想都從來沒想過。位於王府井大街南口的北京飯店在七十年代擴建，蓋了北京第一座高樓，大概有二十多層高。我猜那是中國的第一座高樓。淺綠色玻璃，淺米粉色牆的北京飯店成了中國現代化的第一個象徵，都印在了八分錢的郵票上。我那時常常用那個郵票。那不是我們這些平民百姓進的地方。
莫斯科餐廳有些不同。首先是離我們住的比較近。比較近的地方，就是王府，可能也會覺得平常。莫斯科餐廳位於北京展覽館的西側，動物園東門的外邊。動物園我們是常往常去的。整個中學時代我都在動物園做義務勞動，有的時候回家，懶得走大門，就跳東門的柵欄，翻柵欄而過，在莫斯科餐廳門口立定，顛兒回家。我因此也進餐廳很多次，看過裡面是什麼樣，雖然我從來沒有錢去在那裡吃一頓。到老莫吃飯就好像不是大事，就好像在想象中已經吃過多少次了，真的去的時候，無非是再想象一次一樣。這也是“老莫”這個詞給我感覺。我們不說是莫斯科餐廳，我們說“老莫”，好像我們和那裡多麼熟悉一樣，雖然我一次都沒有在裡面坐過，但是，餐廳裡面高大的俄國風格建築和室內裝飾好像稀鬆平常，我對裡面的吊燈都很熟悉，因為曾經在那裡站着看吊燈看過好幾個小時，覺得那些吊燈很美。
姚錦雲說，走，到老莫去吃一頓，就去吃一頓。我們把我的妹妹和弟弟也帶上了。姚錦雲就是我們中的一個。她天天常來常往，如今她在掙錢，她要用這種方式對待我們。我們就歡天喜地地跟着她到老莫去吃飯了。我後來在王朔的小說以及姜文的電影裡都看到他們描述莫斯科餐廳，才意識到那時莫斯科餐廳還意味着一種貴族趣味，一種共產新貴的生活方式。而我對這些全然無知。
我聽說莫斯科餐廳的刀叉都是銀的，到了那裡一看，顯然不是，是不鏽鋼的。刀叉拿在手裡沉甸甸的，但是不是銀的。另外我們談論西餐，比如我們知道西餐是用奶油做的。但是對西餐的具體做法以及吃法都沒有概念。姚錦雲喜歡吃西餐。我不知道她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西餐的。可是顯然她也不知道吃西餐的流程。我們坐在象牙色的餐廳里，餐廳的天花板高得不可企及，落地窗掛着從天花板下來的白色透明的紗簾，隱隱約約地看到外邊，外邊是展覽館內景，因為是蘇聯建設的，米黃色的俄式建築和花園的 景致好像是在外國，我們的確感到一種貴族氣派。
我們當然不知道西餐是每個人點每個人的菜，於是姚錦雲如在中國餐館一樣，為我們點菜，奶油菜花，紅菜湯，土豆蝦仁沙拉以及另外兩個什麼菜。這三樣菜我卻記住了。我們自然對刀叉不熟悉，不知主餐叉與甜食叉的區別。開始的時候，我們有點小心翼翼的，因為對環境不熟悉，可是，姚錦雲努力勸我們，她顯然出入這裡，有一種熟悉的自信。
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後來我和姚錦雲在北戴河的起士林餐廳也吃西餐。姚錦雲死後不到十年，崇文門大街的法國餐廳馬克西姆開張了。接着就是無數的快餐店，肯德雞、麥當勞等等。莫斯科餐廳是否還在保持那種貴族感覺我也不知道了，我後來在北京的很多大飯店吃過西餐，也在馬克西姆吃過法式田螺之類的，卻再也沒去過莫斯科餐廳。那裡的回憶被封住了，封在與姚錦雲有關的生活中。
在我上大學回來的第二或第三個暑假，姚錦雲要帶我到北海公園裡的仿膳去吃飯。仿膳剛開張不久，據我父親說那裡的滿漢全席之類的菜，豪華精美得我們不能想。我父親對吃很在行，動不動就又一順的烤肉，東來順的涮羊肉之類的。我上大學後對北京文化史着迷起來，後來我的藏書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關於北京文化史 的，大概與我父親的對北京的吃的無比熱愛有關。
仿膳，我父親說，是慈禧太后愛吃的地方，那裡的窩頭都是栗子面做的，又小又美。窩頭是窮人的食物，是北京貧窮的老百姓最通常的食物，粗糙的玉米麵，加一點蘇打，用水活好，做成一個金字塔型，中間用大拇指捅一個洞，往籠屜上一蒸，四十分鐘就行了，吃起來詰倨拗牙的，連貼餅子都不如。貼餅子雖然是同樣的材料，但是至少還有被烤的糊香的那面，玉米麵的窩頭是我從小到大最討厭的食物。我常常抱怨吃不下去，說，玉米麵卡在嗓子裡，下不去。來美國後我發現美國的玉米和中國的完全不一樣。美國的玉米是甜的，中國的玉米是苦的。我很喜歡美國的玉米，我懷疑是我年齡大了，對玉米有接受能力造成的。但是我還是不愛吃玉米麵。家人嘲笑我，認為我吃玉米卻不吃玉米麵很荒謬，我說，“從小就吃玉米麵，吃夠了！”至於栗子，當然是我們都愛吃的東西。冬天的糖炒栗子是世界上最香甜的小吃。想象吧，栗子面做的窩頭會多麼好吃。但是，栗子，嗷，完全的貴族食品！把栗子碾成面，做成窩頭狀的東西，那簡 直是對窩頭的最高讚美和對栗子的再創造!
我們上午騎着自行車去北海公園了。那天姚錦雲休息。我們一邊聊天一邊騎車，從新街口走到平安里，再到廠橋，前面還有一兩站就是北海後門。我們說着楊勝的事情。楊勝那時在北京郵電學院上大學，在上個學期給我寫了信，希望我們作男女朋友。而我，回絕了他，但是我心都碎了。
我也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拒絕。難道就因為我對生活有別的渴望嗎？我對姚錦雲說。我們正說着，不知怎麼回事，姚錦雲的自行車突然拐到我的自行車上來，我的自行車被撞了一下，我一個趔趄，撒起把來，從自行車上掉了下來，摔到馬路牙上去了。等我站起來，我們才發現，我的左門牙被摔掉了半個。姚錦雲一看我的樣子，笑得前仰後合，她說，”你怎麼 個跟頭摔成小孩剛長牙的樣子了?” 我開始哭起來，擔心自己的牙掉了半截，怎麼辦。天做人合的，廠橋旁邊就是北京最著名的牙醫院，我們就騎車，不去北海了， 也不吃仿膳了，先去看牙醫吧。
那天正好是周末，牙醫院沒什麼病人。一個女的、年紀五十歲左右的牙醫值班。她看了看我的情況，說，“只好把牙神經拔掉，再接半截塑料牙。”反正沒有別的病人，她就拔我的神經等等之類。等我們從那裡出來，我的半個臉都因為麻藥而麻木，姚錦雲和我都沒興趣去吃仿膳了。
姚錦雲說，“都怪楊勝。要不是說他的事情，我們也不會撞車，我們應該找楊勝算賬。”我氣得踢姚錦雲，“我還是找你算賬好！”
我的掉了半截的牙，是姚錦雲給我終生紀念品。這顆牙，換了幾次，從中國到美國，為這顆牙，我花的錢也成千上萬了。生活真是不可思議。每次去洗牙，在美國每半年洗一次牙，我的假牙都讓我想到姚錦雲，想到她覺得我可笑的笑聲和我的無可奈何的、惱怒的抗議。姚錦雲給我的身體留下了永遠的紀念，這種紀念，不可思議的一個意外和永遠的創傷，卻讓我永遠地記住我們的笑聲和少女時代的親密。
我們最終還是去了北海公園。我們打扮成四十年代女士的模樣。我穿着姚錦雲母親的黑色錦緞短袖旗袍，旗袍長至我的腳踝，頭髮梳成劉海式，看起來像一個四十年代的女學生。姚錦雲戴着寬邊的白色禮帽，穿着深藍色絲綢上衣，白色的褲子，戴着她父親四十年代戴的太陽鏡，儼如一個海外歸來的女富豪。
那個太陽鏡是由黑水晶磨成的，是三四十年代的產品。一九八零年，太陽鏡剛剛從國外傳到中國，形狀都是蛤蟆鏡式的，戴在臉上，把半個臉都遮住了。人人看起來都像大蛤蟆。水晶的太陽鏡我們連見也沒見過。姚錦雲戴着水晶的太陽鏡，看起來就像是一個三十年代摩登上海的女富豪。我後來在貝多里奇的電影《末代皇帝》看到一九二五年溥儀在馮玉祥將軍逼迫下搬出故宮時，戴的是與姚錦雲的一模一樣的太陽鏡。
我很震動。跑到圖書館把溥儀的《我的前半生》借出來，查這個太陽鏡是否是真的他出宮時戴的。果然，在照片上，他是戴着一模一樣的、小鏡片的水晶石的太陽鏡。貝多里奇的歷史細節很準確。而姚錦雲的太陽鏡標誌着她的階級，出身和家庭歷史的全部過去。當然，這隻有我知道。
我們在北海照相，對我們的裝束十分得意，因為，我們是那麼與眾不同。我們後來沒有到仿膳去，我們都不想去仿膳了，我們在北海北岸的一個餐廳吃飯、從餐廳的窗子裡看得見北海的白塔和白塔的倒影。還是姚錦雲點菜。我對菜一竅不通，那個時候我沒有去過什麼飯店。
姚錦雲點的菜中有滑溜里脊。那時雞肉很少，還不是一般人常吃的東西。我聽說是里脊，以為脊是雞，是雞肉，吃起來，心裡納悶，怎麼好像是豬肉的味道？印象很深。二十多年來，我不知自己去過多少家飯店，但是對滑溜里脊，對二十歲初頭的自己的“脊”“雞”不分，還記憶猶新，猶如發生在昨 天。
記憶是很神秘的。為什麼我會記得這些細節？為什麼我還記得那些笑聲？好像那些笑聲就掛在空中，我可以隨時摘取它們，而其他細節早就成了一片模糊。
19、
大學暑假回到北京的時候，我常常去文津閣的北京圖書館去看書。文津閣過去是皇家的藏書樓，從什麼年歲起成為國立圖書館，我不知道。我對圖書館的歷史一無所知。
文科的書起先都是在東邊的一個單獨的大閱覽室里，一九七九年左右搬到主樓內。我愛上了閱覽室內的檯燈。那些檯燈形狀極為典雅，一盞燈上有兩個燈泡，掛在兩邊，可供兩個人用。燈罩是長方的，遮住各個燈泡，燈光在淺淡的褐色的燈罩下顯得極為柔和，專注。我因為沒有錢，常常走着去圖書館。從我的家到北圖，要走四五十分鐘。我把母親給我的車錢當飯錢。有的時候我會帶一張母親做的烙餅，加一些小菜，當我的午飯。
中午在圖書館吃午飯，有的時候我就會到外邊去走一走，沿着北海大橋到北海前門，再走回來。有一段時間我迷上了北海內的金閣寺，我就常常從西門進去，到金閣寺轉一圈，再出來。有意思的是，我常常不用買門票。西門的看門人認識我，知道我是看書出來走一走的姑娘，揮手讓我進去。
姚錦雲迷上了鄧麗君的歌。她來圖書館找我，拽着我出來。怎麼了，風風火火的？我們出來，坐在北圖的台階上。那些台階都是光滑的深灰色的石頭，漢白玉的大理石的護欄。她掏出一個小的磚頭式的錄音機，是松下還是三洋我不清楚，說，“你聽聽這些歌！”
她按鍵，一個女聲甜蜜蜜的、軟綿綿的歌聲從小磚頭裡鑽起來。我被這種從沒聽到過的甜蜜柔軟的歌聲也吸引了。那個時候，小錄音機剛剛時髦中國。追趕潮流的年輕人，人人都買錄音機。姚錦雲的錄音機是不是她自己的，我不記得了，但是，我記得我們坐在北京圖書館門口，在高大的銀杏樹下聽鄧麗君的歌。
我天生對音樂沒有什麼感覺。姚錦雲學彈吉它的時候，天天在我家唱歌，我聽，也可以，不聽也可以。歌曲從來不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姚錦云為鄧麗君欣喜若狂。我看到她的痴迷的樣子，也受到感染起來。最關鍵的是，這些軟綿綿的歌曲帶來了生活中我們這代人從來都不知道的東西。那就是公開地訴述愛情、思念和悲傷。
姚錦雲和我都是在革命歌曲下長大的。我們聽的都是鏗鏘的革命、鬥爭歌曲。“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之類的。鄧麗君的歌聲帶來了個人的悲歡離合。對中國來說這些歌聲不諦是另一場革命——個人的革命，個人的覺醒。人們終於可以訴說和歌唱自己個人的願望與悲傷了。
姚錦雲把這個小錄音機拿到火車上，而帶我回歸武漢的火車在幾分鐘之內就要開了。她要我聽歌，新的鄧麗君的歌，剛剛找到的磁帶，新的歌聲。火車裡人們上上下下的，傍晚的金色的陽光射進車廂內，她坐在我的對面，錄音機里是鄧麗君的幾乎哭泣的、悲傷的歌曲。我們坐在那裡一言不發，試圖聽鄧麗君的歌聲。姚錦雲那麼全神慣注，完全沉浸在歌聲里。我突然意識到悲傷和悲傷的滋味。車窗外是我的姐姐和妹妹，他們送來火車站送我回學校。姚錦雲跳上火車上來送我，讓我聽歌。我對離別感到絕望，感到不可承擔。
也許是鄧麗君的歌聲的作用，淚水蒙住我的眼睛。姚錦雲坐在那裡，她的披肩發散落着，蓋住了她的半個臉，晚夏的夕光照在她的臉上，她的表情那麼悲傷。我出神地感受着那種無法言說的悲傷。火車的鈴聲突然響起來，督促上車來送親友的人下車，我打了一個激愣，一下子驚醒起來，督促姚錦雲下車。姚錦雲下車了，手裡舉着小錄音機。到了站台上，她把手從車窗內伸進來，舉着小錄音機，繼續讓我聽鄧麗君的歌聲，直到火車開始挪動了，歌聲還在縈迴。我從車窗里探出頭，看見姚錦雲和我的姐妹向我揮手，我還聽得見低徊的歌聲從後面傳來。火車開走的時候，我坐在座位上，茫然地恐懼起來，我對告別與未來都感到恐懼。
從那次起，我學會了一個道理，我自己的道理，拒絕分別和告別。在一切分別的場合我都盡最大力量把分別弄成不是分別。無論我去哪裡，我都儘量阻止任何人送我。我從來不說告別這個詞。出於對未來和人生無常的恐懼，也許是出於迷信，我不允許生活中有告別這種情況存在。我的父母，家人，朋友，孩子，沒有人不知道我對告別的恐懼和病態。任何人要去機場送我都會讓我恐懼。最好的辦法是不讓任何人送。我送別人的時候也裝作不是分別。我甚至拒絕與任何人，哪怕是我送到機場的親友說告別。不，不告別，永遠不告別。
我來來往往地每年飛往中國，我因為生活和工作與思彬住得分開在美洲大陸的東西兩岸，我們幾乎每個月都飛來飛去，我不允許告別發生。所有的告別都不是告別。在我的生活中永遠沒有告別。我從來不許思彬送我，到機場他不許停留，要立刻就走。我送他到機場也是如此。我從中國回來，不許家人送我到機場。姐姐堅持，我只許她送我到門口，不許去機場。不，不，不。讓我們把分別弄得平常，好像我一會兒就回來，生命就會平安。
我摯愛的人們不理解我，但是都容忍我的怪癖。他們都知道我對告別的恐懼。
可是沒有人明白這種恐懼從何而來。
這種恐懼來自我對生命無常的絕望。
來自我的近乎迷信的執狂。
讓分別不是分別。我們永遠沒有辦法知道每一次的告別是不是真的永遠的告別。如果我們不告別，我們還有事情要做，生命就會繼續下去。
來自我的經驗。姚錦云為什麼要那麼痴迷地送我？難道她感受到了未來？
死亡在每一個街口等待我們，為了抵抗死亡，我們相愛的人們永不告別。我決定。
“我去送你到機場，為什麼不成？你怕什麼？”妹妹善意地嘲弄我。
“我怕死亡。”我一臉的嚴肅。我自己走。就是不要你送我到機場。我們都四十多歲了，像兩個小孩子似地為送我爭執起來。我贏了，妹妹屈服。
她是妹妹，應該聽話。
任何告別對我來說都是永遠，我因此拒絕。
20、
告別。
我們為姚錦雲做了最後的告別儀式。
我們，一行有五六個人，我今天甚至不記得有誰了。我昨天給妹妹打電話，
“你在‘給姚錦雲的為了告別的紀念儀式’上嗎?”她聽我說着這樣拗口的話，簡單地回答我，“我在”，說得極為肯定。我問，還有誰？她說，“有王筠，吳瑕，我也不記得了。”然後，停了一下，她問，“你問我這個幹嘛?”“沒什麼。”我把電話掛了。
我退卻到自己的回憶中，我記得這些公園：北海，後海，紫竹院，頤和園。
記得那個寒冷的冬日，我們都騎着自行車。我把姚錦雲的血沙放在自己的自行車後架子上，我們要把她的血沙撒在她喜歡的北京的公園裡。她是那麼喜歡滑冰，在這個冰冷的冬日裡，我們把她歸還給冰，歸還給水，歸還給大地，歸還給她的笑聲響動的北京的公園的天空。
我們不想惹人注目，因此，整個儀式靜悄悄地。
我們站在北海的湖邊。北海的湖水歷來清澈，冬天的時候，結成冰的湖呈現出碧綠色，在晝光中發白。北海的白塔在灰濛濛的天空中顯得斑駁。公園裡很安靜。我們甚至擔心公園管理人員會看到我們。
我說告別詞：“錦雲，我們都知道你喜歡來這裡滑冰，看這裡到處是冰，你現在可以暢快地滑冰，暢快地玩了。”我哽咽住，用小鏟子把已經凝固成深藏色的血沙撒在開始溶化的冰上。我們去後海，也就是什剎海和積水潭之間。那個時候，後海是一個偏僻的地方，是城市中心安靜的角落。
在後海邊我們可以膽大一些，因為沒有人會注意我們。後海的湖水已經化了，也許因為是活水的原因。深綠的湖水倒影着高大光裸的樹，後海的四周到處都是樹木，倒影着北京冬天陰霾的天空。我們輪流把血沙撒進湖裡，我們每個人都向姚錦雲告別。我們接着騎車去紫竹院，最後去了頤和園。
一天中，我們把姚錦雲送到她最喜歡的幾個地方，有水有樹安靜的地方。血沙將永遠沉在湖地，而她的靈魂將上升，在湖上飛翔，爽朗地笑，開心地盡情地享受北京的美麗。
那個時候，北京是一個多麼美麗的城市！一個沒有高樓的城市，一個樹蔭掩映的城市，一個安靜的胡同交叉的古老的城市。我站在頤和園的昆明湖邊。我和姚錦雲曾在這裡划船，游泳。我們去過那裡無數次，我不記得多少次了。我們都愛頤和園昆明湖南岸的寂靜和廣闊，於是，我們站在南岸，把姚錦雲留在那裡。
自那次以後，二十多年來，我再也沒有回去過。去年夏天我回到北京，坐在後海的一個酒吧的露天竹椅上，看着熱鬧起來的後海。人群，無處不鑽鳴着喇叭的汽車和仍然在那裡的茂盛的樹木。湖水蕩漾，我想起了姚錦雲，想到多年的離別，多年的渴望。我的同伴為北京的美麗傾倒，夕光中，他嘆息北京的異國浪漫。而我舉着酒，突然站起來，走到幾尺之外的湖邊，把酒倒進湖中。“你好，錦雲，我在這，我們都四十多歲了，這二十多年來，你可安好?”
湖水蕩漾，蕩漾，那麼平靜。我看見下沉的夕光，後海的湖水在夕光中成紅 色的，血紅色的。
21、
姚錦雲死後，我一直對她的死亡感到不真實。難道姚錦雲真的死了嗎？難道她的那麼生氣勃勃的生命真的不再存在了？我不相信，我覺得也許在某個時刻還會突然出現，會大叫着我的名字走進我們家的小院子，她總是那麼颯颯爽爽地喊着我的名字，走進來。
然而她的家，父母以及哥哥在她死後馬上就搬走了。我去過他們的新家一次，就再也沒有訪問過他們。
姚錦雲的骨灰在放在我家裡一段時間後，被她摯愛的哥哥取走，埋葬在北京郊區附近的一片樹林中。我沒有去過她的墓地。不。她沒有墓地。沒有任何標誌表明她永遠地歸於那片樹林下的泥土裡了。這樣也好。我們都生於泥土，歸於泥土，本來也是不需要標誌的。
我想象那片樹林。那一定是一片新的樹林，新的樹木。那些年輕的樹在陽光下伸展着手臂，沐浴在陽光下，在陽光中眯起眼睛，他們分享陽光的燦爛。
我想象姚錦雲在那些樹林中安睡。她沉沉睡去，嘴巴微微地張着，好像一個嬰兒。多少次她睡在我的房間裡，我習慣了她的呼吸。
我想象她。於是她來到我的夢中。在她死後不久，她回來了。我們擁抱告別。她說，“我要走了。” “你去哪裡呢?”我焦急地問，知道她非走不可，但是又殘存一點希望。“我要去亞瑟王死後去的島上去。”她平靜地回答。
“為什麼是亞瑟王？圓桌騎士們嗎？”我完全不解，睜大眼睛看着她，不知她為什麼用這種陌生的語言說話。
她卻沒有回答我。我送她到海邊。大海風平浪靜，一片灰白，是冬天的海，濃霧遮蓋，我隱隱約約地看到遠處泊着一條船，或者是一個船的陰影。那條船，從影子上看是一艘古老的帶着白帆的船。我站在海邊，她回過身來，說，“我要去那個島，我還會回來看你的。”
我卻哭了起來，想揪住她，卻沒有揪住，她就不見了。我望着空空蕩蕩的大海，船也不見了。我大聲地喊起來，我聽得見自己的聲音。我醒了，被自己的喊聲驚醒。真切地感到她剛來過，但是，我也知道是 那只是一個夢。
不久她又來了。幾乎每兩三個月來一次。我開始的時候，每次醒來都感到隱隱的恐懼。我從來沒有見過鬼魂，夢中的情景如此逼真，我不知道該怎樣理解我這樣的夢。後來，我漸漸地習慣了她來。有時候上床前我還會想，姚錦雲今天晚上會不會來?好像是一個約會，我合上眼，等着她的到來。在夢中我們彼此都很清楚她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她已經死了。
這樣的夢持續了兩三年，有一次她又來了。我不記得具體夢是怎樣的了。但是我記得她最後說，“我不會再回來了。”我大驚失色起來，“為什麼?”她拿起我的手，放她的臉上，說，“你看，我的臉上的肉都掉了，不能再出來了。”我撫摸她美麗的臉，感到她臉上的肉好像在失落下來。我點點頭，完全明白她的意思，說，“那你現在怎麼回去呢?”她說，“我還是走窗子吧。”我打開窗，“這個窗嗎？”她點點頭。“你真的永遠不回來了?”她還是點頭，不說話。我 望着窗子，窗子外是灰色的天空。
我回過頭來，姚錦雲已經不在了。再看窗子，窗子打開着，天空空蕩着。
我醒來了。在黑暗中溫習自己的夢。
我試圖理解這些夢的意義。然而，我不能。
來美國多年後，我再婚了，搬進了思彬多年前買的田莊裡。早在他認識我之前，很多年前，他命名他的田莊為“新天堂島。”從公路上開車下來，轉到我未來的家的石子路上，開幾十米後，就可以看到一個橫木牌，上面寫着：新天堂島。我不知道這個名字的典故，問他什麼是新天堂島?他淡淡地說，“呃，亞瑟王死後去的島是天堂島，而這裡是新天堂島，與亞瑟王的島相連。”
我聽了他的話，像電擊了一樣，站在那裡。我無法解釋命運。當姚錦雲說去亞瑟王的島時，我並不知道那個島叫天堂島！如今，在完全不可能的條件下，在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亞瑟王的島出現在我面前。
天堂島和新天堂島相連。我從此要以這裡為永恆的家了。
姚錦雲，我們都住在天堂島上了，你可安好?
（作於2004年12月-2005年3月，美國葛底斯堡）
【作者簡介】沈睿：作家、詩人，出生於北京，1994年赴美留學，在美國俄勒岡大學獲得比較文學博士等學位，現為莫爾豪斯學院教授。出版過《假裝浪漫》、《荒原上的芭蕾》、《想象更美好的世界》和《一個女人看女人》等散文集。本文由作者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