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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老二
送交者:  2020年10月23日03:11:15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二千多年来,一直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尊为“圣人”的孔子,究竟是个什么人?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孔子,就一定要根据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看一看孔子是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他的思想是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孔子的政治立场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到前四七九年),鲁国人,是一个已经没落的殷氏族奴隶主贵族的后代。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春秋(公元前七七○年到前四七六年)晚期。由于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奴隶不断起来反抗。如公元前五五○年,陈国筑城的奴隶暴动;公元前五二○年,周王室的“百工”(大部分是手工业奴隶)起来造反;公元前四七八年,卫国的手工业奴隶围攻卫庄公,过了八年,他们又起来赶走了卫侯輙。奴隶们用逃亡和武装起义来反抗,从根本上震撼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奴隶制度摇摇欲坠,新兴的封建势力已经起来。所以,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新兴的地主阶级和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是当时主要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孔子站在那一边?可用下列几件事情来说明:


①当时,在奴隶和人民群众阶级斗争力量的推动下,土地所有制开始发生变化。原来殷、周奴隶制国家中,土地全属最大的奴隶主贵族头子——天子(王室)所有,诸侯(公室)、卿、大夫等各级奴隶主被分封和赏赐的土地,只有享有权,没有私有权。所以这样的土地叫“公田”。到春秋中期,有些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力量起来,他们开垦私田,数量越来越大,而且可以买卖。最初,王室和公室不承认私田,后来为了摆脱财政困境,被迫向私田征税,承认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孔子所在的鲁国,于公元前五九四年实行“初税亩”。这标志着由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向封建制的土地所有制的转化,由此出现地主和佃农,以及由贫民转化的自耕农等新的生产关系,个体经济得到发展。


当时鲁国有季孙、孟孙和叔孙三家,就是新兴力量的代表。公元前五六二年,他们“三分公室”,季孙氏采取征税的新制度;过了二十五年,又“四分公室”,这一次,孟孙、叔孙也和季孙一样,都采取征税制度,改变了生产关系。这是发展着的封建制向正在崩溃中的奴隶制的进攻,是进步的行为。


对于这件事情,孔子采取什么态度呢?


他认为,季孙、孟孙和叔孙,本来也是奴隶主,是大夫,却这样不守本分(“过其所爱”),破坏了从殷商以来传统的奴隶制度,这还得了吗!因此,他想尽办法要削弱这三家的势力,以维护鲁国公室的奴隶主统治。


当时,孔子的学生冉求,是帮助季孙氏实行改革的。孔子气愤得很,说冉求背叛了“周公之典”,即背叛了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左传》哀公十一年)。孔子宣布不承认冉求是他的学生,还要他的学生们“鸣鼓而攻之”,对冉求实行围攻(《论语·先进》)。


孔子维护什么制度,反对什么制度?这还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②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齐国。齐国新兴力量的代表是田成子(古代“田”和“陈”是同一个姓,所以又叫陈成子),他为了反对当时统治齐国的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采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的办法争取了群众,终于在公元前四八五年,杀掉了齐国奴隶主贵族头子齐简公。孔子对这件事很是反对,力劝鲁哀公出兵去讨伐,鲁哀公知道自己的力量弱,打不过齐国,才没有敢去。


第三件事情:孔子反对铸刑鼎。


当时,由于奴隶不断反抗和封建力量的兴起,原来奴隶制的“礼治”维持不下去了,不得不用“法治”来代替。奴隶制的“礼治”,其实就是规定奴隶主和奴隶的“尊卑”上下关系。奴隶主是统治奴隶的,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但是这时,奴隶很不听话,已经到处起来反抗了。有些倾向进步的人,看到这种趋势,认识到必须改变旧的统治办法,对贵族和奴隶的关系,要规定一些法律条文,对奴隶主有些限制,叫作“刑书”;那时是铸在鼎上的,让大家可以看到,这就叫“铸刑鼎”。它后来就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法律;后来主张“法治”的,就是代表新兴封建力量的法家。


孔子对于这件事,也是坚决反对的。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人铸刑鼎,他听到以后,很不以为然地说:将贵族和奴隶混在一起,怎么显示贵族的尊严伟大呢?这么一来,贵贱之间一点区别都没有了,还成个什么奴隶制国家呢(《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第四件事情:孔子杀少正卯。


孔子一生都想做官,以实现他那套反动的政治理想。但直到公元前四九七年,他才当了三个月鲁国的司寇,并代行宰相的职务。他上台才七天,就把当时鲁国一位著名的革新派人士叫做少正卯的捉来杀了。


原来,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代表各个阶级的思想家,都创立学派,互相辩论。少正卯和孔子一样,当时都在鲁国招收门徒讲学。他们是意见根本对立的两派。孔子杀少正卯,实际上正是当时阶级斗争的表现。请看孔子是怎样宣布少正卯的罪状的(见《荀子·坐宥》)。


孔子说:下面五条,只要犯有其中一条的人,就应该处死。


一、通达古今之变,了解事物变化的人,是容易铤而走险的(“心达而险”);


二、不以奴隶制的正道而行,固执地走所谓革新之路的(“行辟而坚”);


三、把他的所谓革新道理说得头头是道的(“言伪而辨”);


四、对奴隶制统治中所产生的一些腐朽不稳的现象,知道得非常之多的(“记丑而博”);


五、把反奴隶制的道理说得义正辞严似的(“顺非而泽”)。


孔子说:现在少正卯对这五条都犯了,所以非杀不可。他根据这五条定少正卯的罪案,那就是:


一、聚众结社(“居处足以聚徒成群”);


二、鼓吹邪说(“言谈足以饰邪营众”);


三、淆乱是非(“强足以反是独立”)。


少正卯倡导革新,是适应当时历史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愿望的。孔子杀了少正卯,连他的学生子贡也怀疑是错误的(《孔子家语》)。当时人民群众都爱戴少正卯,颂扬他是杰出的人物。


够了,这几件事情足以说明:孔子是顽固地站在日趋崩溃的奴隶制一边,坚决反对新兴的封建制改革的。


春秋时代,奴隶制国家先后灭亡的有五十二国,奴隶制度日趋崩溃,这时候,孔子提出来的政治口号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就是要复兴被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力,让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这是彻头彻尾的复旧反动的政治口号。孔子却要以此为“己任”,下决心要做到“死而后已”。当时人民群众非常讨厌他,有一位守门人骂他是不识时务(“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是逆时代而行的反动人物。孔子和他的学生到处游说,有些地方的群众就围攻他们,他们吓得跑了,“若丧家之犬”。这就是站在反动立场的孔子应得的惩罚。


孔子的思想——“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个“仁”字。这个“仁”,原来就是殷周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

殷周奴隶主统治者,为了巩固奴隶主阶级的团结,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就提倡“仁”。现在考古发现的甲骨文卜辞上就已经有“仁”字。奴隶主提倡“仁”,就是要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成员之间亲爱团结;同时还要欺骗被奴役的劳动人民,让他们服从统治者,不要反抗(“怀于有仁”。《商书·太甲下》)。孔子最崇拜的


“圣人”周公,不是就自称他是仁爱又顺从祖先的吗(“予仁若考”。《周书·金滕》)!他们看来,在奴隶主阶级中,只要人人相亲相爱,又能顺从氏族祖先,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就可以巩固下去。所以,他们的结论是:


“仁亲”就是“宝”(《礼记·檀公》)。可见奴隶主把“仁”看得非常重要。


孔子对“仁”作了系统的归纳与发挥。他给“仁”规定了许多内容:孝悌、忠恕、正名、德、智等等,都包括在内。我们分析这些内容,就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是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孔子归纳得出:“孝”和“悌”是“仁”的根本。


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奴隶制社会是氏族贵族的统治。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属于同一个氏族,有共同的祖先。孔子感到:当时奴隶主内部矛盾很尖锐,你争我夺,这样就会导致奴隶主统治的崩溃。所以他提出:只要奴隶主内部,人人都能对祖先、对父母尽孝道,就可以从纵的方面将奴隶主团结起来。“悌”就是平辈的兄弟之间,彼此都能相亲相爱,就可以从横的方面将奴隶主团结起来。奴隶主阶级在纵横两方面都团结一致了,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的事情,就可以达到巩固氏族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目的。同时,奴隶主内部实行“孝”“悌”,就能够影响奴隶们也趋于厚道(“民德归厚”。《论语·学而》),规规矩矩地服从奴隶主的统治。


所谓“忠”、“恕”,也完全是为奴隶主的利益服务的。孔子提倡“忠”,就是要奴隶忠于奴隶主,大夫、陪臣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周天子,目的就是要巩固各级奴隶主的统治。他提倡“恕”,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但他决不是要对奴隶实行宽恕,而只是对那些已经沦落的奴隶主实行恕道。孔子自己就是一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后代,小时候做过许多被认为卑贱的事,管理过仓库和牧畜的事情。他很能替自己这样的人着想。他要求对没落的奴隶主不要过于求全责备了(“毋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只要他没有大错误,就不要抛弃他,要做到在奴隶主内部“故旧不被遗弃”,大家团结一致,以防止奴隶们起来造反。


上面已经说过:春秋是个大变革的时代,当时新兴的封建力量抬头了,如鲁国的季孙氏、齐国的田氏,他们都向反动的奴隶主贵族统治进攻,改变了原来的生产关系,破坏了奴隶制的“礼治”。孔子认为,这是因为这些新兴力量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和约束自己的行动,就是不仁。他就把殷周以来的“克己复礼”的办法搬了出来。(《左传》:“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这“志”是“记载”的意思。)他对学生颜渊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只要奴隶主们都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动,恢复礼治,奴隶们也就会规规矩矩地服从统治。这就叫“天下归仁”。这样,奴隶主的统治就可以巩固下去。


因此,孔子还大声疾呼地说要“正名”(《论语·子路》)。


什么是“正名”?就是要用主观的观念(“名”),去规定和范围客观的存在。


这是因为,在奴隶主的残酷统治下,奴隶的不断起义,新兴封建力量的抬头,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使得奴隶制社会的秩序十分混乱(“礼崩乐坏”)。当时,政令和军令已经不能从奴隶主最高统治者——周天子那里发出来了;各国诸侯的权力也发生了问题,有些落到大夫、陪臣手里;另一方面,象少正卯这样的人又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评当局。已经造成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于是孔子下了决心,要用殷周以来奴隶主阶级那套主观的观念,去规定和范围正在变革中的社会存在,以恢复固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妄图挽回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颓势。


据说,他还因此写了一部他当时的现代史,叫做《春秋》。后来孟子说:孔子这部历史写出来以后,使得那些“乱臣贼子”都感到害怕。因为它是用正定名分的观点去写的,想把变革了的社会现实改正过来,恢复旧秩序。孟子吹捧他,说孔子写《春秋》去改正被紊乱了的名分,这是在代替周天子行使最高权力——去巩固奴隶制的统治。所以,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值得大书特书(《孟子·滕文公下》)。


实际上,这不过是孔子的顽固立场的又一表现罢了。


这也是孔子所说的“仁”的工夫。


孔子所说的“德”——“为政”要“以德”,也并不是要对被奴役的劳动人民行德政,只有在奴隶主阶级内部,才行所谓德政。《荀子·礼论》:“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这个“有”字,古代同“域”字,这是指居住在城市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当时居住在城市里的,主要是士君子——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而民——奴隶,大都住在城外。当时所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这“中国”是指“国中”,即城内。这也就是说:德只能施于住在城内的大小奴隶主;而对住在城外的被奴役的劳动人民,却只能施刑罚。用鞭子去对付劳动人民,这就是奴隶主的“德政”!


孔子认为,“仁”还包括“智”——知识。他竭力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这就是说:奴隶主“圣人”是上等的天才,奴隶们不过是下等的奴才。一个是绝对的智慧,一个是绝对的愚蠢,这两个阶级是无论怎样也不能改变的。所谓天才的知识是从那里来的呢?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认为“圣人”的知识是天生的,不是来自实践。孔子就是这样赤裸裸地主张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的。


所以孔子十分看不起生产劳动。他的学生樊迟要求学习农业劳动知识,孔子很生气,他说:这是奴隶们干的事情,我才不干呢。他骂樊迟是“小人”(《论语·子路》)。劳动人民怎样回答他呢?有位正在耘田的老农看到孔子,说他不过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只会过不劳而获生活的寄生虫(《论语·微子》)。这是对孔子的最正确的评价。


孔子讲了许多“仁”,但是他将奴隶等被奴役的劳动人民排除在“仁”之外。在他看来,奴隶们是只能供驱使、被奴役的,决不能让他们知道任何道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他辱骂他们是“鸟兽”,是那些奴隶主贵族老爷们不屑为伍的(《论语·微子》)。他特别轻视妇女,认为不论男奴隶也好,女奴隶也好,都是很难畜养、很难对付,也是不可以亲近的(《论语·阳货》)。他认为:在奴隶主中间,可以有不仁的人;而在奴隶和被奴役的劳动人民中间,则是根本不可能有仁者的(“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


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说“仁者爱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并不是要爱一切人(包括奴隶),他所爱的,仅仅只是奴隶主阶级。他也讲“泛爱众”,好象是要普遍地爱大众了,其实,当时的“众”字,因为社会变革,已经不是殷商和西周初期那样,还有奴隶的含义,而只是指“君师”、“群臣”了(《礼记·曲礼》郑玄注);所以,他所爱的仍旧只是奴隶主阶级。


毛主席指出:“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千万不要上孔子的当,尽管他说了不少漂亮话,什么“治亲”呀,“报功”呀,“举贤”呀,“使能”呀,“存爱”呀,这些“仁政”,都只施于奴隶主阶级内部,而“民不与焉”(《礼记·大传》)——奴隶们是不在其内的,他们是只能被奴役、被鞭挞、被屠杀的。


从上面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孔子满口“仁义道德”,说得天花乱坠,戳穿了看,他的思想,都是为正在崩溃中的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当时,反对孔子的儒家,站在封建阶级的进步立场的是荀子,以及他的学生韩非等法家。先秦儒法两家的斗争,是当时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表现。这方面,我已经专文阐述(《红旗》一九七二年第十二期),这里就不再多谈了。


孔子在当时,是站在正在崩溃中的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反对新兴的封建势力;他的思想的实质,是要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论证劳动人民只能被剥削、被奴役、被统治。用一句话说,他就是要论证“剥削有理、造反有罪”。因此,后来的剥削阶级,不管是封建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当他们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可以反对孔子,喊“打倒孔家店”;一旦他们取得政权,成为反动的统治阶级之后,却都要利用孔子的思想,来欺骗劳动人民,为他们自己的反动统治服务。所以二千多年来,孔子一直被他们尊为“至圣先师”。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才能揭穿孔子的反动本质。


毛主席教导我们:“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分析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看在当时历史发展的条件下,他是站在进步阶级方面,主张革新呢,还是站在反动阶级方面,主张保守。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肯定的,只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东西,对反动的、保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否定它,批判它。所以,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对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会有帮助的。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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