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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阶级的下层:海外五毛党的阶级分析
送交者:  2020年10月19日12:15:56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仅仅从心理层面来剖析海外五毛现象或许是不够的,社会现象绝不可能由心理原因单独起作用。那么,从社会层面上看,海外五毛党人是怎样一群人呢?

他们主要是大陆技术移民,也有少数投资移民,出国有年头了,百分之八九十是从事电脑相关行业的理工男,大部分已入外籍。他们通常有房有车,有家有口,工作稳定。如果不是成为公司的小头目、基层经理,就是资深元老,或者是某个小企业的老板。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群人,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其中不少还受过国外的高等教育),工作稳定、收入可观,享受着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为什么会自觉自愿地去支持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共当局,或者投身于大陆的民族主义洪流呢?

除了从社会心理机制去深入了解海外五毛的成因之外(参见《寻找第二脐带》),本文想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社会地位,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他们逃避自由的经济政治背景。

马克思在约两百年前使用的阶级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将会逐渐分裂为两大阵营: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然而他之后近两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似乎没有走向他预言的简单二元对立格局。学者尼尔·汤普森在1997年提出了一个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典型的阶级框架,大致如下:

第一层:上层阶级。在金字塔的尖顶主要有两类人:企业精英和政治精英。前者拥有企业权力和垄断;后者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前者如大企业的所有者、领导人等。后者如被选举出来的国家首脑和政府要员等。这就是如今人们常说的”百分之一(的人)“。

第二层:资产阶级。在企业精英和政治精英之下是以下两类人:一类是中等企业的所有者和大企业的高管;另一类是强有力的专业人士,他们的代表是自雇的律师、医生、工程师以及高级知识分子如教授、学者等。或可称作:中间阶级的上层。

第三层: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小企业主(比如,拥有小工厂、作坊的人);另一类是半专业人士,比如教师、记者、护士、社会工作者、等等。也可称作:中间阶级的下层。

第四层:工人阶级。他们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占据了阶级制度这座金字塔的底层。所有那些主要收入来源在于出卖劳动力并且/或者由政府支付工资的人。

以上从第一层到第四层,每下一层,人口越来越多,但是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力量反而越来越小。

第五层:下层或底层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和劳动力市场的关联而成为下层阶级。他们中大部分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中主要有:无家可归者、精神病人、长期失业者、残疾人、印第安人、有色人种中的难民以及一些被边缘化和排除在外的贫穷的白人。 

对照这一模型可以知道:海外华人技术移民的绝大多数人属于小资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下层)。其中有少数成功攀爬社会阶梯,进入中间阶级上层的资产阶级,也有少数从小资产阶级掉落到工人阶级甚至下层阶级。但是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陆移民要么成了小企业主或所谓“自雇人士”,要么成了企业中的白领工人。

中间阶级的下层是弗洛姆认为的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支持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社会群体。以此为鉴,今日海外资本主义国家中,位于中间阶级下层地位的海外华人移民主体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如中共、北韩等,对威权色彩的领导人,如川普、习近平等,出现集体膜拜的行为,就可以理解了。

因为中间阶级的下层人士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也享受到一点自由的积极面,发展出独立与理性,但是更多地感受到自由的消极一面:个体的渺小、无力与孤独。

特别在二十一世纪资本的全球化时代,资本的强大达到了无远弗届的地步,网络用语“资本为王”直截了当地点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资本成了主人,工人们(不论白领、蓝领)都成了仆人。海外华人就业比重最大的白领阶层面对日益全球化的竞争,小企业主面对大企业的挤迫,就业与经济上的高压更加重了他们个体的孤独感与无力感。

孤独感与无力感之不可承受,让中间阶级的一些下层人士不顾一切地寻找解决方案,特别是那些能够给予他们些许安全感的东西,比如民族主义、操控他人的权力、金钱,宗教,等等。而对于大陆移民和留学生来说,他们最常见的解决方案就是:走回头路!

回到那曾经给他们无足轻重的人生带来安全感的大陆社会,回到大陆风头十足的民族主义,回到把民众当作小孩甚至韭菜的大陆极权体制。虽然那里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独立,也没有理性,但是他们感到自己与一群人、甚至一个民族的连接(同一感),感到渺小的自我投入到某个强大民族或国家中的自豪感。这种虚假的同一感与自豪感,让他们在意识层次上暂时忘记了自由与个人化给他带来的孤独与无力。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上看,海外五毛党人之成为五毛,与他们身处社会阶梯的位置:中间阶级的下层(或小资产阶级)是密切相关的。这一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承受较多自由的消极面:精神上的孤独感与无力感。在消极自由的重压下,他们不顾一切地逃避自由,逃向任何能够给他们的心理带来安慰的社会机构、群体、个人或意识形态。而在精神上回归到大陆,回归到曾经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与合一感的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或极权政治意识形态似乎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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