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位观察

        一个特定的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性格、社会历练、知识结构以及面临的特有国内国际局面，构成了他执政风格  。而这种特有的执政风格，由于所在国家的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同，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也大为不同。比如一个非洲小国的领导人，他的执政风格无论多么与众不同，也不会给整个世界带来太大的影响。又比如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他的执政程序受到制度的层层约束，其个人风格虽然有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毕竟被约束在制度程序之下，不会出大格，不会造成太大灾难。但独裁国家的领导人则不一样，特别是大国的独裁领导人，比如前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他们的带有鲜明个人特点的执政风格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并为世界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当然，这种遗产是黑暗并且残酷的，但也有某些喜剧色彩。

     毛泽东是一个浪漫到极致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揽权和分权的高手。其实这种表现出来的揽权和分权高明手段也许并不完全是出于老奸巨猾的设计，更大程度上是个人性格所致。

        概况毛泽东的执政风格，可以用浪漫专制来定义。

        毛泽东是中国农业文明养育出来的叛逆枭雄——熟读中国史书、兵法书、古诗词、稗官野史等，却对祖宗传统大加鞭挞，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毛泽东的性格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顽童与暴君。这种复杂性格促使他身在上位却又总是以下位造反者自居。比如他一再号召他的下属们要有“猴气”，也就是《西游记》中那个大闹天宫的孙猴子的造反精神。但是你如果对他的话认真，真的对他有丝毫忤逆，那他就要露出暴君的一面，把你活活整死。

        他喜爱《红楼梦》，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书中的那个叛逆贵公子贾宝玉。他像贾宝玉那样喜欢混在年轻女性堆里，但却缺乏贾宝玉那种对年轻女性的尊重。比如在两性戏耍之余，他会问身边的年轻女性：你爱不爱我？年轻女性诚惶诚恐地回答：我崇拜主席。这往往令毛泽东觉得兴味索然。这些在接触毛泽东最多的御用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里都有记载。

        毛泽东是个男性荷尔蒙特别发达的人，在男女性事方面从年轻时就很放纵，毛泽东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肖三晚年与李锐先生住在一个楼，经常与李锐谈起毛泽东年轻时在男女关系上的放荡。这种发达的男性荷尔蒙，是毛好斗性格的生理基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现在仍然是悬在中国人头上一把阴森的利剑。

        好斗的性格在战争年代作为军事统帅是个很大优势，能够顶住巨大压力，坚忍不拔，绝不服输，并且为了达到胜利的目标无所不用其极，施行各种战略战术、阴谋诡计达成胜利，所以毛在战争年代在中共军队中建立起了极高的个人威望。

        但在和平年代，失去了战争带来的生死存亡的压力，好斗的性格就往往成为执政者一大劣势，特别是专制独裁的执政者就更是如此。好斗而缺少监督与压力就必然导致好大喜功，对反对意见残酷打压，对歌功颂德有着失去理智的偏好。在理性上，毛泽东也清楚“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但他的好斗与好大喜功的性格则往往使他失去理性，陷入独裁性格的奴役之下，反右和大跃进的灾难很大部分源于毛泽东的性格悲剧。

        毛泽东好恶作剧，有时兴起，会故作高深地戏弄他的下属，比如让中共高干中诗歌造诣最好的陈毅去跟诗风单调的叶剑英学写诗，还让认不了几个大字的许世友去读《红楼梦》，搞得许世友很是无奈，只好如实报告：一读《红楼梦》就想睡觉。

        毛泽东是个破坏的天才，却是建设的低能儿。在“打碎一个旧世界”这一点上毛泽东极为成功，但却在“建设一个新世界”上面继续运用他的破坏手法，一刻不停地折腾，搞得他梦想中的新世界一片瓦砾。

       他对正统的历史评价极为蔑视，热衷于给历史上的反面人物翻案，比如秦始皇和曹孟德。特别是对于东汉末年的枭雄曹操，毛泽东简直到了迷恋的程度。因为曹操跟毛泽东一样，也是个藐视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的人，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也不让天下人负我。”这句话也是毛泽东一生的写照。

        但毛泽东毕竟有顽童的一面，他的顽童性格让他不耐烦虚名和繁琐的礼仪。所以他宁可把国家主席让给刘少奇，把党务交给邓小平，把国家政务交给周恩来，而他在躲在中南海和各处的行宫与年轻女孩嬉戏，充当大观园里的贾宝玉。而一旦刘邓周做的事情不合他意，他便会暴君上身，或召开会议或亲自写社论上纲上线地给下属们扣上吓人的罪名，天马行空地斥骂一顿。

        “文革”是毛泽东身上顽童与暴君性格的合并爆发，专制暴君性格让他不能忍受自己的权威受到侵犯，但斗争的手段却是“顽童”的方式。本来身居最高位的毛泽东化身为造反小将，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同花果山上猴王，率领群猴造反。那些被他鼓动起来的“革命小将“红卫兵就是跟在这只老猴精身后的众多小猴。当然，看到小猴们越过了他心里预设的界限，他就出手把他们收回去，不是像猴王收猴毛一样收回自己身上，而是把他们赶到农村去，给他们画出一张大饼——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但毛泽东由于出身平民，在待人接物中又带有明显的民间平民之间的亲和特点。大家都以为毛泽东是个睥睨天地、粪土王候的大枭雄，在所有场合都会表现出阴毒狠辣、狂傲霸道的气魄与性格，在接人待物方面肯定也是狂傲不羁的。其实恰恰相反，毛除了刻意打压特定人物的需要之外，在与人相处时是恪守乡村古礼的。史料记载，文革中清华大学红卫兵头目蒯大富应召到人民大会堂开会，73岁高龄的毛泽东是从座位上站起来迎接他的。而就在毛已经决定彻底打倒刘少奇，刘少奇面见毛泽东要求回家种地，毛的态度也是温柔有礼的，不好意思当面放狠话。对贺龙、杨尚昆等人也是一样，当面谈话时相当温和有礼，等人离开之后再指示并纵容手下去下狠手去整人。

        但毛泽东的任性胡为，有一个特殊环境，那就是中国大陆的封闭状态。在一个信息高度封锁、国门高度封闭的环境里，领导人对自己造成的任何罪恶都不必直接承担后果，后果都由国民和下属承担，只要牢牢抓住宣传机器进行洗脑就行。所以，在毛在世的时候，他的这种胡作非为的浪漫执政风格都被冠上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光环，只有等他去世之后才被知情人逐步揭示出来。

        毛泽东的性格与执政风格可以写成一本书，今天就是简单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