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友感叹：楊当时是北大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之一。非常欣赏钦佩他敢顶江青。我们当时最多心里想想或极小范围内议论一下而已。江青那次北大讲话确实是给“伟大领袖”丢脸面了。

舅舅走了 ZT

Original 杨小冬 喇叭杨 

离中秋国庆长假还剩最后一天，我身心放松，北京飞上海，晚上6:00飞机落虹桥，期待着明天的旗忠会员杯，畅打畅饮之后是一周的金秋桂花香：疫情前就约好的“空巢杯卡拉OK大奖赛”是二号，三号四号是老爸网球队的比赛和赛后的啤酒鸡翅，还有朋友聚会，打牌高尔夫。。。排满了整个快乐的黄金周。一个电话打破了这一切：舅舅刚刚下午在重庆突然逝世，毫无征兆，疑似脑淤血。我匆匆回家拿了换洗衣服，晚上9:30登上去重庆的飞机。

凌晨1:00多，亲眼确认了舅舅果然离去：他安详地睡着，轮廓清晰，毫无表情，戴着帽子，干干净净，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干净。身边是哭得像泪人一样的小邓，舅舅的最后一任女友，也应该是最照顾他的一位。重庆姑娘，俩人刚刚在一起不到半年，正在计划今后的生活，结婚，等新冠结束了去波士顿。。。。。。

让我极度紧张的是远在北京的妈妈，担心88岁的老妈禁不住如此重大打击。舅舅是母亲唯一的弟弟，1945年出生时妈妈已经12岁。当年，就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们的父亲战死沙场，留下了刚刚满月的舅舅，和已经是抗日子弟学校学员的母亲。姥姥是只会做家务的小脚山东农村妇女，漂亮，贤惠，不识字，不管事儿。老爷生前给母亲的嘱托，要她一定要把弟弟带大，励志成才，建设新中国，像那个年代出生的很多孩子一样，舅舅的小名叫“建国”，他父亲要他励志建设新中国。

舅舅叫杨炳章，小名建国，英文名Benjamin Yang，姐姐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人，每次交女朋友，没有引荐给姐姐的，都不是正式的。我经常调侃妈妈：我们哥儿仨加起来，也不如你弟弟对你重要。妈妈其实就是舅舅的“小妈”，在山东重男轻女的文化里，妈妈承接的是她父亲的重托，“杨勋杨炳章”似乎永远是一个特殊的独立的名字。

1957年，舅舅12岁，妈妈已经人大毕业成了北大经济系的一名年轻教师，远在寿光老家的建国到了上初中的年龄。舅舅进了北京101中学，一所延安搬来的干部子弟中学。舅舅操着一口山东土话，一头扎进了红二代扎堆儿的北京101中学。初到北京，他兴高采烈地操着山东土话告诉姐姐：“这个北京的汽车有个十辆八辆的”。他在班里给同学们说山东快书：“狼里格狼，狼里格狼。。。”丝毫没有察觉他正在被班里的高干子弟们调侃。很快，这个山东乡下孩子异军突起，凭着他百米十一秒以内的成绩，在压轴的第四棒带领101中学获得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四成一百米冠军。他优异的学习成绩，烈士子弟的出身和英俊的仪表开始让老师同学刮目相看。

进入高中，班干部找他谈话，希望发展他入团，比他大两岁的华池舅妈授命给他做思想工作。舅舅回复：你一个女的，还来教育我，咱们还是去圆明园玩儿吧。一来二去，舅舅非但没有入团，刘华池成了他的初恋女友，还因此丢掉了入党的机会：立场不坚定，与政治思想工作对象谈恋爱。

1964年，我出生的那年，舅舅高中毕业，考上了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这是一所排在北大清华之前的学校，只收又红又专，出身好的孩子，他们会被培养成共和国的外交官，武官和其他栋梁。入学不到半年，校方通知妈妈，杨炳章要退学。妈妈急忙抱着我赶去张家口。舅舅指着穿军服的教官们对妈妈说：“姐姐，你要我一辈子像他们一样碌碌无为地活着吗？！”（在妈妈怀里的我当时忍不住，尿了：“Ben, are you kidding me?!you are too simple too naive!”）

舅舅终于不听劝阻，退学了。1965年他来到北大，20岁，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学历，只有姐姐。他住在北大44楼，图书馆食堂教室三点一线，靠着姐姐的经济来源和人脉，到哲学系申请了一张旁听证，他要研究黑格尔，还有康德什么的。

反右，四清，和正在预热的文革鼓动着杨勋杨炳章姐弟俩的革命激情。伴随着聂元榟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文革终于在北大揭开了序幕。1966年夏的一天，一直以“杨勋弟”署名参加大字报辩论的杨炳章终于按耐不住了。原因是他近距离在北大东操场观摩了江青的演讲。杨炳章经过一夜思考，决定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一封信，告诉他老人家：“您老婆在诋毁您的伟大形象”。第二天早上，舅舅带着起草好的信来找妈妈：“姐，咱俩今天就去文革信访办，咱们要把这封信递给毛主席。”

姐弟俩上路了，早上9:00多就到了中南海新华门门卫，听说是北大的，门卫让他们午饭后再来听消息，毕竟是关于昨天北大的万人大会，康生江青等文革领导小组成员都参加，而第二场万人大会是第二天，还是北大东操场，还是康生江青等的原班人马。

午饭后，一辆212北京吉普已经等在信访办门口了。姐弟俩上了车，被告知中央文革领导要接见你们。车子沿着长安街往西开，进了钓鱼台，等待他们俩的中央领导是江青。舅舅被告知在外面等，只有他姐姐可以见江青。据妈妈后来说，舅舅在外面等得不耐烦就大声喧哗，江青问外面是谁，妈妈说是一起来的弟弟。于是江青就挥挥手，让他也进来。江青听取了他们俩的汇报：北大文革的进展，李纳在北大历史系的情况，还有山东老乡的寒暄。。。

如火如荼的文革在继续，妈妈开始了她一个人的大串连旅行。1966年秋天，妈妈终于回家了。到家的第一晚就被送进了监狱。在监狱里，放风的时候，妈妈看见了舅舅。在狱中，姐弟俩几次见面都是一起被拉回北大批斗。据舅舅说，一次，完成了一整天的喷气式批斗和殴打，俩人被同车押回牢房，舅舅不断跟押送他们的狱警投诉他们俩被毒打。筋疲力尽的妈妈不耐烦了，对他狠狠地说：“就挨了几下打，一个大男人，那么多废话！”于是舅舅自责地闭上了嘴。

1969年妈妈被释放出狱，舅舅已经提前释放了，退回原籍，整天在村里百无聊赖，和他的发小朋友们下象棋。夏天过去了，他开始计划下一步，他和好友袁佩文去了延吉，老乡介绍，在林场里伐木。一个温暖的冬日，他告别了发小，一个人踏着鸭绿江的冰，走向北朝鲜。

边境的朝鲜人民军关押了他，一顿暴打之后发现他怀里揣着一张抗日烈属证，问他，你来朝鲜干什么？他说来学朝鲜语。其实他的计划是从朝鲜再去苏联。舅舅被送到平壤。不到三个月，他可以用朝鲜话简单沟通了，毕竟是张家口外语学院的辍学生。

1969年周总理访问朝鲜，一度降温的中朝关系恢复，舅舅也踏上了被遣返的征程。夏天，朝鲜人民军在边境把他移交给延吉自治州警察。舅舅被继续押送山东潍坊。舅舅和押送他的两名警察在列车里喝酒，火车途经天津，他成功逃脱，在天津火车站卖了自己的毛衣，买了火车票进京。下午，公共电话铃响了，妈妈在电话的另一头听到了久违的弟弟：“姐，我在西单书店，你能来吗？”这是消失了很久的24岁的弟弟的召唤。

不知是我自己的记忆还是后来别人不断的重复，晚上10点不到，舅舅和妈妈一起回到我们在海淀太平庄的小屋儿。很快，房顶上，门前房后，同时出现了很多警察，舅舅被带走了，一个竟敢把警察灌醉的逃犯。警察们骑着自行车，舅舅试图往其中一辆的后座上坐，被警察吼下。他冲着妈妈做了个怪样儿，戴着手铐，跟着自行车后面不自然地小跑，消失在夜色中。

舅舅被判刑四年劳改。妈妈一直对这件事内疚，因为她向组织交代，说弟弟一直想去美国。本来可以争取“偷越国境”罪，后来成了“叛国投敌”，否则刑期不会那么长。舅舅从来不指责妈妈，只是笑笑：“我这个傻姐姐，什么都相信组织。”

1974年，舅舅刑满释放，突然想起自己还会说英文，他在寿光寒桥中学开始教英文。而立之年的他终于稳定下来了。此时的初恋女友，比舅舅大两岁的华池舅妈，虽然已是千疮百孔，但还是对舅舅不离不弃，苦苦等待。1974年夏的一天，华池舅妈小小的个子抱着一个大相框从天津大港油田来到北京，当晚他们结婚了。婚礼没有一点喜兴，华池舅妈一直在擦泪，婚宴是鲁菜。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是我记忆中首次下饭馆儿，我那年10岁。撑死宝宝了。一条红烧鱼，撑得我夜里拉肚子。

1975年，表弟出生，舅舅30岁，一事无成，沦落在寿光教中学，农村户口。他给儿子起名“上上”意在让儿子一辈子抽上上签。他已经对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没兴趣了。接下来是舅舅和华池舅妈之间的恶斗。这是我少年时期永远冥思苦想的故事：他们如此浪漫，如此同甘共苦，激情革命，怎么会在一切都平静下来的时候彼此反目为仇。表弟杨上上几乎一出生就送到了我家，舅舅舅妈过着分居的生活，山东寿光，天津大港，俩人见面就吵，就砸，甚至动手，直到80年代初非常物质地离婚。

1978年研究生考试恢复，舅舅的希望来了。他当然要回北大。舅舅后来说，考场上，他的手哆嗦了5分钟不能下笔。他的面前摊着自己今后命运的考卷，他要离开寒桥中学，他要上北大，他要去美国，那年他33岁。

舅舅以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第一名的成绩回到了北大。无论年龄还是阅历，此时的他都是大哥级的人物，无论是1980年海淀区人民代表竞选还是今天杂志，北京自由知识分子圈里都知道杨炳章是大哥级别的人物：两次入狱判刑的理由都让人目瞪口呆：提醒毛主席小心他老婆，转道北朝鲜去苏联，舅舅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但进入80年代的杨炳章已经对革命和运动彻底无兴趣了。他像老大哥一样关心但不参与，不是出于胆怯，只是觉得疲惫。他一门心思，削尖脑袋就是要去美国。1982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偷偷卖掉了姥姥在老家的宅子，2000多元人民币买了单程北京纽约的机票，耶鲁哥伦比亚哈佛都给了舅舅全额奖学金。舅舅成了文革以后哈佛第一位中国博士研究生。

80年代出国潮开始。杨炳章在哈佛的宿舍成了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据点。去哈佛的中国留学生学者几乎都认识杨炳章，他们一起抽烟喝酒下围棋谈政治。1987年，舅舅顺利获得哈佛政治学博士学历，论文是“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导师之一是费正清，一本至今都是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的重要学术参考书。他的其他著作也都是80年代的产物。凭他的才能与学历，舅舅很容易找到一个教授的职位，踏踏实实地在美国发展。可他偏偏天生就不属于任何体制。他不拘小节，不接受任何规范作息，写东西蹲在椅子上，抽烟一天两包，开车违章，冰箱里永远是过期食品，个人卫生一塌糊涂。

90年代中期，舅舅开始接受他不属于美国社会的事实，回到北京，在人大政治系做教授，波士顿剩下的是他在哈佛的一个大破房子，里面是不断的房租官司，还有和他不往来的儿子和前妻。人大讲台上的杨炳章当然魅力十足：讲哈佛，喷阅历，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英文，俄语穿插，自然就有或真或假被迷倒的姑娘前仆后继。连着送了几个女朋友去美国读书，人才色皆空之后，舅舅也没了教书写作的兴趣，北大建校100周年之际，他草草写了两本回忆录：“从北大到哈佛”，“不平则鸣：我的哈佛15年”，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之后的舅舅，到美国就时不时去大西洋赌城，在中国就是上网下围棋玩儿股票。

三年前我大儿子在波士顿Tufts大学毕业，舅舅正好也在，他兴高采烈地换上新衣服来参加悠悠的毕业典礼，看着我学哲学的儿子在台上作为毕业生代表演讲，他无比骄傲，似乎看到了自己20岁时的影子，俩人讨论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什么的，我插不上话，只是频频点头。

9月29号，舅舅突然去世的前一天从重庆打电话回北大，我正好在家。也是鬼使神差，我们几乎不通电话。电话里他仔细问我两个儿子的近况。我知道他很喜欢我的两个儿子，也许是因为他和自己儿子恶劣的关系。其实我们已经约定好了，下次去波士顿，我负责把表弟杨上上和舅舅拉到一个饭桌上。

舅舅不是完人，他甚至支持川普。晚年的政治观点充满了功利，藐视基本价值观。他一生大男子主义重男轻女，无论是对初恋女友还是江青。他缺乏家庭责任感。他儿子和他不来往，我想一定也有舅舅的问题。但舅舅幽默，聪明，有魅力，嘴甜，一生精彩，最重要的，他有如此一份独有的姐弟情。

舅舅出事当天，我不敢告诉妈妈，担心老太太承受不住，第一时间请大儿子飞去北京陪奶奶，怕她得知噩耗后有个三长两短。妈妈的乐观主义精神再次让我震惊。知道舅舅在抢救，她其实已经预感到弟弟已经猝死。她表现出的平静与理智，让我惊叹。老太太笑傲人生的生活态度，让我望尘莫及。她了解到舅舅抢救的过程后对我说：“我也希望最后像你舅舅一样去世，人能够不痛苦地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一直在研究安乐死”。

舅舅如此精彩的一生让我短短几千字就总结了，届时我的一生也许只需几百字。人生莫测，其实我们只需一步一个脚印，认真对待每一天，每一件事情，每一份感情，踏踏实实，快快乐乐地向前走，走到哪儿算哪儿。

“老舅老舅你向西南，钱处安身，苦处使钱。。。。。。”这是我在30多年前我姥姥，你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披麻戴孝给她老人家指路的时候喊的，山东口音，现在轮到你了，老舅。

小冬

2020年10月2日星期五

80年代北大社会学的孩子；

90年代哥本哈根的浪子；

对政治又爱又恨的汉子；

拿喇叭当饭碗的贩子。

ZT 北大文革中的“异端”组织与人物

－－作者：舒声
　　　
按：本篇原载丛璋、亚达、国真编辑整理的自印书《燕园风云录－－北京大学文革回忆资料汇编》第二集，2013年9月。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先在百度上搜了一下“异端”的定义：“异端指不符合正统思想的主张或教义，通常含有负面的含意，或称旁门左道；但也可指不重要的思想流派，即小道。”在北大文革中，紧跟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积极支持和参加文化大革命，并紧跟领袖支持的聂元梓的，自然就是正统，而对文革和领袖及其支持者有怀疑、不敬甚至反对的，自然就是异端了。还有个别人，思想比较奇特，不同于常人，有时发出惊世骇俗的不同于主流思想的言论，也可以称其为异端人物。从1966年8月到1968年8月，在北大陆续出现过不少具有异端思想的组织和个人，根据笔者的记忆，主要有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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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杨勋和杨炳章　　

杨勋是北大经济系教师，1931年5月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县，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1951年至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1964－1965年的社教运动中属于“左派”积极分子。杨炳章是她的弟弟，我的中学（北京101中）同学，1963年被保送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1964年自动退学，在北大听课。1966年7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到北大召开万人大会，江青在会上的讲话引起了他们的反感。7月26日上午，杨勋姐弟带上他们写好的一封信和几张大字报手抄件，来到中南海新华门，门岗叫他们去接待站，登记后被戚本禹带到钓鱼台国宾馆，见到了江青。杨炳章要见毛泽东，江青说毛很忙不能见，信件可以交给她代转。杨炳章只好把信和材料交给了江青。信的内容是：“建议毛不要让江青出来领导文化革命，不然会给毛主席老人家带来麻烦。” 署名杨勋、杨炳章（杨勋弟）。可想而知江青看到信后会是什么反应。
　　　
杨勋从1966年8月到11月陆续贴出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称聂元梓是“北大文化革命的扒手”。1966年12月20日北大文革组织在大饭厅批斗“虎山行”战斗队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行”，大会即将结束时，收到一张署名杨炳章的纸条，要为“虎山行”辩护，于是群起攻之，当场将杨炳章抓了起来，关在学生宿舍，又派人到他的住处搜查，抄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等文字，于是认定他为攻击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把他扭送至北京第一监狱（半步桥）。23日，聂元梓又派人把刚外出串联回来的杨勋抓走，也送到了第一监狱。两天后他们被拉回北大批斗，杨炳章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的“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被抄写成大字报公布在北大校园里，被称为当时“最反动最恶毒的攻击中央文革”的言论。
　　　
杨勋姐弟坐了几年监狱后被释放，“四人帮”垮台后得到平反。改革开放后杨勋致力于研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安徽调研时写出的调查报告曾受到万里的好评。她的著作有《马寅初传》、《中国农村改革的道路》、《乡村三十年》等，其代表作《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获1996年国家图书奖。2004年，杨勋的自传《心路－－良知的命运》，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杨炳章被释放后回家乡当了几年中学教师，1978年考上北大哲学研究所研究生，1980年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后任该校教授，1998年出版《从北大到哈佛》，记录了自己文革前后的经历。前些年他回到北京，在人大国际政治系任客座教授。我和杨勋姐弟曾在北京温泉附近杨勋的别墅里见过面，并接受过他们签名的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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