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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确定，自由是人人都追求的目标，也是人们追求的最终和最高目标。

自由有多个层次：有人身意义上的，经济上的，政治意义上的，社会意义上的，和认知意义上的，等等。

人身意义上的自由，体现在自由人相对于奴隶；独立的成年人相对于未成年人。

经济意义上的自由，体现在财务上，不再需要为基本的生存而进行各种有报酬的劳动。

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体现在：1. 国家或民族的独立，相对于被殖民或被其它国家其它民族控制（主权独立）；2.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于，服务于，听从于民众（民权社会），相对于国家的权力来自于，服务于，听从于，神和上帝（神权社会），或君主（君权社会）。

在神权社会和君权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对立的：民众的自由只能从统治者那里一点点争取。民众争取自由的努力，常常是通过契约，来约束统治者的权力，给民众的自由挤出多一点空间。当约束失败时，民众就革命，推翻旧的统治者。神权社会和君权社会留给民众的自由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和统治方式。开明的君主统治和残暴的极权统治之间，民众的自由程度可以形同天壤。譬如，公元前五世纪的波斯王朝就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实现了宗教信仰自由，男女平等等。但极权统治下今天的中国，民众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都没有，连基本的谋生方式，譬如打工挣钱，都被宣传成统治者的恩赐。

社会意义上的人的自由，或者说公民的自由，是指在民权社会里，民众应该享有保证个性最大限度地充分发展所需要的自由。在民权社会里，理论上，掌权者和民众是来自同一群体，即，当权者和民众不是对立的双方，而是可以互相交换位置的平等的人。民众个人的自由，用不着去当权者那里争取，或依靠当权者的恩赐。但现实里，民众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自由，还是常常会被当权者以法律的形式，和被民众里的其他人或者大多数人以舆论的方式，所侵害。这种在民权社会里，政府和社会（群体）对个人自由的侵害，按英国思想家约翰-米尔（John S. Mill）的说法，比神权或君权社会里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自由的侵害，面更广，危害更深，因为这种危害让受害者无处可逃，而且深入灵魂。对这个观察，我深表赞同。米尔称这样的危害为“多少人的暴政”，或者说，“主流的暴政”。米尔认为，在人类社会里，凡一切对个人自由有价值的东西，都会对他人的自由带来某种约束。所以，在任何社会里，个人的自由必定也必须受到某种约束。但人们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是，依赖政府法律和公众舆论对个人自由的约束的限度（或边界）在哪里。米尔提出的原则是，凡是不损害他人切身利益的个人行为，都不应该受到法律和舆论的制约，以保障每个人的个性的最大限度的充分展现和发展，因为后者才是每个人和整个人类的终极目标。一切没有必要的限制个性发展的法律和大众舆论，都是限制人类发展和损害人类终极目标的障碍物，是人类前进的绊脚石。

对此，我衷心地深表赞同。

所以，殷海光提出，“自由主义=人性的解放”。我认为，这说到点子上了。

在人类进入民权社会以前，社会的主要活动是被统治者向统治者争取权利和自由的言行。异己者所承担的惩罚主要是统治者通过法律形式的惩罚。但在人类社会进入民权社会后，社会对异己分子的迫害，不仅仅可以是法律上的，更多的是所谓“多数人的暴政”，“主流意识的暴政”，“舆论的暴政”。譬如历史上的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对黑人和其它有色人种，对LGBTQ等弱势群体，不仅仅有过法律法规上的迫害，更多的是社会舆论上的绞杀，而且常常是借着“自由”的名义。譬如对待LGBTQ。保守派说，圣经里说的，男女才能是夫妻。于是歧视迫害LGBTQ。进步派说，人家卧室里的事，是个人的自由，外人不要干涉。这两派谁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该不难分清。

最后，认知意义上的自由，体现在思想的开放和包容，认知过程的符合逻辑和科学认证，相对于思想的自我禁锢和认知过程的不科学。这是个人自由的最高层次。获得了这个层次的自由的人们，他们的思想不再禁锢于某教某派某学某说。他们的思想如雄鹰浩翔于广阔天地，而不受制于某种羁绊。真正的悟道者，如佛祖释迦摩尼，如耶稣基督，如老子庄子，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如当今的达赖喇嘛，等等，他们是真正的自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