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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須確定，自由是人人都追求的目標，也是人們追求的最終和最高目標。

自由有多個層次：有人身意義上的，經濟上的，政治意義上的，社會意義上的，和認知意義上的，等等。

人身意義上的自由，體現在自由人相對於奴隸；獨立的成年人相對於未成年人。

經濟意義上的自由，體現在財務上，不再需要為基本的生存而進行各種有報酬的勞動。

政治意義上的自由，體現在：1. 國家或民族的獨立，相對於被殖民或被其它國家其它民族控制（主權獨立）；2.國家的一切權力來自於，服務於，聽從於民眾（民權社會），相對於國家的權力來自於，服務於，聽從於，神和上帝（神權社會），或君主（君權社會）。

在神權社會和君權社會，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對立的：民眾的自由只能從統治者那裡一點點爭取。民眾爭取自由的努力，常常是通過契約，來約束統治者的權力，給民眾的自由擠出多一點空間。當約束失敗時，民眾就革命，推翻舊的統治者。神權社會和君權社會留給民眾的自由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統治者和統治方式。開明的君主統治和殘暴的極權統治之間，民眾的自由程度可以形同天壤。譬如，公元前五世紀的波斯王朝就已經廢除了奴隸制，實現了宗教信仰自由，男女平等等。但極權統治下今天的中國，民眾連基本的言論自由都沒有，連基本的謀生方式，譬如打工掙錢，都被宣傳成統治者的恩賜。

社會意義上的人的自由，或者說公民的自由，是指在民權社會裡，民眾應該享有保證個性最大限度地充分發展所需要的自由。在民權社會裡，理論上，掌權者和民眾是來自同一群體，即，當權者和民眾不是對立的雙方，而是可以互相交換位置的平等的人。民眾個人的自由，用不着去當權者那裡爭取，或依靠當權者的恩賜。但現實里，民眾個人的權利和個人的自由，還是常常會被當權者以法律的形式，和被民眾里的其他人或者大多數人以輿論的方式，所侵害。這種在民權社會裡，政府和社會（群體）對個人自由的侵害，按英國思想家約翰-米爾（John S. Mill）的說法，比神權或君權社會裡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自由的侵害，面更廣，危害更深，因為這種危害讓受害者無處可逃，而且深入靈魂。對這個觀察，我深表贊同。米爾稱這樣的危害為“多少人的暴政”，或者說，“主流的暴政”。米爾認為，在人類社會裡，凡一切對個人自由有價值的東西，都會對他人的自由帶來某種約束。所以，在任何社會裡，個人的自由必定也必須受到某種約束。但人們首先應該搞清楚的是，依賴政府法律和公眾輿論對個人自由的約束的限度（或邊界）在哪裡。米爾提出的原則是，凡是不損害他人切身利益的個人行為，都不應該受到法律和輿論的制約，以保障每個人的個性的最大限度的充分展現和發展，因為後者才是每個人和整個人類的終極目標。一切沒有必要的限制個性發展的法律和大眾輿論，都是限制人類發展和損害人類終極目標的障礙物，是人類前進的絆腳石。

對此，我衷心地深表贊同。

所以，殷海光提出，“自由主義=人性的解放”。我認為，這說到點子上了。

在人類進入民權社會以前，社會的主要活動是被統治者向統治者爭取權利和自由的言行。異己者所承擔的懲罰主要是統治者通過法律形式的懲罰。但在人類社會進入民權社會後，社會對異己分子的迫害，不僅僅可以是法律上的，更多的是所謂“多數人的暴政”，“主流意識的暴政”，“輿論的暴政”。譬如歷史上的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對黑人和其它有色人種，對LGBTQ等弱勢群體，不僅僅有過法律法規上的迫害，更多的是社會輿論上的絞殺，而且常常是借着“自由”的名義。譬如對待LGBTQ。保守派說，聖經里說的，男女才能是夫妻。於是歧視迫害LGBTQ。進步派說，人家臥室里的事，是個人的自由，外人不要干涉。這兩派誰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應該不難分清。

最後，認知意義上的自由，體現在思想的開放和包容，認知過程的符合邏輯和科學認證，相對於思想的自我禁錮和認知過程的不科學。這是個人自由的最高層次。獲得了這個層次的自由的人們，他們的思想不再禁錮於某教某派某學某說。他們的思想如雄鷹浩翔於廣闊天地，而不受制於某種羈絆。真正的悟道者，如佛祖釋迦摩尼，如耶穌基督，如老子莊子，如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如當今的達賴喇嘛，等等，他們是真正的自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