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80年代中青年为主的“思想解放运动”上，而对此后延绵不断的老年人以历史亲历者身份进行反思性回顾的意义估计不足。亲历者们不是“白头宫女话当年”，吃饱了拉闲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老高按：没有哪一场政治运动不留下伤痕累累。发动者、指挥者和参与者，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期望着战果大于损失（我想起林彪1967年说的那句名言：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仅仅四年之后就遭到报应。）不幸的是，经历过中共专制统治岁月的人往往发现，从推动进步的意义上说，所得微不足道，所失却不计其数，肉体、心灵、名誉、家庭……有些伤痕，终身难愈，让他们备受煎熬。
美国华人学者叶维丽的文章，从“道德创伤”这个角度揭示了这种伤痕。虽然我没有她文中所写的那些老人那样的惨痛经历，但是经历过文革、清污到“六四”，虽然年少无知，喊过多少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口号，到底也是亏心事，或多或少地也留下这种瘢痕。
悼念何方叔叔兼议moral injury（道德创伤）
叶维丽，春秋銘文
我人在海外，手头有几本何方老的赠书，最近的一本是《历史要真实》（征求意见稿），扉页上题赠时间为今年（2017年）一月七号，称我为“维丽侄女”，笔迹已显颤抖。
今秋在京，本打算如过去十来年一样，去顺义探望何方叔叔和宋以敏阿姨，不料约好时间之后不到24小时，就听到何叔叔去世的消息。老人家一个个走了，以后再回北京，已无必定要登门拜望的前辈了。
他们是我的父母辈。90年代以来，出于困惑——时代的，历史的，自身的——我开始关注这代人，做访谈、收资料，试图从中共党内“一二·九/三八式”、即20世纪30年代“知青”一代的角度，梳理审视中国革命的复杂遗产。在这个过程中，在我接触过的几十位老人家里，有两位令我格外敬重：一位是曾彦修，另一位就是何方，他们俩又恰为挚友。
“反思”是一些老人晚年的共同所为，其中包括我的父亲方实（叶笃成），他本人参与创办《炎黄春秋》杂志，为“反思”搭建了一个安全和暖心的平台。不少老人留下了文字，或回忆几件具体事，或纵观自己的一生，讲出多年来憋在心中的事，说出很多心里的话。今天去看，很庆幸在他们进入七老八十之际，赶上了一段相对宽松的时光，得以比较从容无惧地回顾审视平生经历，老了老了，居然还能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这个现象本身，就令人感动不已。他们给后人、给我们的民族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份量只会愈益增显。
我格外敬重曾彦修和何方两位，是因为在我看来，在通常被称为“两头真”的老共产党员群体中，他俩又与众不同，赫然并立。他们都是衰年开始治学，以老病之躯、一己之力，独辟蹊径，“自学成才”，在同代人中下力最大，用功最深，跋涉最远。前者钻研苏俄历史，后者爬梳中共党史，各自花了一二十年时间，著书立说，发人所未见，申自家之言。他们的学问，不是书斋里的，他们的问题，不是书本上的，他们不仅带着个体的生命经历，也背负着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英文有个词，叫“insider”（里面的人），曾、何自青年时代起即为中国革命的“insider”，到了晚年，他们从“里面”跳将出来，离得远了些，站得高了些，看得广了些，以“insider out”的身份审视个人走过的道路，审视国家走过的道路，也审视20世纪的“革命”，其视野，其勇气，其毅力，何其可贵；其用心，又何其良苦。
我注意到，何方叔叔决心研究党史，有一层非常重要的个人原因，即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不得不参与对张闻天的揭发批判，这成为他“思想和精神上”的一大“包袱”；文革结束后再见到张闻天夫人刘英时，他当面“谢罪”，一向很少哭的他，那天竟“失去控制”。此后他就从厘清张闻天在中共历史上真实领导地位开始，一头扎进党史研究，一发而不可收拾。
前些天我看了一部美国公共电视台放的记录片，讲的是上过伊拉克战场的一些美国大兵复员回国后，内心经历着精神和道德价值的危机：他们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原来所相信尊崇的道德观念发生严重冲突，以致于他们回国后内心继续受到自我谴责而无法释怀，不能融入和平的日常生活。引起我注意的，是记录片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词：moral injury（姑且译做“道德创伤”），用来说明复员兵们所遭遇问题的“性质”，有别于过去惯用的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综合症”），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 moral injury多了一层“道德”维度，注意到经历者本人“自责”的主观感受。
对美国人的事情，我常抱观察态度，也关注，但冷眼时居多。moral injury的说法在影片中第一次出现时，我想：哦，这词儿新；此后它在片中一再出现，某一刻我突然受到触动，像是被敲击了一下：我想到了自己同代的中国人，而把美国大兵放在了脑后。青少年时期经历过文革“打老师”的我们这一代，内心深处也是有moral injury的呀，不知不觉中，我已泪流满面。
按下美国人的事不表，也不打算去探讨这个听起来新（实则不新）的概念之内涵与外延。这里我想说的是，moral injury一词帮助我拎出一些自己内心的感受，也帮助我拓开了一个认识和理解问题的视角，让我得以展开联想，“借题发挥”。我不仅想到了自己这代人，也想到了我的长辈，包括我的父亲母亲。两代人身上，都带着moral injury啊。
我父亲曾在原《炎黄春秋》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我在延安被抢救》的文章（2003年第10期）。他写到，“抢救运动”中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并编造上级是时在大后方的哥哥叶笃正。文章发表前，那期的责编请他再加上几句话，“因为后人很难理解这种事”。几天后父亲交回了稿件。那位责编告诉我，补充的话让他感到“震惊”。父亲是这么写的：“过去我没有说过假话，更没有在政治性质的问题上造过谣。现在为了这点‘自由’、‘宽大’，竟然栽赃自己是‘特务’，诬陷我的亲兄弟是我的‘特务上级’，这还算是人吗？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道德和尊严？”
“这还算是人吗？”——第一次读父亲这篇文章时，这句话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打在我的心上。
从小到大，一直到80年代，我和弟弟妹妹从未听爸爸说过他在延安“被审干”、在保安处被关了三年。这件事他在心里装了几十年。
父亲的文章写于2003年。两年后的2005年夏，88岁的他因严重中风而偏瘫失语，在倒下前好歹留下了这篇文章，留下了最后补充的那一段话。无独有偶，母亲去世后，我在她留下的材料里发现她自50年代初以来的思想检查和文革中的历史交代，其中一份提到，延安审干时，她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指认“上级”为她在大后方的哥哥。我父母都是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热血青年”。他们在抢救运动中不约而同地编造自己的亲兄弟为“特务上级”。母亲生前从未对我们提过这段经历，我永远无法知道它给她带来的影响和伤害。
在我访谈的父辈中，有黄兴的遗腹子黄乃。谈到延安审干时，他说在压力下承认自己是特务，并说当时以为承认了就会轻松，但之后却感到十分纠结和痛苦，说到此处，他把一只手放在心口，脸上显出因极疼才会有的扭曲表情。黄乃双目失明，他胸前的枯手和脸上的表情让我记到了今天。
“Moral injury”对于人类——无论是东方人、西方人、古代人、现代人，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和平时期，应该都不陌生，此中例子不胜枚举。既是当代中国人，还是要讲我们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文革结束后，曾经被视为“文艺沙皇”的周扬逢人必道歉，常常是未开口已泪水涟涟，这不是moral injury的症状又是什么？
有太多伤害过别人、自己又被伤害的故事，多到让我们的耳朵起老茧，它们成为20世纪的“中国叙事”。像曾彦修叔叔那样，1957年在人民出版社社长任上把自己打成右派，晚年能将自己的回忆录题为《微觉此生未整人》的人，少而又少。
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反思潮”堪称20/21世纪之交中国的一项自发、自主、自觉的“思想工程”。人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80年代以中青年为主的“思想解放运动”上，而对此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以来延绵不断的、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在内的老年人（其中有我的伯父叶笃义和叶笃庄）以历史亲历者身份进行的反思性回顾关注不够，对这一现象的意义也估计不足。亲历者们不是“白头宫女话当年”，吃饱了拉闲篇，而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般严肃认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参与反思的重要群体是中共党人，其中既有元老级的李维汉（上下册《回忆与研究》），也有我本人特别关注的“一二·九/三八式”。在反思过程中人们不免再次体验moral injury，再次感受良知带来的苦痛与责难，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疗伤的过程。
我父亲在耄耋之年写出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亲身经历，并披露他几十年来内心的道德创伤。在同一运动中，何方也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这成为他多年来除1959年揭发批判张闻天之外背负的另外一大“包袱”。他没有囿于个人经历，也没有止于倾诉伤痛，而是顺藤摸瓜，对延安整风和审干运动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对“个人崇拜”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为此他阅读了大量参考书籍、包括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何方和曾彦修两位“延安人”有过多次书信往返，讨论切磋有关问题，两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像热切的年轻人一样叫真儿。何方晚年的两部重量级著作：《党史笔记》和《何方自述》中“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篇章浸透着的，就是这样得出的心血成果。这两部著作的缘起与他本人经历过的两次重大道德创伤有着直接关联。Moral injury既可以给人的心灵带来长久的伤痛，也可以转化成令人追求真与善的巨大动力。
何方叔叔已经离我们而去。写这篇文字时，我脑中不断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一位“从延安一路走来”的老共产党人，一个可亲可敬可爱的老头儿。
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何方叔叔深深的悼念，并表达我对世纪之交的一代勇于反思的中国老人的深深敬意。何方是其中的佼佼者。
2017年12月于波士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