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一个军已经来到了深圳河边罗湖桥头。

    面对解放军的攻势，香港人心惶惶，就连港督葛量洪也做好了撤离的准备。他在给英国政府的密告中说“紫石英”号事件使人认为英国软弱无力，坚信毛泽东只要想夺香港，英军无还手之力，而全港200万人，包括公务员和警察在内，全心全意支持港府的不过1万人。当时英军在港兵力不多，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候增兵，也只有不到4个旅的兵力。面对如狼似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想要抵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一个弹丸之地，再加上没有战斗经验的几千名英军士兵，攻取香港对解放军来说确实如囊中取物，轻而易举。一个军的兵力，一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

　 第44军政委吴福善手持望远镜，朝香港凝望了一个时辰，正准备下命令部队过桥解放香港，突然接到毛泽东主席紧急电令，“不准进军香港”。

　  面对大好形势，毛主席为什么下令不准进攻香港呢？这正是毛泽东为高瞻远瞩的地方。  

     英国港督葛量洪知道，解放军只要断水跟断食品，香港几个星期就完蛋了。

     事实上，毛主席不但没有进军，也没有断水断食品，甚至周总理亲自指示要保障香港的饮用水供应。

     毛主席为什么不急于解放香港呢？

     伟人的胸怀和度量远见卓识及方方面面的策略，凡人往往当时是无法估量和难以理解的。

     但是，事后来看，毛主席留下香港绝对有着重大的意义。

     毛主席的决策往往都是时间越长，越证明他的英明伟大正确性！

     保留当时的香港确实对中国很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早在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

   “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和情况，分别处理。

     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

    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忙于去解决。

    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

    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党中央的这个指示实际上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指导方针，即香港问题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之一，必须取消，但又属于“解决时机尚未成熟者”，因此，“不可急于去解决”。

　  由于处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新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不宜公开宣布，只能以暗示的方式向港英政府传达“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

     香港两家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的报纸承担了这一特殊任务。

     1949年2月9日，香港《文汇报》在《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中指出：“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目前为止，从没有一言一动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

     中国人民对国内反动政权，不得已而用战争解决。至于对外关系，除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而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的纠纷。即使有应予修改调整之处，也会先就外交途径求其解决。”

    2月17日，香港《大公报》又以《乐观香港前途》为题发表社论说：“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不如一些人所想像那么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第二，中国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展望未来，香港应该与中国大陆建立良好的联系，尽量发挥其物资集散交通衔接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

　 这两篇社论以一种非正式的途径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持香港现状、保持其稳定的意图。

     中共中央还通过秘密途径向港英政府提出3项条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第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只要港英政府能很好地遵守这3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

      这3项条件合情合理，英国政府欣然接受，并与中国政府约定，此约内容秘而不宣。

　  1950年1月，在中英举行建交谈判的过程中，毛泽东基于“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指示周恩来：“请周(按：指周恩来)复：胡阶森（按：英国临时代办）来时应与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兵营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指示驻港工作人员，我们暂时不收回香港，不是放弃香港，也不是撤出香港，要长期生根，坚守阵地，支持国内工作；

      要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的社会制度不同，这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

      1972年10月，周恩来会见英国客人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的。”

     这就是说，在时机未成熟时，中国仍要对收回香港进行必要的耐心的等待。

　“暂时不动香港”，是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

　 毛主席向英国表示的“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

     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了解新中国内外政策时，毛泽东向他耐心说明中共的立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

     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若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一些。

     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决定。”

      毛主席实际上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港澳问题的政策。

　  毛主席“暂时不动香港”的特殊外交政策，在1949年1月至7月间初步形成了。

       这是一项原则的坚定性和斗争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是一项兼顾中华民族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现实主义大手笔。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曾在各种场合，多次阐述了这一特殊方针的重大意义。

　  暂不收回香港，有利于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争取对外开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

      美国政府还发起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活动，向英、法、荷、比、巴、澳等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他们同美国保持一致。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闯入台湾海峡，尔后又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与沟通的“桥梁”。香港是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窗口，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因此必须审时度势，避免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凭单纯的革命热情而犯冒险主义错误。有鉴于此，毛泽东断然决定，待国内外形势对我们有利之时，“一揽子”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暂不收回香港利用英美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孤立了美国。

      1951年春，周恩来曾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说，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可以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建设”，要求他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周恩来还明确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暂时不动香港”这一政策对于突破西方阵营的封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项政策执行的结果，迫使英国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特殊利益，不得不采取有别于美国的“公开敌视”的政策，而取现实主义的立场。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天，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表示，中国政府如能善待英国侨民，英国就可以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不顾美国的阻挠，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宣布不再承认国民党集团。

       英国由此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发生“事实上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并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国。

      1962年，香港总督柏立基在对法新社记者谈香港问题时表示：“香港与中国不存在什么问题，很公平，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

　 暂不收回香港，还能够使中国政府避免过分依赖苏联。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苏联有可能将中国变成它的卫星国的企图有所戒备，尽量避免对苏联的过分依赖。

      保留香港，就使中国有了回旋余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而赫鲁晓夫却撕毁合同，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我国通过香港从西方进口了大量粮食和物资，香港作为“国际通道”，为中国人民渡过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国内发展的角度来看，暂不收回香港，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香港特殊的经济地位

       周恩来认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等对华实行全面禁运和封锁，香港对内地出口额剧增到2.8亿美元。

      部分工业设备、紧缺物资和战略物资从香港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

     由于战争十分需要橡胶，内地每月从香港进口的橡胶达2500吨，基本满足了当时的需要。

       此外，还从英国进口了钢铁、电器、机械、药品、有色金属及其他国家的粮食棉花等。这对解放初期稳定华东地区物价、保障供给起到了一定作用。

　　以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没有下令收回香港的决定是正确的！

     首先，毛泽东利用香港，打破了英美的同盟，突破了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英国在1950年就宣布承认新中国。第二，不收回香港，也使中国不必过于依赖苏联。第三，香港成为中国对外联络的一个窗口，中国从香港进口了大量的物资。

第四，保障了香港的稳定，以及促进了香港此后的发展繁荣和富强。

       现在很多香港小青年有一个误区，认为香港的繁荣要感谢英国人，是英国的殖民统治让香港繁荣起来。这实在是一个误会。香港的繁荣不是托英国的人福而是托了毛主席的福。没有毛主席的支持香港怎么可能会发展好？三天两头找你麻烦也能会把你弄乱套。

      在1949年时，香港不过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六十万。

     从以上不难看出，对外开放，并不是现在的新发明，那个时候早就对外开放了。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才是对外开放的真正高手。因为他们的对外开放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好处和意义。

      毛主席周总理领导的对外开放是有原则的，绝不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会用中国人民的存款去买帝国主义的国债使得中国人存钱让帝国主义花发展他们的经济，也不会让大小贪官把赃款和家属孩子转移开放到国外，更不会用我们的珍贵资源去换国外淘汰的垃圾设备和食品来破坏污染环境剥削毒害中国人民！

      不过毛主席和周总理领导的共产党的对外开放，不可能去叫改革开放，他们是革命者，改革很容易让人顾名思义成改变革命，他们怎么可能会改变他们革命的初衷呢？

      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对外开放，或者是革命的对外开放！

     然而改革改成什么了呢？无需多说，不言而喻，看看现状昭然若揭！

      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代一直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他们为什么反对资产阶级提倡无产阶级呢？

       因为历史事实证明，巨大财富一旦归个人所有，势必产生剥削压迫，引起不公平公正公道，人一旦有了很多财富，往往失去自我，肆无忌惮，好人也容易变坏，变坏的人就会用手中的财富发挥出更大的能力干更坏的事，还用手中的财富买权力，维护扩大自己的财力权力势力，横行霸道，掠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为己有，遭殃的当然是国家和人民。这就是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为什么要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允许产生资产阶级的原因之一。

       毛主席和周总理老一辈革命家本人和家族就带头成为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财富，凭自己的才华得来的稿费都归公，不留给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