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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送交者:  2020年07月15日11:14:22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文 |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一个非常光辉的学术领域,梁启超、胡适、钱穆都曾围绕这个主题,做了各式各样引人入胜的研究。这使我想起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历史哲学论纲》一文中,借用了保罗·克利(Paul Klee)的一幅画“新天使”(Angle Novus)阐释他对历史的看法:“历史天使的脸望向过去,身体前进到未来。”[1] 历史的研究即带有这个特色,故每一代人“身体前进到未来”时,他们对所讲的过去选材叙述并不一定相同。如清代嘉庆年间形成的《儒林传稿》,其中所选的人物与近百年学者所关注的就有许多不同,在当时的标准中被认为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高愈、谢文洊、应撝谦、严衍、潘天成、曹本荣、薛凤祚、陈厚耀、沈彤、朱鹤龄、刘源渌、范镐鼎、徐文靖、李光波、孔兴爕。[2] 但这些学者大多不再出现在后来的学术史中,或是不再被当成那么重要的学术人物。

  晚清思潮动荡甚大,外国思想资源涌入、内在社会政治环境的大变等,都使得“新天使”的脸所看到的近三百年思想有所变化。特别是经过晚清的变法、革命思潮洗礼之后,学者所关注的重点及人物,每每与先前有所不同,而这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与“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个学域的形成是有密切关系的。以《国粹学报》、《国粹丛书》为例,当时至少有几种现实关怀深刻地影响到“国粹运动”的参与者对近三百年思想学术的取舍。他们重视的是:一、与“君学”相反的“民学”,重视“细民”、“下”的思想。二、批判专制制度,以及与它关系密切的“利禄之学”。三、强调比较接近现代科学精神的“客观徵实”之学。四、重视任何能与近代西方民主思想合拍的传统思想质素,其中有些是带有创新性、异端性、解放性的。五、带有与西方近代功利主义意味的思想家。六、关注经世致用议题者。

  在这些新标准之下,被突出的人物是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塨、戴震、章学诚、汪中、包世臣等人物。即使在刊刻书籍时,背后也每每有上面提到的关怀。譬如邓实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合刻本的跋语中说:“其解理字也,以为理出于欲,情得其平,是为循理,与西国民主之制,公好恶于民,而倡人类平等之说相合。”[3] 刘师培跋包世臣《说储》云:“其说多出于崑山顾氏,行之于今,颇与泰西宪政之制相合。”[4] 邓实也认为《湖隐外史》一书实可称为“民史”,“世每谓中国无民史,此非其一邪。”[5] 又认为宋代邓牧的《伯牙琴》:“黄梨洲着《明夷待访录》,其《原君》、《原臣》二篇,斥君权,排专制,为千古之创议,然其说原出于先生〈君道〉、〈吏道〉二篇”,[6] 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我们可以说,在形成“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系谱时,晚清以来的时局与思潮起了重要的作用,人们做了很多筛选,使得他们笔下清代儒者“全神堂”的人物与地位大幅改变了。

  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领域的形成

  对于“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个领域有过影响的人物很多,章太炎、刘师培等都是,但就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论,起比较直接影响作用的是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曾分期刊于《新民丛报》,他认为清儒饶有科学的精神。在这个阶段,胡适显然受到梁启超启发,故跟着主张清儒体现科学精神。[7]但是即使在这个阶段,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看法也有多面性。梁启超一方面说清儒“饶有科学精神”,同时也说“本朝考据学之支离破碎,汨殁性灵,此吾侪十年来所排斥不遗余力者也。”[8]

  这与梁氏的学术倾向有关。梁启超早年对于学术的态度比较倾向其师康有为,强调今文经学和宋明理学,尤其是王阳明这一脉。所以,他一方面肯定清儒的治学方法,但同时也痛骂清代二百年来之学问“皆牛鬼蛇神”。[9] 可是在新文化运动后,因胡适提倡以科学精神“整理国故”,并得到四方景从,梁氏也随即跟上。胡适在 1921 年 5 月的日记评论《清代学术概论》说:“此次付印,另加惠栋一章,戴氏后学一章,章炳麟一章,此原稿所无。此外,如毛西河一节,略有褒辞,袁枚一节全删,姚际恒与崔适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见。”[10] 1922 年12 月,胡适在日记中又认为梁启超在1920年出版《清代学术概论》是受其影响,他说:

  “其实任公对于清代学术的见解,本没有定见。他在《论私德》篇中,痛诋汉学,有云:“夫宋明之学,曷尝无缺点之可指摘?顾吾独不许卤莽灭裂之汉学家容其喙也。彼汉学则何所谓学?……吾见夫本朝二百年来学者之所学,皆牛鬼蛇神类耳!”……任公编集时,不删此文,而独删去《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第八章。近来因为我们把汉学抬出来,他就也引他那已删之文来自夸了。”[11] 

  也就是说胡适先受到梁启超的启发,后来梁启超这一个本来视清代考证学为“牛鬼蛇神”的人,反过来受胡适的影响,写成《清代学术概论》,并开课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2]

  在五四运动之后,“以科学整理国故”之风大畅,“历史的天使”身体到了五四,但他面向过去的脸,所看到的是不大一样的场景。此时一批不同的学术人物登上舞台,从胡适与梁启超的书中便能看出这一点。梁启超强调经世致用,现实的、实践的,所以颜元、李塨出现在他的视野之内;他强调与西方民主自由比较相近的价值,所以黄宗羲等人也在内。又因为强调科学精神,故讲王锡阐、梅文鼎,以及比较重视客观精神考证文献的胡渭、阎若璩等人,尤其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用了四章的篇幅讲《清代学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二、梁启超与钱穆

  民国二十年,钱穆先生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是其在大学讲授历史课程之开始,依钱先生回忆,他所开授的课,一为中国上古史,一为秦汉史,皆是由学校所指定的必修课,另一门选修课由他自定,决定开“近三百年学术史”。他说:“此一课程,梁任公曾在清华研究所已开过,其讲义余曾在杂志上读之,任公卒后,某书肆印此书,梁家以此书乃任公未定稿,版权所属,不准书肆发行。”后来他终于在北京的东安市场的非正式管道中买到一部,“余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新开此课程,自编讲义。”[13] 钱穆对梁启超书中反覆强调的两个重点并不同意:第一点是清学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第二、清学是客观徵实之学,近于科学。[14] 钱穆说:“余本好宋明理学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诸儒之为学。及余在大学任教,专谈学术,少涉人事,几乎绝无宋明书院精神。人又疑余喜治乾嘉学,则又一无可奈何之事矣。”[15] 所以,钱穆的这本书虽然承继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题目,但它的宗旨其实是有出入的。借用余英时先生的话说,钱穆在动手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便已将“体”或“框架”确立下来。[16] 在“体”确认下来之后,钱穆所选取的人物与思想潮流便与梁启超有所不同。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的第一部分是对明末清初大儒的阐发:黄宗羲、顾炎武、阎若璩、王船山、朱舜水。接下来是史学:万斯同、全祖望;程朱学派: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王懋竑;实践主义:颜元、李塨;科学之曙光:王锡阐、梅文鼎。这些安排有两个重点,即清学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排斥理论提倡实践”。梁任公书的第二个主体是“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13-16 章),这个部分应该是受到“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故以科学的客观精神为主体,一方面说清代学术为科学的,一方面突出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成绩。从目前梁书的样子看,钱穆云:“梁家以此书乃任公未定稿”,恐怕是事实。[17] 方诸于《清代学术概论》,后者主旨明确,线索贯串、一气呵成,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显然并未完全定稿。

  与梁书相比,钱书有一些不同的安排。书中的安排、取材、所选人物虽与梁启超有所重叠,但是重点却有不同。他的整个主脉是清学与宋明理学的发展是不可切断的,它对宋明理学有修正、有反动,但更有抹不掉的底色,如钱穆自己说:“余本好宋明理学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诸儒之为学”。[18] 故钱穆反对梁任公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开始的标题“反动与先驱”。用余英时先生在《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中所说的,“反动论”好像认为“反”即可以“反”出一部清代学术史来。[19] 另外,钱穆对梁氏所说的清儒“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观察”,也并不完全同意。这里的“主观冥想”显然是指宋明理学,而他认为如果说“厌倦”宋明理学是启动清学最主要的动力,显然不合乎史实。梁启超认为,清学与宋学不大有关系,钱穆则注意到,即使在考证学最盛时,清代理学仍有其活力,应当正面陈述。尤其在晚清,宋代理学的流衍及复兴发挥很大的现实作用。

王汎森:重访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引论》是这样说的:

  “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櫫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峯、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20] 

  接着他从唐宋一路讲下来,讲清学开山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此后在讲清代中晚期思想时,也指理学在当时像是泡在水中的咖啡,虽然看不到咖啡粉,但时时可见其色彩。此外,在处理清代的朴学时,钱穆认为他们不只是在“整理”旧学,还有思想的面向。

  可能因为上述的倾向,所以钱穆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在有意无意之间也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他的书虽以“学术史”为名,但多讲思想,且对若干清代考据学大家像王念孙之流竟而完全未加着墨。

  三、仿佛寻宝之历程

  我个人在阅读《师友杂忆》中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撰写过程有关的段落时,常常有一种兴奋感,即这是一个观点不断翻新与史料不断扩充的过程,每每受其牵引,仿佛参与寻宝的过程。钱穆回忆说,当时的北平一如书海,在以科学整理国故的运动之后,于新学术观点的烛照之下,若干历史人物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搜罗罕见文本的风气很盛。《师友杂忆》中所提到的,举凡陈确的《大学辨》、潘平格的《求仁录》,章实斋遗书之家传本及戴震的《孟子私淑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嘉庆刊本、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三朝北盟会编》的半部钞本等,[21] 其得书经过莫不动人心弦,后人读来宛如阅读侦探小说。所以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不特别提倡新得史料,但史料的扩充却是此书的一个重要特质。以潘平格的《求仁录》一书为例,梁启超只能从唐鉴《清学案小识》的引文中转引,而钱穆已能读到原书,两者之间便有莫大的差异。正因为材料获得的难易程度不同,故梁启超书中对《求仁录》只是一笔带过,而钱穆就认为《求仁录》跟理学、心学的发展以及清初的思想界有很重要的关系。

  在铺陈内容时,钱穆似乎比较少用外部评断的视角,而多是平心静气地涵泳原典,并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做一番钩玄提要的功夫作为引文,使得读者披览之后,可以把握到一家思想之要旨。同时,他也把可进一步发掘的问题放入双行夹注中。在多次披览之后,我感觉到书中涉及了许多曲折的学术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钱穆都曾仔细思考过才行诸文字,故用语特别简当,而指涉却相当深远。所以我觉得凡阅读这一部书的读者,应该采取“循环往复”的态度,也就是先通读一遍→从事某种专题的研究之后→再回去仔细玩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相关的章节或段落。

  在这里随举一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二章“曾涤生”中有一段话说:“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衍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22] 大多数人在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这一章时,对这几句话很可能会一阅而过,可是如果比较集中地研究清代湖湘地区的思想、学术之后,便会发现在清代考证学势力如日中天之时,各大区域之间有一个“重心转移”的进程。如果将当时考证学的圈子分成三级,则第一级地区以江苏、浙江、安徽为主,第二级以山东、河南、河北、山西为主,第三级则是后来的福建、广西等地。而湖南、湖北在考证学盛时,几乎没有什么代表性人物。如果翻查《皇清经解》与参考《皇清经解提要》等书,可以发现清代经学名人中,就很少或几乎找不到湖南、湖北的学者。[23] 再看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第六章《清代经学之建设》中所列的几张表:“附亭林学友表”、“附初期经学家表”,亦无一湖北人,且几乎没有湖南人。经此一番探究,则知:“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衍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一段所指为何了。但道咸之后,学风大变,湖、湘成为新思想的发源地,湖南唐鉴等人在北京所形成的理学团体,对后来历史的发展占有关键性的地位。

  此外,我觉得钱穆对重要思想家言论的把握,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时人、及他们与论敌之间观点的出入,也是书中讨论的核心。这是受传统学案的影响,所以他的书也是采学案式、纲目体的写法。因为钱穆对传统古籍掌握深入,且非常用心体会,所以在上述几方面都写得非常好。但作为一个后代读者,我比较注意的是:受他人影响的人,在被影响的同时,其实对他自己而言,也是一次扩充与创造。所以,我觉得钱穆在讲影响时,比较忽略了被影响的人本身其实也在主动扩充、创造自己。

  四、清代学术史的“史料革命”

  前面提到,在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读者处处感到一种史料“出土”的兴奋与趣味,但近年以来,随着清代文献大出,尤其是几部大型材料书的出现,如《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清代诗文集汇编》、《稀见清代四部丛刊》、《晚清四部丛刊》、《民国学术丛刊》等,乃至于各种电子文献资料库,使许多原先只能在图书馆抄录的罕见书以及大量稿抄本,都不难寓目,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明清“史料革命”。

  以潘平格《求仁录》为例,前面提到,当梁启超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尚未能见到《求仁录》原书,故只能从唐鉴的《清学案小识》中转引,而钱穆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则因偶然机缘得以直接读到《求仁录》。但是在《四库存目丛书》中,则有卷帙更富的本子。《四库存目丛书》中的《求仁录辑要》共有十卷,而钱书中摘述的只有第一、二卷。钱先生可能因为只见《求仁录》第一、二卷,故书中的阐发仍然有限,在辨清学脉方面,所重视的多在“破”的一面,忽略其“立”的一面,故对于潘氏如何建立一套积极救世哲学,使得原来有关个人修养的材料,多变成治国平天下的概念,突然具有新的意义,显然未多加注意。[24]

  关于史料限制这一点,此处再以清初的汪绂与江永为例。汪、江二人是同一时代、同一地域的朱子学代表人物。《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到清代徽歙间讲学渊源,远自无锡之东林有汪知默、陈二典、汪佑、吴曰慎、施璜讲朱子之学于紫阳书院,又因汪学圣问学于东林之高世泰,实为徽州朱学正流,江永、汪绂皆为其余波。“故江浙之间学者多从姚江出,而皖南则一遵旧统,以述朱为正。惟汪(绂)尚义解,其后少传人,江(永)尚考核,而其学遂大”。[25] 钱穆在这一段的双行夹注中说:“汪双池年谱有与江慎修书三通,及江覆书两首,可证两家治学之歧趋。”[26] 钱先生非常敏感地点出,汪、江论学不合。他们两人往复争论的这几封书信,即收在《善余堂文集》中。[27] 我直觉以为江、汪这件公案,钱先生把握非常真切,不过钱先生似未读过卷帙浩繁的《汪双池遗书》,故讲到汪氏的部分比较简略。这部遗书收藏的地方不多,但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即有一部二十八种本,可供进一步考索。[28]

  以上两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在这个“史料革命”之下,对于重估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以产生莫大的作用。我曾与学生一起将《清代诗文集汇编》等丛书中的稀见之书标出,其数目达到一个难以想像的比例,这一情形几乎出现在前述的每一部大型丛刊中,值得我们注意。

  五、余论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一部八十多年的书了,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思想史的写法已有相当大的变化。

  至今为止思想史的写作方式中有比较明显的两派,一是个人派,一是思潮派。前者着重个人及授受源流,认为个别思想家可以产生重大的思想或现实影响,后者则比较重视整体思潮的变化。钱穆似乎比较属于前者,而这也是从两部《学案》,或《儒林宗派》等方面以来的传统。后来的学术史或思想史,则偏向写一片又一片的思想场景,一次又一次的思潮变化,个别人物在其中有地位,但不单只是孤独地站立在舞台上,这也使得思想史或学术史的解释变得更为复杂。

  此外,我个人认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解释是复调的,是两个以上色彩的学术史发展,而梁启超受到科学整理国故运动之风潮的影响,比较从单一方向去综理清代学术。最近一、二十年来,人们比较不那么坚持认为晚清以来思想殿堂只有一个基调,而那个基调是科学的、客观的、革命的,所以学术界回过头去重看近三百年学术思想时,可以有一些新的方向与解释。在这个时候重新阅读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相信读者们可能产生不同的领会。

  钱穆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个题目,是不断思考发展的。抗战期间,他受托重编《清儒学案》,其书虽已遗失,但有《序目》留存,或可略窥钱穆对清代理学发展之看法。此外,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批评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未有章太炎一章,当时章太炎虽仍在世,但其学问却已可盖棺论定。后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便收录多篇有关清代学术思想的论述,即包括《章太炎学述》。

  最后,我要再度以“新天使”来说明,读者与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关系。不同时期的学者从各种不同角度阅读钱书时,仿佛是新天使移动的脚步。譬如杨树达日记里说:“阅钱宾四(穆)《近三百年学术史》。“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所见甚正。文亦足达其所见。佳书也。”[29] 钱书在抗战前夕写成,日本入侵之势已在眼前。杨树达读此书时在 1943年,此时“历史天使”的身体前进到了对日战争,但他的脸望向过去、望向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所看到的重点是“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与之前之后的读者有所不同。我个人相信未来不同时代的读者,也都将在这本书中看出不同的重点与意义来。

  本文是为台湾商务印书馆新版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所撰写的《导论》。

  注释:

  [1] Walter Benjamin, Hannah Arendted., Illuminations(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7), p.257. 中译参考班雅明,〈历史哲学论纲〉,收入汉娜.鄂兰特编,张旭东等译,《启迪:本雅明文选》(北京:三联书店,2008),页270。

  [2] 阮元,《儒林传稿》,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537册,页620-621。

  [3] 邓实,〈《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合刻引〉,转引自王波编,《邓实集》(出版中)。

  [4] 刘师培,〈《说储》跋〉,收入《小倦游阁集说储》(合肥:黄山书社,1991),页199。

  [5] 邓实,〈《湖隐外史》跋〉,转引自叶绍袁原编,冀勤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下),页1080。

  [6] 邓实,〈邓牧心《伯牙琴集》跋〉,载《国粹学报》第 3 年第 11 号(总第36期),1907年12月24日,页6。

  [7]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反覆强调自己早年受到梁启超很大的影响。见胡适,《四十自述》(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9),页50-54。

  [8] 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7),页87。

  [9] 梁启超,《新民说》(台北:中华书局,1978),页126。

  [10]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三册,页 18。

  [11]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三册,页433-434。

  [12] 吴稚晖便观察到梁启超反过来受到胡适影响,他在《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中讲梁启超:“受了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忽发整理国故的兴会。先做什么《清代学术概论》,什麽《中国历史研究法》,都还要得。”见吴敬恒,《吴敬恒选集(哲学)》(台北:文星书店,1967),页 133。

  [13]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页 141。按,钱先生此处回忆有所出入。梁任公于 1923 年 9 月间于清华学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其时清华尚未设立大学部与研究院;1926 年 7月上海民志书局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尚在任公生前。参看赵灿鹏,《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成书问题辨析》,《社会科学研究》2015 年 4期,页 188-191。

  [14]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7)中揭“反动说”:““清代思潮”果为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文艺复兴”绝相类。”(页 3)又说:“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试细读王氏父子之着述,最表现此等精神。”(页 33)

  [15] 钱穆,《师友杂忆》,页137。

  [16] 余英时先生为《国史大纲》写的导论,见〈《国史大纲》发微──从内在结构到外在影响〉,《古今论衡》第29期(2016年12月),页4-16。

  [17] 钱穆,《师友杂忆》,页 141。杨树达日记中也提到 1930 年,他接受林志钧之托检校此书,似可说明其为未定之稿。见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53-54。

  [18] 钱穆,《师友杂忆》,页 137。钱穆在《宋明理学概述》〈序〉中有一段话扼要讲述其对宋学、清学态度之发展:“宋明之语录、清代之考据,为姚、曾古文者率加鄙薄,余初亦鄙薄之,久乃深好之。所读书益多,遂知治史学”,“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7),页2。

  [19] 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页 125-126。

  [20]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页1。

  [21] 钱穆,《师友杂忆》,页142、160-165。

  [2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575。

  [23] 沈豫撰,赵灿鹏校注,《皇清经解题要》(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2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204。

  [2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309-310。

  [26]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300。

  [27] 林胜彩点校,锺彩钧校订,《善余堂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3)。

  [28] 另有浙刻《双池遗书》八种,光绪21-22年刊,较多见收藏。

  [29]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页 82。余英时先生引此条并评论说:“杨树达特别指出“文亦足达其所见”这一点,是有眼光的,因为钱先生在此书中每写一家必尽量揣摩其文体、文气而仿效之,所以引文与行文之间往往如一气呵成,不着剪接之迹,但读者若不留意或对文字缺乏敏感,则往往不易看得出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严夷夏之防”,正是因为这部书在抗战前夕写成的。这时中国又面临另一次“亡国”的危机。”见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犹记风吹水上麟》(台北:三民书局,1991),页 26。此外,也有学者认为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远远不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评述》,《台大历史学报》第26期(2000年2月),页9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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