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活躍於政壇的老人，早已退出政治舞台，正一個個陸續退出人生舞台。這是歷史規律，也是自然規律。但他們的歷史功勳，像郭羅基老人所記載的孫長江的貢獻，中國人都不應該忘卻。因為我們正享受着他們拼死抗爭贏得的成果


　　◆高伐林

　　昨夜突然收到年屆米壽（八十八歲）、退休後隱居在美國西部某州的郭羅基老人的信和一篇文章，是悼念他的好友、改革開放初期共同立下汗馬功勞的孫長江的。孫長江最近去世，享年87歲。
　　改革開放初期活躍於政壇的老人，早已退出政治舞台，正陸續退出人生舞台。這是歷史規律，也是自然規律。但他們的歷史功勳，中國人不應該忘卻。
　　上個星期五（6月12日）我的《伐林追問》的標題就是：《中共“左王”另一面：有良知又有膽略的改革闖將》，緬懷鄧力群。有些人不理解，痛罵鄧不是好東西。我在節目中說：“介紹鄧力群在早期對推動中國改革做出了貢獻，並不是想給鄧力群摘去‘左王’帽子。”正如盧躍剛在《趙紫陽傳》一書中表述的觀點：“人們對鄧胡趙全力支持包產到戶的史實所知甚詳，而對鄧力群推動包產到戶的關鍵作用卻不甚了了。”很多人的回憶錄，都講述過這一內情，但一般民眾並不知曉。陳一諮的回憶錄披露了一個細節，陳從安徽調查回京後，先後對胡耀邦、鄧力群單獨匯報。鄧力群的反應超過胡耀邦，陳談到安徽大饑荒餓死人、人吃人以及極端困苦的農民生活，情不自禁流下眼淚，從晚上八點談到凌晨一點多，鄧力群深受刺激，“一夜都沒睡好，剛睡着就尿床了。”——這是陳一諮回憶錄里的原話。
　　今天當中國人基本吃飽了肚子，很多人為肥胖發愁之際，很可能難以深切體會當年這項改革的意義。想想吧，中共自從搞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之後，老百姓就常年的、大面積地餓肚子，在生死線上苦苦掙扎，甚至餓死幾千萬人！看看趙紫陽1975年調到四川得知這個“天府之國”竟然二十多年人民吃不飽的震驚！看看從來沒有抓過農業的萬里到安徽親眼看到農民飢餓貧困之狀的痛責！我們就能體會實行包產到戶，一舉改變這種狀況的意義。從學理上，我們今天可以批判“包產到戶”的這個副作用、那個局限性，或許都沒錯，也可能有比“包產到戶”更高明的拯救農業、拯救農民的妙招，但當時的農民等不及了！大家都記得那個順口溜：“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現在人們只是作為一般談資說一說、笑一笑，但在當年，對於許多家庭，這就是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這就是千百萬農民發自肺腑的感受！而鄧力群在這個問題上堅決支持陳一諮等人，功不可沒！我們不能忘記他的功績，儘管他是“左王”，幹了很多壞事髒活。
　　“郭羅基”這個名字，恐怕很多人，包括我的同代人未必記得那麼清楚了。但您會對《誰之罪？》這個標題有印象吧？1979年6月24日，郭羅基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振聾發聵的《誰之罪？》，憤怒控訴張志新被害被割喉，文章不脛而走，洛陽紙貴，讓多少人揮灑熱淚，讓多少人掩卷深思：為什麼會發生這麼慘烈殘酷的悲劇？！
　　郭羅基悼念孫長江的新作附下。


　　附：殤類我——悼念孫長江

　　郭羅基，明鏡網


　　2020年6月19日，孫長江逝世了。
　　孫長江是我的另一個自我。長年離別，遽聞噩耗；物傷其類，悲從中來。
　　長江在人民大學哲學系，我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本來互不相識，是別人把我們兩人界定為對等互換的關係——
　　文化大革命中，馮友蘭的命運是戲劇性的。先是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打倒，後又成為江青的座上賓，充當文壇霸主“梁效”的顧問。毛主席關懷備至，特派謝靜宜登門探望，還問：“有沒有足夠的房子放書？”文革前，教授們的住房都比較寬敞，而年輕教師有的結婚數年還沒有房子，住在集體宿舍。文革中，教授們有的自願有的被迫讓出一兩間，分給年輕教師。軍宣隊聞聽此言，立即將住在馮家的幾對年輕夫婦掃地出門。毛主席還有指示：“給馮友蘭配備一名助手，幫他完成《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寫作。”軍宣隊忙亂一陣毫無頭緒，因為他們既沒有學問，又不認識有學問的人。只好請眾人提名。湯一介推薦人民大學哲學系的孫長江。文革中，人民大學被撤銷，一部分人轉來北大，一部分人在家賦閒。孫正是賦閒者。軍宣隊問從人大轉來北大的教師：“此人怎麼樣？”他們回答說：“他是郭羅基式的人物。孫長江就是人民大學的郭羅基，郭羅基就是北京大學的孫長江。”軍宣隊一聽就明白了，別的不用說了。本來打算將孫長江調來北大，此議告吹。
　　文革前，北大哲學系的一位年輕教師，名莊卬，曾為馮友蘭的助手。馮交給莊卬的任務是找馬、恩、列、斯、毛的語錄，貼在他的書稿的相應段落。馮友蘭自詡，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是“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於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他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是莊卬從書堆里找出來的。文革中，莊卬跟着遲羣發達去了。他有先天性心臟病，太賣命，不到40歲就死了。馮友蘭需要找一個莊卬的接班人。孫長江如果是“郭羅基式的人物”，我想他決不會幫馮友蘭塗脂抹粉，把他化妝成“馬克思主義水平上”的哲學家。
　　我記住了孫長江這個名字，我真想認識一下另一個郭羅基。
　　粉碎“四人幫”以後，孫長江式的人物郭羅基，郭羅基式的人物孫長江，彼此都“但願一識韓荊州”。我們在共同的朋友張顯揚家見了一面，從此成為莫逆之交。


　　1993年，四個參加理論務虛會的自由化分子相聚在紐約，左起：孫長江、郭羅基、阮銘、張顯揚。

　　一篇文章驚天下

　　華國鋒主導抓 “四人幫”，掃除了中國社會前進的障礙。這是他的歷史功績。但他接着又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有人說：“推行兩個‘凡是’，等於‘四人幫’沒有粉碎。”一切照舊，空氣沉悶。人們都在思索，用什麼法寶來破兩個“凡是”？
　　胡耀邦在1977年3月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他組建了一個理論研究室，任命吳江為主任。在胡耀邦的指導下，中央黨校的理論研究室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參謀部。
　　吳江吸收孫長江參加理論研究室。
　　1978年初，中央黨校的學員討論黨史上的路線是非。胡耀邦指出應以實踐作為真理的標準，分清黨史上的路線是非。有人提出，也要以毛澤東思想作為分清路線是非的標準。這就有了兩個標準。吳江和孫長江商量，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題寫一篇文章，強調“唯一”，澄清兩個標準的胡塗思想。文章由孫長江執筆。孫找我商量。當時我和周培源合作，準備寫一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加速發展我國的科學技術》。我說，我會寫到認識論問題，一定談談真理標準，為你們敲邊鼓。所以，我在文章中列了一節《實踐是檢驗自然科學理論的唯一標準》，特別回答了“已被實踐證實的理論，能否作為真理的標準？”
　　《光明日報》收到南京大學胡福明的一篇文章，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編者將題目加了兩個字，改為《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擬登載《哲學》副刊。新上任的總編楊西光，在審稿時說這是一個重大的題目，應從《哲學》副刊抽出來，移到頭版，但要作重大修改。楊西光剛從中央黨校學習結業，聽到胡耀邦關於以實踐作為真理的標準分清路線是非的講話，故有此敏感。文章在楊西光和馬沛文（理論部主任）主持下改了數稿，仍不滿意。他們聽說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在撰寫同類題目的文章，於是就把修改稿送給他們，請他們幫助修改。吳江將任務交給孫長江，對他說：“把兩個稿子捏在一起，題目還是用我們原來的。”
　　孫長江把兩個稿子捏在一起了，但《光明日報》稿只占三分之一，文章的基本框架和四個小標題都是孫長江的立意。吳江作了修改，最後由胡耀邦定稿。1978年5月10日，首發於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次日《光明日報》頭版公開發表，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
　　這篇文章是時代的呼喚，一經面世就受到廣泛的重視。真理的實踐標準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常識，文章並無理論上的創見，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具有衝擊兩個“凡是”的針對性。搬出馬克思主義寶庫中現成的武器——真理的實踐標準，頓時驚醒了人們的頭腦。當時人思想解放的喜悅是後來人難以體會的。《光明日報》發表的當天，新華社就向全國播發，從第二天開始，《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全國35家中央和省市大報紛紛轉載。
　　“凡是”派反應激烈。他們也感受到提出真理的實踐標準的震撼，但他們與一些人的歡呼相反，而是表示憤怒。當時有一個毛澤東著作編委會辦公室，主任是汪東興，李鑫任第一副主任，胡繩、吳冷西、熊復為副主任。那是“凡是”派的大本營。吳冷西打電話給《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指責說：“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熊復也打電話給新華社社長曾濤，說 “這篇文章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思想上是反動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犯了錯誤。”一時氣氛緊張，謠傳：“文章的作者被抓起來了”，“《人民日報》進駐工作組了”。理論討論轉化為政治鬥爭。
　　各地諸侯紛紛表態，支持真理的實踐標準。在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宣告兩個“凡是”的破產。接着召開的理論務虛會進一步清算了兩個“凡是”。
　　真理標準的討論，破了兩個“凡是”的禁錮，極大地推動思想解放運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寫作，是孫長江對思想解放運動的重大貢獻。
　　有一點遺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提法是不準確的。實踐所檢驗的首先是認識或理論，認識或理論經過實踐的檢驗確立為真理；作為真理也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這是另一個層次發展真理的問題。確立真理和發展真理都需要經受實踐的檢驗，故可以簡單地說：實踐是真理的標準。我對孫長江談到，我的文章中的提法，或是“實踐是檢驗理論的唯一標準”，或是“實踐是真理的標準”。他說，你再寫一篇文章進行補救。我說，那也不必了，現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了一面旗幟，不要使人產生疑惑。
　　形勢逆轉。1980年以後，鄧小平重提“反自由化”。思想解放運動被說成“自由化運動”，胡耀邦讚揚的思想解放運動中的闖將，紛紛中箭落馬。
　　形勢一變，事實遭歪曲，真相被屏蔽。1984年10月，《光明日報》舉辦優秀文章評獎，宣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獲“特別獎”，“作者胡福明”。孫長江並代表吳江給當時的《光明日報》總編杜導正寫了一信，如實說明《實踐》一文寫作經過。已退休的原總編楊西光建議，認真研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作者問題。《光明日報》評論部在調查研究之後寫出《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寫作和發表經過》，結論是： “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執筆者，孫長江同志最後執筆完稿”。孫長江的手稿已歸入國家歷史檔案館。2013年11月26日，《光明日報》一篇報導的副標題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者之一胡福明談35年巨變”。這是公開糾正過去認定胡福明是此文唯一作者的錯誤。2018年11月26日，《人民日報》發布《關於改革開放傑出貢獻擬表彰對象的公示》，將胡福明列為“擬表彰對象”，稱其為《實踐是檢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主要起草人”。又回到舊錯誤。此時，吳江已經去世，孫長江病重，無從申辦了。但公道自在人間，中央黨校的沈寶祥教授給“表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寫了一信，指出此舉“很不妥”。

　　“愚溪”出師不利

　　我們一群人經常在張顯揚家聚會，批評時政，臧否人物，儼然成了“裴多菲俱樂部”。
　　在談論中，孫長江的意見總是很引人注意。有一次閒談，“能不能用一個字概括各人文章的特點？既是優點，又是缺點。”眾說紛紜，唯有長江的說法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說我的文章的特點是一個“尖”字，優點是尖銳，缺點是尖刻。他說張顯揚的文章的特點是一個“散”字，優點是論點能擴散，缺點是太散漫。他說到另一個朋友老董的文章的特點與顯揚相反，是一個“黏”字，黏在一起，怎麼也掰不開。他說王貴秀的文章的特點是一個“硬”字，每句話都像一根棍子，還做了一個揮舞棍子的手勢，引得哄堂大笑。
　　經常在顯揚家聚會的有8個人。我提議：“我們8個人用一個共同的筆名，人家發一篇，我們發8篇，造成論戰的壓倒性氣勢。”大家都贊成。於是就起個筆名。七嘴八舌之後，孫長江開腔了，他說筆名可以用“愚溪”。典出柳宗元的故事。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擇冉溪而居，改冉溪為愚溪。附近又有愚丘、愚泉、愚溝，愚池、愚堂、愚亭、愚島，故賦“八愚詩”。我們也是“八愚”。以愚自況，意為悖時而行也。大家都說好。
　　張顯揚以“愚溪”的筆名寫了第一篇文章，題為《什麼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發表在一個內部刊物《馬列著作研究會通訊》上，1980年11月。
　　1979年初，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務虛會是思想解放運動的高潮。會上，討論的重大問題之一就是社會主義理論。王惠德有一句名言，中國的社會主義是“早產兒”。大家都贊同。50年代，拋棄了新民主主義，在經濟、政治、文化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匆忙搞社會主義。既然搞了，應當補課，補資本主義發展不足的課。思想解放的光芒使鄧小平產生了驚慌。他在理論務虛會後期，發表一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進行“剎車”。他的講話沒有思想，沒有理論。“四項基本原則”成了四條棍子。第一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他把“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制度”混為一談。理論界議論紛紛。李洪林發表了一篇《我們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我們幾個人在張顯揚家議論，意欲進行澄清。張顯揚根據大家的議論，指出，“社會主義道路”是以社會主義社會為目標、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他特別強調：“不能把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社會混為一談。”在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漫長的。沒有經過漫長的過渡而匆忙宣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實際上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社會主義。
　　《馬列著作研究會通訊》雖然是一份小報，頗受人重視。鄧力群（時任書記處研究室主任）注意上了，隨即打棍子，追查“愚溪”是什麼人？說“愚溪”的文章是否定社會主義，差一點取締《馬列著作研究會通訊》這個刊物。張顯揚只好說“愚溪”是他個人的筆名，與他人無關。“愚溪”出師不利，第一篇文章就成了最後一篇文章。
　　到了1987年，鄧小平在與捷克斯洛伐克總理什特勞加爾談話時說了：“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事實上不夠格，只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同樣的道理，我們在7年以前說是絕對錯誤的，鄧小平在7年以後說又是絕對正確的。

　　透露胡喬木整人的秘示

　　孫長江在中央黨校有一個便利條件，可以到機要室看中央文件和領導人批示。在張顯揚家聚會時，他常常向大家透露內部消息。1981年11月，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說“你快到顯揚家來一趟”。我到時已有幾個人在座。長江說：“不好了，要整人啦！”他在機要室看到胡喬木的一個批示。在機要室看文件是不能抄錄的，更不能複印。他看了幾遍，默默地記住。現在他眼睛望着窗外，一字一句地背誦胡喬木的批示：
　　郭羅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冒尖人物（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北大一派的頭頭）。教育部早就要處理，調他去南京。小平同志多次點名批判。郭羅基的氣焰很高。據我所知，我離京以前尚未處理。南京大學的應學犁、孫輝已經處理了，效果很好。郭羅基為什麼不處理？再不處理，中央不要說起表率作用，連趕地方都趕不上了。我建議，中宣部、教育部、北大黨委三家組織人力審查郭羅基的文章，搞個材料，先在內部批判，然後公開批判。請將我的意見轉告中宣部，並耀邦同志。
　　胡喬木作批示是11月7日。11月9日，王任重批：“同意。請守一同志研究部署。”當時王任重是中宣部長，趙守一是副部長。11月11日，胡耀邦批：“同意研究部署”。
　　長江對我說：“你拿張紙、拿支筆，我再背一遍，你記下來。”我說：“不用，我已經記住了。”他不信，我複述了一遍。他說：“真的，一字不差！”那時，我們都年輕，腦子好使。
　　胡喬木批示的內容，在座的幾個人不清楚，我作了解釋。
　　1981年，在反自由化運動中批判了電影《太陽和人》以及白樺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盛傳，又有兩起“嚴重政治事件”，都發生在江蘇。其中之一是《南京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發表的應學犁、孫輝的《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後期的幾個理論問題》，被認為是對抗黨中央的“嚴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1年4月18日，中央宣傳部《給江蘇省委宣傳部的電話稿》要求對《南京大學學報》的文章進行處理。“現將喬木同志和我們的意見告訴你們”：“這篇文章的觀點是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已經超出了百家爭鳴的範圍。”還說“這並不是一兩個人所特有的觀點，而是當前理論界部分同志中存在的一種思潮”。隨後，中央宣傳部的《宣傳動態》又發揮了“喬木同志的意見”，寫成“專論”，題為《對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觀點應進行適當的批駁》，並要求層層落實，進行“批駁”。思想理論界出現一片緊張氣氛。
　　我閱讀了應學犁、孫輝的文章，又仔細研究了中宣部的文件，發現事實有很大的出入。我不認識應學犁和孫輝，但為他們所受的委屈感到不平，更為理論界出現的不正常狀況產生憂慮。於是我給總書記胡耀邦寫了一封信，指出：中宣部指責應學犁、孫輝的文章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的三個論斷，沒有一個符合作者的原意。我希望理論界轉變風氣，開展正常的批評和討論，不要像《宣傳動態》那樣，進行武斷的批評。說起武斷的批評，我又舉例，1月份胡喬木同志在一次講話中批評了許多人，有的批評顯然與事實有出入，但本人無從申辦。我希望黨的宣傳部門以及主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處理文藝界、理論界的事情時，應當在樹立馬克思主義的黨風、學風、文風方面作出表率。最後，我對耀邦說，如果您認為我的意見有一點道理，請提醒宣傳部門和主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注意。耀邦將我的這封信批轉給中央宣傳部登“內刊”。可見，他認為我說的還是“有一點道理”的。
　　南京大學黨委和江蘇省委根據中宣部的指示對《南京大學學報》和應學犁、孫輝進行了處理，並寫出處理報告。當時胡喬木在南京，見了處理報告，就寫了上述批語。我在給耀邦的信中對他有所批評，他進行了報復，還挑撥胡耀邦和鄧小平的關係。
　　1982年，中宣部召開的“北京地區理論座談會”對我進行批判，又不讓我本人參加。接着，北京大學黨委又組織力量對我進行批判。前後歷時半年。

　　“我們養活你們全家”

　　1980年，教育部一連對我下調令，調我去南京大學，雖不足“十二道金牌”，也有七、八道。調動的理由嘛，“莫須說”。按條例，教育部的職權只能調動和任免重點大學的校長。教育部直接調動一個大學教師是不正常的。北京理論界、新聞界的朋友們和北大的群眾都鼓勵我“頂住”。北京人在文革中下放外地吃過苦頭，都怕被調到外地。有人說：“如果你頂不住，輪到我們更頂不住了。”孫長江對我說：“你就是不走，他們還能用擔架把你抬走？”教育部調而不動。
　　1982年初，鄧小平發話了：“我已經說了兩年，叫郭羅基去南京。怎麼還不走？”這才知道，教育部背後發號施令的是他！
北大黨委在批判我的同時組織一個“郭羅基工作組”，由黨委副書記張學書掛帥，每天找我談話，逼我表態，還說他們每天要向中組部匯報，每個星期要向書記處匯報。
周揚和賀龍的前妻蹇先任分別給胡耀邦寫了信，為我說項。胡耀邦作了一番批示，交中央組織部辦理：
　　郭羅基和那些造反起家的人是不同的。有什麼問題，攤開來同他本人談清楚。然後調離北大，另行分配工作。不要再拖了。
　　鄧小平、胡喬木說我是“造反派”，耀邦的第一句話是針對他們的。最後一句“不要再拖了”，他想搶在鄧小平再次發話之前趕快了結。胡耀邦和鄧小平在我頭上鬥法。
　　中宣部和北大黨委對我的批判，起初是三條罪狀：理論上搞自由化；政治上與西單牆和地下刊物有聯繫；組織上不服從調動。由於我抗拒，不斷羅織罪名。香港有一家《觀察家》雜誌，發表了一篇《中共思想解放的先鋒——郭羅基受壓制》。黨委的工作組對我說，《觀察家》是香港的托派，你和香港的托派有什麼聯繫？我說，我根本不知道香港有一家《觀察家》雜誌，也不認識編輯部里的任何人，跟我毫無關係。他們要發表什麼文章是我能夠作主的嗎？
　　黨委找我們教研室的支部書記許全興談話。有人問他：“黨委找你談什麼？是不是要給老郭一個處分？”許說：“給個處分倒好了，你是想象不到的，抓人！”黨委對許說，財貿報副主編因與香港有聯繫，已經被抓起來了。要許全興將這個信息告訴郭羅基。許對這種做法很反感，他不願傳話，是別人告訴我的。我說，這是恐嚇，給我施加壓力，真要抓人，不會事先通知。
　　中央高層的工作人員，有人是同情我的。他知道孫長江和我的關係密切，就向孫長江通風報信，讓他轉告我。這時我處在嚴密的監視、監聽之中。當年共產黨教我做地下工作的一套，現在用來對付共產黨了。我和孫長江之間的聯繫通過一個中間人。有一天，此人打來電話，說：“老家來人給你帶東西來了，你到蔚秀園前門來取。”這是我們之間的暗語。老家來人帶東西，是上面又有人發話了。約“蔚秀園前門”，實際是後門；如果約後門，實際是前門。要是根據監聽電話採取措施，讓他們撲個空。我的家裡可能有竊聽器，不能上門談話。蔚秀園後門外面是一片農田。來人和我在田埂上邊走邊談。他說：“鄧大人又發話了，還好，不是抓人。”教育部副部長彭佩雲的丈夫王漢斌，是鄧小平的牌友。王漢斌在牌桌上進讒言，慫恿鄧小平又一次發話。鄧說：“讓王惠德（中宣部副部長）找郭羅基談話，叫他去南京，不去就開除黨籍；開除了黨籍還要去，再不去就開除公職。”“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有黨紀、國法的根據嗎？沒有。鄧小平完全是一派獨裁者的腔調。來人特別轉告：“長江說了，你不用擔心，如果開除公職，我們養活你們全家。”
　　胡耀邦批示後，周揚連連說：“不錯，不錯。”他分析：耀邦所說的“調離北大”就是不一定調離北京；“另行分配工作”就是不去南大。鄧小平再次發話後，他約我“好好談一談”。他很沮喪，說：“開除黨籍，也就算了，這個黨員當得沒有意思了。但開除公職就是斷絕生路，你還要連累家人。”因為那時沒有市場經濟，不能另謀生路。他勸我：“不如去了南京再作打算。”
　　孫長江聽說周揚的意見後，對我說：“我認真地考慮了，你還是照周揚說的辦。開除了公職，你們的生活不會有問題，我們可以養活你們全家。但他們不會就此罷休，必定不斷騷擾你。首先北大會收回房子，叫你露宿街頭。你留在北京，沒完沒了的折騰，什麼事也幹不了。還不如去南京，隱姓埋名，該讀書就讀書，該寫作就寫作。不給發表沒關係。王船山隱居深山，著書三百卷，生前不能出版。死後出版，還不是流傳至今？”
　　我本來一直在頂牛。聽了周揚和孫長江的意見，我覺得有道理，於是改變了態度，表示願意去南京。
　　過了幾天，孫長江又對我說：“唉，你真是‘西出陽關無故人’了。”胡福明（時任南京大學哲學系副主任）到北京來開會，孫長江見了對他說：“老郭要到你們那裡去了。我對你有三點要求：第一，上面有什麼說法你要及時向他通風報信。”第二點，我忘了。“第三，生活上要多多照顧。”胡福明在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學習的時候，孫長江是教師，所以他講話的口氣是居高臨下的。胡福明回答：“孫老師，第一條、第二條我做不到，第三條可以考慮。”孫長江很生氣，諷刺他說：“你總算講了實話，沒有當兩面派。”
　　我離京前一日，長江對我說：“古代文人被貶出京城，親友們還可以飲酒賦詩，十里相送。現在，上面卻要我們跟你劃清界限。真是今不如昔！”

　　反自由化導致流血事件

　　處理自由化分子是有通盤計劃的，在我之後就輪到中央黨校了。
　　1983年，中央黨校的校長是王震。他自稱：“我是關老爺旁邊扛大刀的周倉。”他還揚言：“黨校有一個胡耀邦的‘智囊團’，我就要打掉這個‘智囊團’!”他說的“智囊團”就是理論研究室。
　　鄧力群配合王震，搞了一個阮銘的材料。王震寫了批語：“三天開除黨籍。”接着解散了理論研究室。吳江被調出中央黨校。對孫長江，說是“調到一個較小的大學去”。於是他去了北京師範學院（後改名為首都師範大學）。
　　反自由化運動，一浪高一浪。1987年1月，以“反自由化不力”為由，在“生活會”上逼宮，導致總書記胡耀邦“辭職”。這是黨的領導人的非程序性更迭。胡耀邦辭職後，反自由化加強了力度。先是開除了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的黨籍。在鄧力群、王震的慫恿下，鄧小平同意還要開除一批。以紀委的名義開了一個名單，共12人。趙紫陽召開書記處會議，進行討論。計劃分兩次，每次討論6個人。第一次討論的名單是：吳祖光、王若水、張顯揚、蘇紹智、於浩成、李洪林。對吳祖光、王若水的結論是“勸其退黨”。王若水勸而不退，改為“除名”。討論到張顯揚時，說他是“三種人”，應開除黨籍。有人說，他背後還有出主意的，那是孫長江。鄧力群說，出主意的更壞，一起開除。孫長江是12人名單之外的“追加預算”。蘇紹智本來也要開除，趙紫陽說他寫過改革開放的好文章，從輕發落，改為“撤銷職務”。趙紫陽看看手錶，說時間到了，宣布休會，以後再討論。
　　這時，孫長江借調在《科技日報》，任副總編。總編林自新昔日是聶榮臻的部下。他給聶帥寫了一信，極言孫長江如何優秀，鄧力群等人製造的罪名不符合事實，開除孫的黨籍是錯誤的。聶將信轉給陳雲，陳雲作了批示：處理要慎重，把材料核對清楚，不要根據不實材料輕易處置。趙紫陽順水推舟，強調核實材料，非但把孫長江豁免了，一直沒有繼續討論，那12人名單的後面8個人也豁免了。除了處分，還有一手，就是調離北京。李洪林被調到福建。王若水要他去湖北，阮銘要他去廣東，都因地方上抵制未能實行。
　　這些人都是7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中叱咤風雲的人物，胡耀邦稱之為“闖將”。隨着胡耀邦的下台，這一批“闖將”也被迫退出了歷史舞台。
　　胡耀邦的下台，成為下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的動因。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發群眾性的悼念活動；悼念活動轉化為民主運動，示威群眾占領了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提出7條要求，第一條就是公正評價胡耀邦，推翻一切不實之詞。第二條，徹底否定反自由化。10年來，自由化與反自由化拉鋸，道高魔高，不斷攀升，至此達到頂點。反自由化，批判的武器失靈，於是祭起武器的批判。鄧小平調動軍隊，勤王京師，向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反自由化以流血事件告終。又一次非程序性更迭廢黜了胡耀邦的繼承人趙紫陽。
　　反自由化運動是思想解放運動的反動。胡耀邦和發動真理標準討論、思想解放運動中的一代人，經歷了打壓和磨難之後，已進入歷史。歷史會記住他們。
　　長江是福建泉州人，1933年生，小我一歲。1949年9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2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習歷史。1955年，在哲學系任教。他的經歷與我類似；他的專業從歷史到哲學，與我一致。曾任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師範學院政法系教授。晚近20年，因中風、失語纏綿病榻。我與他遠隔重洋，每有思念，委託友人前去探望，但他已失去記憶。也好，那些不公、不義之事不再擾亂心情。此去泉台，喝下孟婆湯，度過奈何橋，忘卻人間的一切煩惱！願長江在天國的歲月靜好！

　　2020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