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点点

  罗点点，是原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的小女儿，写了若干关于罗的回忆文字，下面这篇是曾发表于《当代》1998年第4、5期的《点点记忆》（摘编）。

1、

  决定罗瑞卿的下台是1965年12月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文革”已酝酿就绪，为了争取林彪的支持，罗必须下台。

  60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被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左右，但毕竟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权，代表国家政体的执政党。这个党变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为组织原则还是写它的章程里。所以毛泽东还是不得不召开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会议，使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相信罗反党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

  这个会议谈不上有什么民主：事先知道会议内容的人极少，毛、林、周三人而外，只有叶剑英和杨成武（他们在会后分别接任了罗的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之职），连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不知道；被整的罗一到上海就被软禁，根本没有权利参加会议，更谈不上解释和声辩；以政治局名义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却是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唱主角，她在会上作了三次共约10个小时的主题发言；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不以叶群的发言为真，却丝毫不妨碍会议通过事先定下的结论。

  “扩大会议”早就是政治策略之一。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上，毛反对项英等人将红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的主张，但只有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支持他。为此毛建议扩大会议范围，让他指挥下的一些军事将领与会，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8月18日，中央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和总政治部承办军委扩大会议以肃清彭德怀的影响，很多人不愿意发言，发言的也只限于“浅表态”性质。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康生等向毛反映“会议开得糟糕透了”、彭“根本不服庐山的气”等等。毛于是决定会议延长，与会范围扩大到全军师以上单位的正职干部，由原来的140人扩大到1070人，再加50人列席。

  22日，再次扩大了的扩大会议开幕，分怀仁堂主会场和紫光阁分会场，林彪主持，毛、刘亲自作了定调性讲话。如此加强火力后，不但彭德怀被彻底批判，还真的揪出了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反党俱乐部”成员，批彭不力的朱德也作了检讨。会议完满地达到了目的。“扩大”使组织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与会者，以便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会议中去。

  “扩大”会议的巨大效能，在于被扩大进来的人或者是会议组织者的赞同者，或者是地位较低没有与会资格的人，他们对上层斗争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把应邀与会看作是一种荣誉，一切听从领导上的吩咐。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届中委只有40人到会，不到总人数的一半，“而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其他人员却达74人，占与会总数133人百分之五十七。后来发现其中有一人竟然不是共产党员。”要在这样的会议上开除刘少奇的党籍还不是易如反掌？实际上，有“扩大”就有“缩小”，“缩小”就是不通知本应到会的人，比如政治局会议可以不让与组织者意见相左的政治局委员与会，“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领袖反倒可以参加中央全会，党代会选出来的正式中委却无法与会。这就强化了个人独裁，他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决定让谁参加会议，以收“一致通过”之效。

  每次会议都有其特定的目的，要达到目的关键是选择好开会的人。高岗等人在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一波）射刘（少奇）”，调子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毛希望会议早点结束，要周恩来做结论，但周很难作结论，“他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会上已是那种气氛，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庇护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主意，他对周总理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陈、邓明白自己要充当的角色，在会上既批评薄的错误，又强调不是路线错误，把使会议的调子降了下来，持续两个多月的会议终于结束了。

  这个道理饶漱石也懂。1953年9月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饶又想批薄，就说要请陈赓大将出席。“原来他听说抗日战争初期，陈赓带部队在太行地区活动时，在后勤供应方面对薄一波有不满；又知道陈讲话‘没遮拦’，以为陈如果到会，能放上一炮。”不过，会议有时只是形式。薄一波命运的改变，表面上是陈、邓帮助说话，实际上取决于毛的态度，他完全可以听任会议按照高、饶的意图把薄整下去，也可以让陈、邓为薄解围。事实上，毛当时对薄还是信任的。

  “开会”还有一个功能是逮捕人，罗是一例，而罗本人也借开会之机逮捕过潘汉年；此后还有周恩来逮捕黄永胜等人，华国锋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开会的名义。后人也许难以设想当时一些高级领导人接到开会时的复杂心态：接不到通知显然是失宠；参加了会议也许永远就没有会议开了。据傅崇碧回忆，毛去世后许世友就到医院提醒几个将军，不要到中央开会，他说“去了可能把你们抓起来，要你们的命”。避灾的最好办法就是进医院。兰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楞了一阵，说了声“快走”就去了301医院。“当时许多将军、部长都往医院跑。毛泽东逝世，政局肯定会有变化，万一‘四人帮’抓人，对个病人多少总该讲点人道吧？”

2、

  罗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困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照应，“四清”运动时，韶华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韶华坚持，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罗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会的资格了。

  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君旭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韶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几亿人命运的最高决策会议，在国人眼中是最神圣、也最神秘的会议，但决定罗是否列席，却是由韶华下乡引起的。更奇怪的是，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罗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来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不正常。而改变毛的印象的，不是什么组织原则、工作要求，也不是权威人士的说情或罗本人的解释，而是一个护士。近侍影响力之大，此是一例。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毛用他特有的口吻对周恩来等人说：“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君旭）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不是她说对了。”这也许是毛的幽默之词。但在1971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吴确实表现出她的审慎精明。4月6日，毛已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中画了圈，吴君旭回忆：“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晚上１１点多钟，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啊，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合啊，那总理和他都划了圈的，那可能就会办借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这么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数，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就有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

  即使不具备吴这样的判断力，但只要是毛身边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不对之礼貌有加。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就自己的病情给毛写信的同时，又给毛的秘书张玉凤写信，语气非常客气：“请你看后斟酌”，“一切托你斟办”。

3、

  建国后政治整肃不断，开国元勋和高层领导不断被打入囚牢，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整人者自己也被整，所以罗瑞卿和彭德怀被关在同一监狱，周扬与胡风一度处境相同，这使人们几乎谅解了罗、周的当年过火行动，但两种人的命运其实是不同的。

  爸爸在1974年年初回到家里，我们一家团聚了。彭老总则在这一年11月因肠癌不治，逝世在301医院14病室的那间与爸爸同得一个走廊的病房里。

  在党内生活尚有规范时，整谁不整谁还有个影子、有点根据；比如彭德怀在大跃进问题上确实想“操毛的娘”，人民要永远感谢彭德怀是真实的，但毛永远不能饶恕彭也是真实的。当然，罗从来以毛的“大警卫员”自居。以至当他和彭德怀关在一起时，还感到委屈：“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作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毛对此也很清楚，但当时的政治格局需要打倒罗。对毛来说，彭、罗是不同的，彭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对手，罗则是他和林彪结盟的代价，事过境迁后可以放他一马。1974年7月21日，当罗与家人团聚时，彭德怀在监中疼痛难忍，只能哀求看管的战士：“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文革”时天下大乱，很多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许多昔日的亲信。但即使在混乱的环境中，对“走资派”采取什么样的处罚方式，开几次批斗会，是留在北京还是赶到外省，到外省是在京广线上还是在偏僻之地，等等，毛都是有严格区别和掌握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辩证法最重要一条，叫做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一般而言，“文革”前被打倒的，在毛时代基本上是万劫不复；而在“文革”中被炮轰的人，到70年代中期，已有不少人官复原职。比如贺龙，1959年后贺曾是彭德怀专案组的组长，彭德怀的事情尚未了结，他自己也被捉了进去。但1975年毛亲自下令为贺平反，彭德怀却始终处于监扩状态。这也是周扬和胡风的区别。

4、

  郭沫若文名远播，但49年后在上层并不受到尊重。1960年他的《蔡文姬》上演，当场一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

  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

  开玩笑还是小事。郭的二儿子郭世英，因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哲学小组讨论问题，经人告密后被拘捕；三儿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乐学院用家里的录音机欣赏西方音乐，同样有人告密，毛下令“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民英在1967年自杀。儿子如此命运，是否说明郭沫若已无多大用处？49年以前的党要求这位著名诗人向国民政府争民主要自由，49年以后使命只是不断写作“应制诗”和“新华颂”歌颂党和领袖。一个颂诗人很难向被颂的对象要求什么权利。

  1968年4月19日，郭氏夫妇得知郭世英被人绑架，生死难卜。晚上郭刚好要陪周恩来参加一个宴会，行前，于立群要郭趁便请求周恩来关心一下。然而，尽管郭一个晚上都在周的旁边，却最终也没有开口向周提出任何要求。郭世英终于死于非命。

  49年以后郭步步紧跟，不敢有半点闪失。1965年2月《光明日报》登出毛的《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墨迹后，郭即著文颂扬：“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诗词的顶峰；主席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是书法中的顶峰。”郭甘当神权时代的弄臣却总是讨好不得好。1967年6月郭沫若诗颂扬江青，但他得到不是江青“钦赐”他什么“御物”，而是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儿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点名批判，两次叫82岁的郭沫若低头站起来接受江青一伙儿的羞辱。原因在郭在《十批判书》中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统一中国是功，焚书坑儒是罪。力倡“一分为二”的毛泽东以秦始皇自居，当然容不得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要郭为几十年前的观点付出代价。

  知名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的用处。1957年，北京人艺的最大难题是划不划焦菊隐为右派。“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这当然不是彭真个人的主意，1957年9月8日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中就规定，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这也就是从57到76这一政治动荡的时期，中国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之一。

  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1946年7月，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陶宅慰问，并取消了下午与司徒雷登的约会，向延安详细报告陶行知去世的情况。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出唁电，盛赞“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此后一段时间，又精心组织了海内外一系列旨在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悼陶活动。但49年后“民主魂”已无价值。1951年批《武训传》时，舆论界翻脸不认5年前毛泽东对陶的颂扬，大量的文章把陶拉来作为武训的陪斗，《人民教育》给陶定下四条罪状，判定所谓“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不过是徒有其名。批判者中当然少不了郭沫若。

  像郭沫若、陶行知之类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其价值只有在两派政治力量较量之时才能实现。可以设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后来的处境只有两种：一种是像郭沫若一样批武训、写检讨；一种是像梁漱溟那样被逐出社会政治生活，总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动了。

5、

  罗自杀后，旨在批判他的“三月会议”停开了。但是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他们说爸爸是自绝党自绝于人民，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会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什么？

  内部斗争的严厉性，非身临其境者不能领略。毛泽东之所以能纵横捭阖、无所顾忌，是因为一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很欢迎这种此起彼伏的斗争方式。

  1945年的“华北工作会议”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罗不也是从迫害彭德怀的斗争中获得“纵欲后的满足”？权力和资源是有限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却是无限的，如此就需要不断的斗争，不断的重新分配，斗争的哲学势在必行。在一切都取决于个人意愿的氛围中，很多问题并非原则之分、主义之争，核心是权力转移。林彪在“文革”初说得明白：“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一个全面的调整。”所以几十年的“革命友谊”并不会使一些人在落井下石时犹豫一下。对普通人而言，政治原则无人情可言，但一小部分精于权力角逐的人却可以充分伸张自己的欲望，在风吹浪打中信步闲庭。被剥夺和被满足同时完成。

6、

  1928年，饶漱石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时，杨尚昆是他的上级，习惯地称饶为“小饶”。“皖南事变”后，饶在刘少奇的提携下荣任新四军政委、东南局书记。1946年饶从北京到延安，位置已不再显赫的杨尚昆机场接他，杨说：“招呼他‘小饶’，他就像没有听见一样。我追上前喊一声‘饶政委’，他才答应。”价值和尊严来自权力，如果毛泽东或刘少奇喊他“小饶”。饶漱石断不敢“像没有听见一样”。

  成功的革命夺取了控制一切的权力，胜利者拥有了乐园，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就是保护革命的成果。作为一个集体，党内任何派别、任何个人对任何反党行为都严惩不贷；只有江山稳固，个人才可能层次清晰地拥有自己的小乐园。毛对此十分清楚。“九一三”事件后，点点去找时任中联部长的耿飚，回来的路上：

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刚才见到的所有事情：内部电影，出入有专车，哨兵向汽车行礼，室内洁净温暖，空气清香，灯光柔和，甚至踩着脚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觉还留在我的十趾之间。这一切我们原来都熟悉，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没有特殊注意过，现在，这些久违的东西怎么使我如此不平静？我的心里一下子升上来非常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权力和地位在我的心里有了非常实际的意义。

  权力就是乐园。1959年后，罗达到一生的巅峰，身占党政军十多个要职：在党内，是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在政府，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队，是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国防工业战线，是国防工办主任，十一人专门委员会和中央专委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人大，是全国人大常委。他理所当然地享有既大又美丽的房子和院子和一大堆秘书、参谋、警卫员、管理员、司机、保育员、厨师的服务，“院子里还有齐刷刷五个漂亮年轻的女人”。

  罗失去权力后，人去楼空，罗点点说：“妈妈开始自己做饭，剩下来的工作人员日益与我们为敌。”要是罗瑞卿在位，借他们100个胆也不敢。这还算客气的。陆定一与罗一起下台之前，他的夫人严慰冰1966年4月28日上午在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增福堂被诱捕到一个秘密拘留所，“几个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几下子就把严慰冰从头到脚。剥得几乎‘暴露无遗’了，仅剩下三角裤衩、汗背心。……那个汉子又喝道：‘你还摆什么臭架子？现在就要打掉你的臭架子！’”失去了权力，就失去了一切，包括“臭架子”。

  朱德去世后，康克清的日子过得冷清。朱德的在与不在对康是大不一样的。嫁夫随夫，在政治生活中，夫荣妻贵，夫损妻辱。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本人也是老红军，但张一倒，刘也尾随而去。1967年，康生派人要张闻天交代刘少奇在61人出狱问题上的罪责，鉴于张此前说过这是他当时代表中央决定的，来人特别警告他：“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这种株连术令每个丈夫都要万分小心，进退得失关系到子孙后代、亲朋故旧。贺龙出了事，二方面许多老将军都跟着倒霉，处理王尚荣、许光达、黄新廷、廖汉生、杨秀山、成钧、谭友林、郭林祥等人的“专案组”纷纷成立；林彪倒台后，贺龙的夫人被接到北京，1974年秋邓颖超前来探望，消息传出，正在被“挂起来”的二方面军的老将军当晚就喝了酒。

7、

  罗的遭遇可能并非因完美的人格，庐山会议上，他扮演的是犹大：一次是7月10日晚了，毛召见周小舟、李锐等人，周小舟讲了“上有好者 下必甚焉”之类直接批评毛的话，毛没有见怪，并表示了反左的态度。事后周很兴奋，就向罗讲了，由此传给“下必甚焉”的柯庆施等人，间接推动了庐山会议的转向。7月23日上午，毛发表批彭的讲话，当天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气不过，就到黄克诚处出气。彭德怀进来后他们几个告辞出来，路中遇见罗，罗当然向上告发，“二十三日事件”后来成为湖南集团和“反党俱乐部”的证据之一。在庐山会议期间，罗是批彭“护神”的主力，几十年后李锐还说：“我特别记得他对黄克诚疾言厉色的神情。”从彭德怀下台的1959年到1966年，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恰恰在此时飞黄腾达的罗脱不了干系。

8、

  1966年8月23日，中央文革在政治局会议上要刘少奇到清华大学检讨，毛泽东不说话，当时只有陈毅站起来说：少奇同志有什么错误，可以在政治局这个范围内来解决。要他到清华去，这种方式好不好？我看不好，到时让他下不了台。当刘少奇表示愿意去清华，并请王任重帮他起草讲话时，陈毅又站起来，再次声明他不赞成这样做。以德报怨，这在当时中共领导者之间是很少见的。

9、

  “文革”把多年来左的路线发展到极端，空前的灾难使得国人由此上溯向毛体制和思想质疑。但各人的思路不同。罗点点记的1970年冬天，他到刘少奇儿女家去，在一特别的气氛中，刘园园点了几支蜡烛，举起酒杯说：“今天是爸爸的生日，让我们祝爸爸平安。”点点动情了：

  自从三年前“文革”开始，我在作出那个寒冷的决定：与爸爸以及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界限以来，我从没有想走出这条思路。尽管身边发生的“文革”事件已经越来越血腥，越来越滑稽，完全像一个恐怖笑话。但是我除了让自己尽量去理解它们之外，没有作过任何别的尝试。园园的话使我如梦方醒，或者简直是汗毛倒竖！我第一次想到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所有的事情。

  罗点点是在乐园中长大的，她没有经历过诸如延安整风之类的洗礼，遭逢一个革命至上的时代，她知道乐园就是革命制度，她理所当然地听从毛的号召，与爸爸划清界限。只是乐园已失之后，刘园园的话才使她想起乐园其实是她爸爸的权力。

  罗点点说到父亲：

  一直到坐了班房，他还在想这一切是毛主席和林彪对他产生这么深的的误会的时候，九大的消息传到了这个临时监狱。所有的犯人因此而被允许看报纸。爸爸说：“我看到叶群的名字写在中央政治局的名单里，我就想，这些人恐怕要完蛋。”说来奇怪，爸爸的恍然大悟没有因为他的裂骨折筋而发生，没有因为他被装箩筐，受到惨无人道的批斗而发生，没有因为妻离子散而发生。而是看到党章上，党的政治局名单上出现林彪、叶群的名字的时候，他却想到这些人要完蛋了。

  罗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者，他清楚地知道，党给了他一切，他的一切就都属于党。罗的同乡刘伯承元帅少小贫苦，“当他那么幼小的时候，生活就那么严酷地教育了他，教他懂得，像他们家那样的，在那个社会永无出头之日。”成为一方统帅之后，刘伯承深有体会地说：“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这是包括罗瑞卿在内的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共识。他们因此可以接受加诸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包括他自己的残暴和虐待，只要是以革命的名义。既革命永远神圣，毛永远正确，那么对他们来说，极左路线、个人崇拜等等都不是问题，党内民主、党员权利、生命价值等等都被可以献上革命的祭坛。无论发生多大的的悲剧，包括他个人的毁灭，都无损革命的合理与伟大。因1967年“7、20”事件被打倒的陈再道，“文革”后期在福州对韩先楚说：老韩哪，咱们这些人，生是毛主席的人，死也是毛主席的鬼呀！所以罗瑞卿只是在发现他曾极度鄙视的叶群也进了他一直认为神圣的最高机构时，才从不同角度审视“文革”。

10、

  批罗时的一条罪状是“擅自大比武”，罗点点转述她母亲的回忆：

  瑞卿当然知道不是“擅自”写了报告的。但是写了那么多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哪一天写的？记不清了，让秘书给查，秘书拒绝。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处于一种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的状况。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认。

  像罗所遭遇的这种“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制度肯定是最危险的。人们要警惕的，首先是这种制度。这种制度是罗帮助建立起来的，它凌架于任何个人之上而把毛高高耸立起来，除了毛，任何人都可能被它碾得粉碎。当刘少奇、罗瑞卿支持毛整彭德怀时，他们其实已经为自己挖好了坟场。象征性的例子是李一氓提供的：1968年李被送进监狱，“这个监狱是解放以后新造的，造得非常坚固，但在生活条件上并不完备。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是这个建筑的主持者，原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正是这个建筑的财政预算的批准者。但竟有这样的怪事情，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两个‘自作自受’，也都同时被子关在那里。”

11、

  1988年春，林豆豆看了罗点点写的《非凡的年代》后，托人转告她：点点还小，她写的很多事都是听大人说的。不久，这两个凋落家族的后人有了一次约会：

  我家的门上响起小心翼翼的敲门声，门开处，黯淡的灯光下站着一个身材中等的男人。我微微有点吃惊，正待询问，一个瘦削的身影从这人的身后闪出来。一个声音说：“点点，还认识吗？是我。”

  原这就是林豆豆，红色中国第二家庭的千金，写过《根深才能叶茂》和《爸爸叫我写文章的》的《解放军报》记者。此刻，豆豆似乎还没有从毛体制下的恐怖中走出。她向点点说明：林彪是好人，叶群是坏人，林彪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更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是被叶群和林立果挟持出走的。

  罗点点并不接受这一评价，但她对“九、一三”事件有自己的理解：毛林联盟从组合到解体的复杂离奇的故事，总使我这个最直接的受害者的女儿，在深夜醒来之际感到担心和害怕，我担心在我们那么匆忙地将历史分出是非的时候，是不是遗漏或忘记了什么？

  公开林彪事件的中央1971年第57号文件中有一段话：“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党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叶的女儿林立衡。”但受到表扬的豆豆并没有因此而少受审查。“文革”结束后，豆豆的一个主要工作，似乎就是为林彪“翻案”。她认为，在“九一三”事件上，至少有两点遗漏了。

  １、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九大以后，毛反对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但林从未表示自己要当国家主席。事后认定这是林彪罪状，依据是吴法宪揭发的叶群的一句话：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但叶群不是林彪，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林豆豆强调的。点点由此想到九大期间在大会通过主席团名单的时候，毛泽东突然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马上惊慌地站起来大声：“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连连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于是，全场立即举起手来，毛泽东看见大家举手，就同意当主席，并提议林彪当副主席，周恩来当秘书长，会上一致通过。

  如果说在九大上，毛、林推推让让，争着自己当副主席，要对方当主席，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既然他们之间的类似游戏如此随便，为什么这一次就一定反过来：林彪假心假意让毛当国家主席，而真心真意自己要当呢？”

  ２、关于林彪的武装政变。林立果在林彪的羽翼下组织联合舰队，试图谋杀毛泽东，但林立果不是林彪。这位统率百万雄兵横扫中国的元帅，这位深谙中共体制及毛的谋略、又有刘少奇前车之鉴的二号人物，大概不会以为凭一纸“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就可以发动一场政变。所以点点总觉得，这整个事件中缺点什么。

  罗、林两家是跷跷板的两极，罗跌入深渊而林跃上巅峰；林折戟沉沙而罗获得自由。度尽劫波姐妹在，相逢总是论先人，两个童年的朋友未能一笑泯恩仇，她们中间仍有障碍，林豆豆两次都没有直接回答罗点点对林彪的疑问。尽管如此，罗点点不但对林彪事件另有所思，对豆豆更有理解：

  灯光下，我看到一种坚定的神情在她眼睛里闪烁。我再一次想到豆豆从小在这个阴暗的家庭中表现出来的倔强性格，想到叶群和她奇特的母女关系，以及由于她的报告导致“九一三”事件最后以机毁人亡告终。我想到这所有事件的悲剧性，再一次为豆豆竟然承担起了这一切人世间最难以忍受的痛苦而震惊。她用什么信念才能支持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一种非她存在不可的理由，如果她不是有意无意地进入以上这种认为林彪是个爱国者，是被迫踏上叛国之路的思维的话，她早就化成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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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整理了一下，仍显得凌乱、冗长；不过读者有心还是能领略到一些东西，可以加深对中共政权的本质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