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李跃华的现象，无论国内外，大多数旁观者的态度，就是跟着主流医疗界及其代言人（如方舟子之流）起哄，欢呼一个“没有行医资格”的“骗子”（或“中医骗子”）受到揭露和官方的制裁。

  但是很少人会想：作为医者，到底什么人才算骗子？能治病的医生为何算“骗子”？医疗的初衷是治病，既然没有资格和头衔，但能治病的医生，仍然算骗子，那么有资格有头衔，却不能治病的医生，为什么又不算骗子？

  在主流社会越来越强调医疗的“科学”、“资格”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然忘记医疗的初衷——医疗到底是用来救死扶伤和治病的，还是用来装点“科学”门面的？

  在主流冠冕堂皇的“有何科学依据”的责难声中，越来越少人能够以患者的视角，质朴地问一声：患者找医生到底是为何而来？是来学习科学理论的、或了解某种医术的科学性的，还是来看病的？

  在主流医疗界通过主流媒体和代言人（在专制国家还通过国家权力）的强势影响下，绝大多数旁观者只关注李跃华没有行医资格，却对他治病的疗效视而不见，对他不戴口罩诊治多名患者竟未染病的奇特现象不作思考，更不屑于关注他自创的“穴位注射法”和“自体疫苗”；

  被主流媒体和代言人牵着鼻子走的绝大多数人，自然也不会去关注：“骗子”李跃华，为什么并无医死、医残、误病的斑斑劣迹？

  这些不能不反映出：主流医疗界已经偏离了救死扶伤和治病的初衷，而异化成一种依靠“科学”和“资格”垄断市场的行会；脱离了（救死扶伤和治病）疗效的本位，“科学”和“资格”也就成了主流医疗界打人的棍子，而某种医术的“科学性”和“安全性”，也就成为它排拒竞争的借口；而此种打击和排拒，在此次新冠状瘟疫肆虐的中心地武汉，表现得分外的荒谬——人们不妨问一问：

  在瘟疫大爆发的危机关头，难道可以为了查找某种医术的“科学性”，而放任大批人束手无治去死吗？

  在瘟疫大爆发的危机关头，为救人大胆尝试新疗法，与墨守成规束手让大批人活活病死，到底谁更“安全”？

  在主流医疗界及其代言人的操控和影响下，当今的主流社会，行医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多，各种证书、职称、资格、资历、执照的要求越来越繁密，而民众对医生的评判，也越来越偏离医疗的初衷，变得唯资历是从，对钟南山这种华而不实的老资格大牌趋之若鹜，而鲜有看穿其（除维稳外）百无一用的明眼人，相反，人们对李跃华这种能治病解决问题的突破者，仅因为他是“民科”，便不屑一顾，甚至人云亦云，大骂“骗子”，争相喊打。

  据此，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如果扁鹊、华佗、孙思邈不幸而生在现今的中国，他们不仅不会成为名医大家，而必然因为没有这样资格、那样证书而被打成“中医骗子”，甚至被关进监狱。

 主流医疗界及其代言人此种挥舞大棒的行会垄断行径，其实就是对民间探索和创新的打压，这种打压，与（其所宣称的）“为了维护患者的安全”其实毫无关系，而完全是主流医疗界为维护其垄断地位的自利行径，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是大同小异。

  为什么主流医疗界及其代言人，一定要打压李跃华这样的民间探索和创新者不遗余力？其根本原因是民间的探索和创新，能够引发医疗成本的大幅下降，从而危及主流医疗界对市场的垄断；同时民间的探索和创新，也会挑战主流医疗界及其代言人的话语权威，而话语权威的动摇，反过来又会危及他们的垄断地位——说穿了就是利益的问题，李跃华们的探索和创新，动了主流医疗界及其代言人的蛋糕：如李跃华仅以七百元的收费，就治好陈北洋父子的新冠肺炎，费用大大低于任何医院的治疗费，令之情何以堪？如何竞争？

   这，其实也是中医受到居于主流地位的西医打压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和西方（由于西医既得利益集团的更强势，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中医受到的打压，甚至更甚）。

  主流医疗界及其代言人对民间探索和创新的打压，非但与（其所宣称的）“为了维护患者的安全”毫无关系，恰恰相反，他们令患者花费更高的成本，却阻挠患者获得更有效的救治：

  不管是医疗还是科技，最有活力的创新力量，永远是在民间，如扁鹊、华佗、孙思邈、李时珍，都不是官医、御医，而世界头号、二号大发明家特斯拉、爱迪生，都是民科出身...

  打压民间的探索和创新，是对一个社会创新能力的最有效打压，因为这是在摧毁创新的社会土壤；打击民间医疗的探索与创新者，到底对患者有利还是有害，还不一目了然吗？

  主流医疗界及其代言人对李跃华们的打压，与中世纪欧洲教会打压“异端”，本质是相通的。

曾节明  2020. 3.20 大风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