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秩序和暴力传统，前者属于精英，后者属于大众。然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经常混杂在一起。人们常说宋代以来，中国重文抑武，摈弃暴力，但对湖北麻城的历史调查说明：崇拜和使用暴力从未停止，它跟文教甚至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老高按：对湖北麻城，我不算生疏。位于湖北东北部，大别山中段南麓，离武汉约一百来公里。七十年代末期，我曾经参加湖北、武汉作协组织的采风团一类队伍，前往探访，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因为麻城是著名黄麻起义的策源地——黄麻起义指黄安、麻城起义，黄安后来改名红安，是鄂豫皖苏区重要组成部分，是红四军、红二十八军、新四军五大队的大本营。据共产党建政初期统计，全县不足60万人口，战争殉难达14.3万人，先后有7.63万人参加红军，7260人参加了长征，在册烈士12546人。仅2万多人口的麻城乘马岗，走出了中共军队中1员大将、3员上将、7员中将、及5员少将。
　　那次采风，我才知道，死难者这么多，反映了造反者的英勇，也反映了中共肃反的惨烈。许多红军将士和苏区干部民众，不是国民党军队杀的，而是张国焘、政治保卫局清理整肃内部当成内奸杀的。究竟谁杀麻城人杀得更多，我没有调查统计过。
　　读到民间历史网站上一篇书介，才知道出版了一本美国人写的《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是写麻城七百年的——从元末到中共建政之前，这个题材和这个角度，引起我的兴趣。虽然没有看到这本书，但是从这篇文章中，就有一些观点让我关注。
　　最近几年在接触土改的史料时，得知不少学者运用大量档案和统计数据来论证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并没有像中共所说的那么严重，农村阶级矛盾也没有那么尖锐，毛泽东二三十年代的湖南农民调查、江西社会调查，都不是很科学很严谨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大有可疑。去年我参与编辑《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这部上下册的论文集，集中阅读了其八十万字的研究成果，更了解了：中共从四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为了发动土改而拼命煽动仇恨，夸大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殊不可信，毋宁说，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落实“耕者有其田”，不过是重整农村社会结构、建立自己的强权统治的借口而已。
　　但是读这篇书介，却得知：
　　中国传统社会并非所有地方都像一些学者所描绘的，是一个乡绅自治、符合儒家理想并追求和谐的宗族社会。在少数精英分子讲究仁义礼智的院墙之外，暴力往往是规则的制定者，无论是外来的杀戮、掠夺，还是本地的冲突、匪患和叛乱。在很多时候，暴力也是这些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
　　当然，《红雨》一书作者罗威廉也强调了，麻城的故事并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完全代表中国”。这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看待中国任何问题，把任何局部推断出全体，“一滴水看到太阳”。


　　麻城：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吴从周，《老衲读史2》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

　　麻城，湖北省东部的一座小城，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它都是一个没有全国影响的小地方，默默无闻地坐落于大别山中段的南麓。可是，美国学者罗威廉却将这座小城作为研究样本，追溯了它七个世纪里频繁出现的暴力冲突。
　　1935年，麻城重修了县志，出资者是当时的长江中游各省剿共军司令，前湖北省主席夏斗寅及其麾下。主持编撰的是年逾七旬的“春晖老人”余晋芳，如这个号所示，他是一个旧式的读书人，也是麻城最后几位获得科考功名、进过翰林院的人之一。
　　县志的序言中写道，变乱常有，在麻城这样脆弱的地方尤其如此，但是也有恒常的应对之道，也就是要纠正人心和风俗，强调礼义廉耻。编撰者们相信古老的教诲，当忠孝、节烈等美德被阐明，社会自然就会安定。
　　然而在这座小城里，秩序并没有就此到来。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毫不留情地揭开了这种想象的面纱。在对麻城历史的梳理中，这本研究专著发现，从元末的动乱到20世纪中期，暴力冲突和恐怖无时无刻不在这里展示它的力量，并融入当地人的思想和习俗。

　　为什么是麻城

　　麻城，湖北省东部的一座小城，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它都是一个没有全国影响的小地方，默默无闻地坐落于大别山中段的南麓。
　　让罗威廉对这座小城产生兴趣的，是1949年之后“革命老区”的荣誉。这种革命话语在罗威廉那里，衍生出对一个地区历史的追索：“为什么中国一些特定的地区有更多的超越其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暴力？为什么这些地方用暴力解决问题成为最常见的方式？当把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熔炉－－‘苏区’置入一个长远历史视野去考察时，中国革命看起来将会有如何的不同？”
　　于是麻城成为他研究的标本。他翻阅大量的县志、家谱以及其他文献，梳理了从元代末年到抗日战争时期，麻城地区绵延不绝的暴力冲突史。
　　麻城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地方。大别山横绝东西，而麻城是重要的隘口，于是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让麻城从元末到明清，都屡屡遭受战火之灾。为了自我保护，这里的大宗族和地方强人不得不组织家奴乡民，建造山寨，武装防卫。比如元末的地方精英黄武孟，在悬崖上修建了黄氏山寨以自保，大批居民来这里寻求庇护，黄也因此得到明代皇帝的赏赐。山寨的传统，在明末清初以一种引人瞩目的方式勃兴，麻城与周边的地方强人建立了数百座山寨，拒绝接受清朝统治，号称“蕲黄四十八寨”。
　　地方的文化也延续了暴力传统。麻城的民间传说中流传着很多关于土匪、盗贼与军人的故事，包括杀人如麻的张献忠，以及1674年的叛乱者鲍世荣——他盘踞麻城周围的山区数十年之后，被清代模范官员于成龙击败，双方都伤亡惨重。而在清代末年，鲍世荣的叛乱又被视为反抗满人入侵的英雄行为而被颂扬。暴力在这里被塑造为一种获取正义和公平的手段，备受推崇。
　　比文化更加根深蒂固的原因，则是贫富阶层的矛盾。麻城的土地相比全国其他地方更加集中，很多贫农沦为奴婢，他们周期性地与地主发生流血冲突。明清交替之际，这种“奴变”导致的动荡持续了二十多年。
　　罗威廉想从这样长时段的考察中，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暴力现象，并将中国革命与它萌生的社会联系起来。跟随他的考察，读者会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并非所有地方都像一些学者所描绘的，是一个乡绅自治、符合儒家理想并追求和谐的宗族社会。在少数精英分子讲究仁义礼智的院墙之外，暴力往往是规则的制定者，无论是外来的杀戮、掠夺，还是本地的冲突、匪患和叛乱。在很多时候，暴力也是这些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麻城的历史画卷，就在不断的暴力冲突，以及短暂的和平休憩中展开。
　　由此，中国近代的红色革命跟七个世纪中的暴力冲突建立起联系，它们并非截然不同，而是有难以割裂的关系。

　　作为规训与惩罚的杀戮

　　儒家秩序和暴力传统，前者属于精英，后者属于大众。然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经常混杂在一起。人们常说宋代以来，中国重文抑武，摈弃暴力，但对暴力的崇拜和使用从未停止，它跟文教甚至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在明代，一直默默无闻的麻城一度在科考上风光过，出了110名进士、421名举人。这个数字无法跟江南的富庶之地相比，但在华中地区已经极为夺目。麻城建立了许多家书院，成为周遭的学问中心。但是，教化并未能阻止暴力在麻城继续发生。
　　地主、富户和奴仆的矛盾在明末愈演愈烈，最终爆发出遍及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奴变”。麻城是冲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吴伟业曾描述道，奴仆们“昂然进村，劫掠喜好之物”。他们甚至手持刀剑，强迫主人允许他们恢复自由。而在变乱之际，地方的强人则啸聚山林，据寨自守，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四战之地的民众来说，除了暴力之外他们也没有更多选择。
　　为了维护正统的价值，精英分子也并不排斥使用暴力，很多时候，他们是暴力的推崇者。面对奴变，新上任的麻城知县认为，恭顺服从者才是忠诚的人，有资格活在道德秩序之下，而不忠者犯下了死罪。他在自己的权限之内逮捕处决了所有参与叛乱的人。
　　另一个例子更加鲜明。明末麻城的著名人士梅之涣，是一名“浪漫而多产”的诗人，是李贽和钱谦益的好友。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杖亦圣主恩，杀亦圣主恩。不杀复不杖，遣戍何足论？”罗威廉认为，这首诗表明梅之涣坦率地为暴力的合法性进行辩解－－这一点有待商榷，但梅在他担任官职期间，确实毫不手软地实行了这些“合法的暴力”，曾一次处死多达840余名叛逆者。而当他被革职回乡之后，他毫不犹豫地修建堡垒、组织团练，对抗途径此地的叛军，以及盘踞大别山的土匪。为了震慑敌手，他将每一个可疑分子斩首，将他们的头颅悬挂在长矛上示众。
　　示众这个词是为人所熟知的，作为一种统治术，它通过对暴力和恐怖的展示来规训群众。《杀千刀》一书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凌迟酷刑，这种极致的酷刑用于惩罚罪大恶极的犯罪，比如谋反、忤逆人伦。传统儒家一直主张“德主刑辅”，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直有读书人对酷刑提出严厉的批评，但并不妨碍这种据考证来自蛮族的刑罚在宋代被吸收，并在明清两代被写入成文法。
　　为了维护正统，酷刑的震慑与驯服力量正是精英分子所需要的。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清代被视为儒家道德圣人的曾国藩，在民间却有“曾剃头”的恶名。

　　谁是无辜者

　　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20－30年代的革命，是历史上很多次贫民和精英阶层冲突的重演。追求中庸的传统道德只是理想，无法安抚面临饥寒威胁的底层民众。
　　在20世纪头三十年中，被生计逼上绝路的农民与富人们冲突更加激化。保守者自愿或者被驱使加入红枪会等民间暴力社团，激进者则在一些读书人的带领下成为革命者。农会与富人和保守势力的斗争很快从口诛笔伐升级到杀戮，包括暗杀、谋杀和纵火，暴力产生仇恨，仇恨则进一步为暴力提供了合理性。
　　对麻城居民而言，持续不绝的暴力无疑是一场灾难。在国民党军队对革命者的清剿中，红区的上万居民被杀死，甚至一次活埋多达3500人。
　　在农民眼中，镇压革命的夏斗寅是一个近乎恶魔的人物。他杀人毫不留情，尤其对妇女采用各种带有羞辱性的酷刑，比如用铁棍穿过乳房，袒露着身体游街。他的手下把农会会员的耳朵装满大桶，作为献礼。这样血腥的暴力，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告一段落。
　　罗威廉说，麻城的故事并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完全代表中国”。但是麻城的暴力史，无不与整个中国的动荡联系在一起，于是也有了从麻城的血雨腥风窥视历史上中国社会暴力根源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