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释

人类自从物种起源，就一直在追求完善人性的努力中。一切文明的发展，一切生产力的进步，一切社会形态的变迁，都朝着这唯一的方向前进。

就连共产革命原始理论的始作俑者，也以讨论人类的“异化”来占领道德制高点。

而一旦他们用暴力夺取政权，在他们眼中，一切社会问题都完全消失，只剩下“治理能力”的改进——好像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自己的“历史的终结”，社会在他们的家天下中，只有一条路：阶级分化和固化，特权阶级的“自赋神权”，既得利益集团的万世江山——这不能算是简单的袁世凯，也不能算是再版的秦始皇，而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加袁世凯”的三重豪赌。

就连现在硕果仅存的如此三重春梦的“遗腹子”——中国新怪现状，已经不断暴露出它残存人性之恶的种种劣迹，无法改变，无法根本克服，无法逃脱深深被套牢的桩桩噩耗。这次再现的瘟疫终于引起全球性恐慌，就是最明显的一例。

历史上，瘟疫曾经吞噬近半的欧洲生灵，消灭了几乎全部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一直是令人谈虎色变的人类剋星。尤其是那些致疫病毒，变化万千，似乎它们的出现永远在人们的预料，防御与治疗的能力之外，所以它永远是全人类的天敌。

西方世界对于瘟疫的重视与警觉，可以说是丝毫不敢懈怠。即使只有一例病情出现，都要向全社会公布，以引起社会所有成员的警惕和专注。

西方国家确实把瘟疫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放在一切其他活动之上，一切疫情信息做到全社会共享。

要说这也算是“治理能力”，在西方，由于其制度的人本性，信息的公开性，政府对公民的权利的无比重视，只能说是小事一桩，向来如此。这样的社会，对突发事件的灵活反应，与机动处置，使得各种瘟疫基本在这里绝迹，至少是每次但凡有疫情，都迅速得到控制，没有发展到足以造成严重后果。

共产党暴力统治下的社会，可以说是人类生活的异类。习特勒即使有再高的治理能力，那也只是为了巩固他的党天下，家天下对人民的巧取豪夺。难道SARS给予的惨痛教训一次还不够吗？人民的生命对既得利益集团就只是行尸走肉，不值一提吗？

习特勒大谈治理能力的前提，是他认为从他爹那里血统承继来的大位，已经保证了他攫取九五大位的一切合法性，即使他的治理能力是零，中国也是他的盘中餐，釜中肉。真是恬不知耻，无以复加。

世界上的“另类国家”，混到现在，大概只剩下中朝古三家。其中各家都有各家一本难念的经。前些年，破天荒的中国“崛起”，被共产党说成是“制度优越”的结果，给予习特勒种种“自信”的根据。直到川普的贸易战的开打和习特勒的负隅顽抗，方才戳破习氏漂亮的肥皂泡——不仅是中国的经济泡沫，而且更是中国的政治泡沫——一个苏东波后冥寿既息的孤魂野鬼，想借西方经济体系的“唐僧肉”来附尸还魂。不料“僧是愚氓”的唐僧，也有新型齐天大圣的护法，那就是川普的火眼金睛，早把那套“韬光养晦，敲骨吸髓”的把戏看穿看透。

这不三打白骨精的第一回合，已经伤了习家天下的元气。第二回合还没展开，就碰上“武汉肺炎”的袭击，内垢内乱，大灭习特勒“自家威风”。

另类国家，混到这份上，还有没有所谓的“制度自信”？武汉封城，city-sized quarantine，正是由于这个另类国家的停滞的僵尸般的体制弊病所导致，不要说武汉人已经对如此千疮百孔的制度丧失信心殆尽，就是习特勒本人，在一次次的头破血流的狼狈碰壁之后，即使他先前纵有跨邓超毛的万万千千雄心壮志，到现在，大概也意识到，自家孙猴子那点本事，终于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那点区区自信，早抛去爪哇岛——我们都看到：他就像1945年的日本人一样，或者说刘鹤就像甲午战争后的李中堂一样，只好乖乖地低头认栽，唯唯诺诺地在第一阶段的丧权辱国的降表上签字画押，供认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