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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闻名全国的科技打假案---净水器案(中)
送交者:  2020年01月04日10:54:33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体育老师

 

(本文链接 净水器案(上)http://blog.creaders.net/u/14263/202001/362849.html )

 

几天后,防疫站收到了凈水器研发生产方寄过来的,1984年7月3日 发行的 《工人日报》。头版头条赫然以 《广西卫生防疫站某些领导人无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压制人才令人气愤》 为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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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7月3日 发行的 《工人日报》

 

有钱便事事通达,居然如此轻而易举,就能动用《工人日报》为武器打对方之脸。通篇不提防疫站指出的净水器质量问题,而是把当年最敏感的,最能置人于死地的,上纲上线的文革式帽子,扣到对方头上,一巴掌拍死你,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同时对方向法院起诉了广西卫生防疫站,净水器案就此启动,广西防疫站被推上风口浪尖。对方用的是《工人日报》那篇文章揑造的,那些迫害老知识分子的上纲上线的罪状。见识了什么叫恶人先告状!此时我们的站长WSS,刚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后从美国归来,刚回家就以法人代表的身份,站在了被告席上。

 

你若要想置某人于死地,文革初期,就说他/她是走资派;到群众斗群众的阶段时,说他/她是流氓、破鞋、地富反坏右;到文革后,拨乱反正时,最能置对方于死地的武器就是,说对方迫害老知识分子,因为胡耀邦总书记最看重老知识分子,再不允许迫害知识分子。迫害知识分子就等同于犯罪。

 

看来对方真是熬费了一番苦心的,想用 “迫害老知识分子” 罪名,转移公众视线,以掩盖他们产品存在的致命的硬伤。只要用文革方式,上纲上线,把反革命的帽子给你们戴上,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和老子斗?蚍蜉撼树!

 

他们所谓的迫害老知识分子是指,我们站的两个老知识分子,曾被邀参加对产品的鉴定。包括他们在内的专家一致通过,同意“迅速投入批量生产“ 。我们此时提出异议,就是否定我们站的两个老知识分子对产品的肯定,就是不尊重他们,就是迫害他们,就是犯了罪!这就是他们把防疫站告上法院的逻辑。

 

本来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他们应该做的是,埋头研究,技术攻关,解决问题,做出好产品,通过鉴定后,申请许可证。但他们却是硬生生的把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搅和为一个政治问题。如此高调,只能说明对方心虚,想以此逃过对产品的质量监督,蒙混过关。若他们得逞,天理何在?

 

此事在站里引发軒然大波。对方恶人先告状,非但没有吓退我们,反而使全站上下团结一致,为维护食品卫生法的尊严,奉陪到底!

 

对方接下来的大动作是组织大辯论。在他们的运筹下,国内有关医学、防疫、给水排水、环保、食品、及冶金、地质学界300多人,齐聚柳州大饭店。除我方(乙方),所有代表都是产品研发团队(甲方)邀请的,指望是能为他们说话的。

 

乙方包括广西卫生厅厅长、广西卫生防疫站站长、食品卫生科两个卫生医生、及本人。站长WSS作为法人代表,我作为浄水器质量的第一质疑者,都是对方的眼中钉

 

研发团队以海归教授为中心,坐在台上,居高临下乙方五人坐在台下众人之中,为一小撮。

 

作为产品主创,海归教授,甲方发言人,向全体与会者介绍了凈水器的研发、鉴定、授奖、投产、销售,及前景。教授好口才,侃侃道来,抑揚顿挫,一气呵成,不输给新闻主播。走到今日,相信他做此演讲已经很多场了。

 

作为产品质量问题的发现、揭发人,握第一手数据,本人为乙方发言,责无旁贷。相对于海归教授,本人是低入尘埃的五届生,但腹中有货坦荡荡。况且文革中,在大兵团广播站任过编辑兼播音员,在军垦农场毛宣队担当过,不怯场!在大会宣布乙方发言后,我立于人堆中,宣读试验结果。都是干货,掷地有声。

 

显然海归教授没有料到,防疫居然做了那么多试验,收集了那么多数据。更没料到,一个五届生,竟敢在大庭广众中和他叫板。一时气急败坏,我话音刚落,还未坐下之时,教授用手指着我,厉声吼叫:“广西防疫站的XX,你是什么职称?什么大学毕业?”

 

一刹那,倒抽一口冷气,教授厉害啊,大庭广众中,不怕有失风度,掲了小民的短,在伤口上洒了盐。一时气愤,本人索性无遮无掩,一擼到底,答:“没职称!红卫兵大学生!“ 这不就是你早就调查好了的,用于羞辱我的吗?行!让你如願。

 

此话出口,全场鸦雀无声。一两分钟后,广西冶金研究所的RBC老师站出来说:“我相信广西防疫站XX的数据是可靠的,有些样品在我的实验室重复测定过。” RBC老师的确是教我原子吸收测定技术的老师。

 

面对处处透着优越的甲方,在大咖云集的大会场,敢于站出来,仗义执言,支持一个五届生,RBC老师是一个有良心、有风骨的知识分子。无论走到天南海北,我永远记住他的支持,感恩他当年的教诲和帮助。坚持真理,绝不做假!

 

“红卫兵大学生” 是五届生的别称。指文革前進校,文革中毕业的1966, 67, 68,69,及70年的大学毕业生,也被称为“没有读过大学的大学 生”。是什么待遇?推迟毕业,推迟转正,推迟职称评定。

 

直到出国两年后的1989年,我才收到站里的通知,本人的职称被定为“检验技师”,相当于工程师。这就是当年承上启下,如牛负重般工作了二十一年的五届生的待遇。在海归教授的眼里,五届生当然是卑微若蝼蚁,上不得台面的。

 

虽然几百人中只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我方,但风向至此有了微妙的变化。我们站的发现,对凈水器质量的质疑,开始流传。越传,誉论越往我方倾斜,带着种种光环的净水器,会不会是皇帝的新衣?

 

亲临这场辯论的各方人士,有如看了一场大戏,谈论起这场辯论时,难掩激动和兴奋。至此,本人这个五届生的名字和凈水器案连在了一起。多年后见面,有人一时记不起我的名字,但想得起净水器案。我就是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人,作为抵制净水器的代表人物,不想出名都难。

 

同时,广卫生防疫站站长WSS在辯论会上顶住了柳州市长的无理要求,拒不执行区(省)政府办公厅要求我站撤销对生产厂的行政处罚,拒不撤销仃售公告。甲方处心积虑组织的大辯论,最终是为我方作了嫁衣裳。

 

甲方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首次意识到了危机。教授虽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了我的短,但会后团队有人找我谈话沟通。谈话人用“卫星检索资料”等高大上语言,忽悠我这个没见过市面的土包子后,婉转劝我收回数据,並暗示,如果我归顺,有好处。

 

改开后先富起来了的这些人,己经信奉了金钱万能,没有钱摆不平的事。而我们这些穷酸知识分子,觉得用金钱收买是卑鄙龌龊。直到今天,本人在欧洲和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过了半辈子,明白了钱的重要,还是无法接受收红包及受贿行贿。

 

对方看出了,我是那种油盐不進的穷酸知识分子,換了个法子对付我。广西政府一官员约谈了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凈水器的生产如何为穷困的我省创造财富,要我不要吃里扒外。见我还是油盐不進,说:“知识分子很可爱,但知识分子不讨人喜欢。”本人至今不忘此 “教诲“。

 

如前边提到,八十年代,万象更新!被文革当四旧废了的法律,法治观念要重新树起来,食品卫生法这样的新颁布的法,更需要维护。全国上下,知道凈水器案的,都以之为例,辯论“权大”还是“法大”?都盯着,凈水器案最终如何落锤。

 

在当时的辯论中,几乎人人都会说,当然是法比权大。但接触到现实,未必如此。就像省政府约谈我的那个官员,明知“权”必须服从“法”,仍然要我放弃坚持真理,放弃“法”而服从“权”。理论上是“法比权大”,现实则是“权比法大”。

 

让我收回数据无果,对方转为质疑我们的数据,希望通过质疑,進而否定,最终得以翻盘。他们提出要由国家级权威实验室核查比对。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这么大的亊,当然应该核实,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误。

 

中科院卫生研究所实验室,为第一个核查实验室。卫研所和防疫站在业务上是一个系统,当时本人是“国家水质分析方法研究协作组” 成员, 和卫研所的老师们关系密切,工作上互相支持。由他们复核结果,本人打从内心高兴。

 

在卫研所重复试验期间,对方有人经常出没,密切“关注”着环境卫生实验室,一直有人在实验室门外走廊上守候结果。一天他们在走廊上“碰到”环境卫生部门的头,CCJ老师,把他叫到一边,向他要家庭地址,说晚上去拜访他。

 

CCJ老师早己听说过对方对付我方的,种种上不了台面的行径,明白他们的意思,厌恶地说:“有什么话在这里说!” 非但不给他们地址,一句话弄得对方灰头土脸,表明,我们是和广西防疫站那些知识分子一样,不讨你们喜欢!

 

印象中的CCJ老师,总是穿着一双,农民称之为㬵草鞋的黑色塑料凉鞋,拎一只人造革破包,因劳累背有些驼。回忆80年代有过交集的老知识分子们,CCJ老师是个典型,工作比天大,求真知,憎恨弄虚作假,对当时开始的行賄受賄,更是嗤之以鼻!

 

一天亱里,传达室值班人员敲我家门,接北京长话。80年代,若非大亊,不会有半夜长话。一定是凈水器有情况!我心中发慌,三步并着两步,几分钟便到了传达室。是ZXQ老师,她很着急地说:“过滤水中未检出银,我们重复不了你的结果!”

 

顿时,我打了一个激凌,冒出一身冷汗,彻底清醒过来。一两分钟无语。突然我急中生智,北京的水不同于南方的水,硬度高, 氯含量高,脱出的银会与水中的氯结合, 生成氯化银沉淀,不会流出来。我马上请求老师们,用蒸馏水重复试验。

 

回到家里,再也无法入睡。大约两小时后,ZXQ老师再次来电话,很高兴,说完全重复了我的结果!本人如释重负。对卫研所的老师们,油然而生敬意。他们因为不能重复我的试验而着急,一整亱没睡觉,直到问题解决。老知识分子的敬业精神,让人感动啊!

 

紧接着卫研所的重复实验,对方在卫研所会议室安排了记者发布会。我闻讯趕到北京。当我出现时,隨着一声:“广西防疫站来人了!” 我隨即被圍在中间,回答众记者提问。那些记者都是对方邀请的,我不认识任何人,但不胆怯,比以往更有信心,因为早于对方得知,卫研所已重复了我们的结果,胜利在望!

 

当人散去后,《健康报》记者留下和我交谈。临走时提醒我:“你一个人在北京,要当心,处处都是他们的人。” 那份关切,令我感动。刚才在大庭广众之下,因某些原因,在案件落锤之前,不便公然和我站在一起,我理解。

 

《健康报》是此时唯一支持我方立场的大报,卫生部是防疫站的直接上级部委,都是维护食品卫生法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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