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尔为纳粹深感羞耻，我为梅克尔与支纳粹国共舞深感羞耻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的一个阴晦之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所在地发表演讲说：「本来，在此地，人们苹能沈默。但是，我确信，德国联邦政府总理不能在这里沈默。」施密特本人曾在二次大战中当过德军士兵，面对「受难最重的」波兰人，这位德国总理在讲话中谈到德国的责任和罪愆，强调这一认知：「政治需要道德基础和伦理导向。」

而在此前的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七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访问波兰，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自发下跪并且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据陪同者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回忆，当天晚上在就此事问勃兰特时，他回答说：「我当时突然感到，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此一举动引起德国国内乃至世界各国的惊动。无可否认，华沙之跪极大的提高了勃兰特和德国在外交方面的形象，为此，勃兰特於次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德国政治人物的这些公开言行并非完全是为纳粹暴行道歉和忏悔，而有著现实的政治目标，即推动「东方政策」，改善与东德、苏联及其他东欧共产国家的关系。在改善与东方的关系的同时，德国朝野将纳粹罪行特殊化，而对共产国家比纳粹还要残暴的侵犯人权事件却视若不见。这种矛盾让德国对自身历史的反省显得虚伪而矫情。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德国总理梅克尔在访问奥斯维辛-比尔肯瑙前纳粹灭绝营时，承诺德国永远负有对犹太大屠杀的责任，德国人的责任永无终结，「没有商量馀地。这是我们身份认同的一个不会消失的组成部分」。梅克尔指出，要站在这个地方，让她极感困难，「鉴於德国人在这里所犯的野蛮罪行，我深感羞耻」。此前，梅克尔在在访问达豪（Dachau）集中营时，曾发誓说：「这样的一个地方警示著每一个人，一起作出努力，使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再发生；在有人遭歧视、遭打压、受迫害、在无助的境况下最终不得不替自己的性命担忧时，永远不再漠然处之，熟视无睹，以致拍手称快。」

然而，类似的暴行和屠杀正在中国这个「支纳粹国」或「赤纳粹国」施施然地上演。Chinazi，是「中国」（China）和「纳粹」（Nazi）的混成词，中文翻译为支纳粹或赤纳粹，该词被用於批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境内（含香港、澳门）压迫公民、限制人权，在境外渗透扩张、推广带有国家资本主义特色的中国模式的行为。香港反抗者发明了不同版本的「赤纳粹旗」并公开展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及纳粹卐合并而成的旗帜，版本之一为红底黄星组成纳粹卐，其他版本为同是红底、五个纳粹卐放在五星位置。

人们将中共政权与纳粹政权相提并论，并非空穴来风。中共在新疆设置类似於纳粹集中营的「再教育营」，关押上百万维吾尔人，大量维吾尔知识精英被逮捕、酷刑折磨致死。在香港，有多名反对逃犯条例运动被捕者遭警察以不易脱色的水笔在前臂写上一组号码，警方此一做法犹如二战时纳粹德国为关押在集中营囚犯纹上编号一样。许多维吾尔族女性及香港女性抗议者遭到警察、狱卒性暴力虐待，有香港的警察性暴力受害者怀孕後逃到台湾堕胎。此前，中共谋杀了人权斗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另外有数十名人权捍卫者在狱中被折磨致死。这不是升级版的纳粹，你能用什麽词语来描述呢？

二零一九年八月，澳大利亚众议院议员安德鲁·哈斯提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将中国的崛起比喻为纳粹德国的崛起，认为西方国家不应低估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威胁。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在国会发言时也指出：「他们自称共产党，但其实在很多方面是法西斯。」然而，梅克尔在为当年的纳粹暴行感到羞耻的同时，却与赤纳粹、支纳粹打得火热，为什麽丝毫不为与中共为友感到耻辱？

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开始集体抵制中国有军方背景的通讯商华为时，梅克尔却不为所动。即便美国国务卿威胁说，若德国采用华为设备，则美国不再跟德国分享情报，梅克尔仍继续坚持德国与华为合作。直到美国施压北约做出共同决定，梅克尔政府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立法排除华为进入德国电讯基础设施领域。更有媒体披露，若干德国企业在新疆集中营附近设厂，德国生产的监控设备、警用设备等也在新疆集中营中广泛使用。这跟二战时德国企业包括宾士、BMW、西门子等利用纳粹集中营的奴工有何差别？这符合梅克尔所说的「不作恶」原则吗？将自己打扮成人权捍卫者乃至圣母的梅克尔，或许认为苹有德国人和犹太人的人权才是人权，中国人、香港人或维吾尔人的人权就不是人权。人类史上最可耻的集体堕落，就是同样的罪行再次在其他地方上演。

当数十万德国民众发起请愿，「要求联邦政府建立与中华民国（台湾）的全面外交关系」时，德国联邦议会被迫举行听证会。请愿发起人、来自罗斯托克的退休海洋生物学家克罗伊茨贝格（Michael Kreuzberg）指出，台湾从一九八七年起就开始民主化，而中共政权正在试图染指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德国以及欧盟道义上有责任采取措施保护具有相似价值观的政体。然而，德国外交部亚太司司长西格蒙（Petra Sigmund）在听证会指出，中国是德国的全方位战略合作夥伴，作为德中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一个中国政策」不允许柏林与台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若违背这一原则将「极大损害德国的国家利益」。对此，多位议员反问说，「为什麽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民航组织等处屡遭北京排挤的时候，德国政府没能为台湾说几句话？」面对中国政府近年来对人权与自由的迫害越趋严重、并透过经济力量对外输出其威权模式，德国的反应一直以来却相当低调被动。日前，中国宣布取消中国与德国的人权对话，德国对此保持沈默。这一点与德国在面对例如土耳其艾尔多安政权、俄罗斯普丁政权时相较批判的姿态，呈现耐人寻味的对比。

说到底，还是「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去」的原因。梅克尔对中国的人权灾难保持沈默，是为了保护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德国作为出口导向的工业大国，中国是其最大的市场，也是最大的贸易夥伴。有评论指出，自从中国在二零零二年加入WTO，德国人就把最大的注下在中国。随著中国消费力迅速增长，德国也迎来所谓「第二次经济奇迹」：出口总额屡破新高，政府税收一路攀升、财政赤字转黑，失业率下降到数十年来的新低点，民众消费力增长两成。

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跟中国捆绑在一起之後，不可能不走向「中国化」。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造就德国作为全球领头羊的「企业磕头」现象，例如戴姆勒集团为在广告中引述达赖喇嘛的一句毫无政治色彩的人生格言而向中国道歉、汉莎航空的台湾官网自称「中国台湾」并将台湾旅客列为「中国国籍」等，这些卑劣的做法跟他们当年投票给希特勒的祖辈有什麽差别呢？

更严重的是，很多在中国经营的德国企业，迅速学会腐败、贿赂等「中国特色」。比如，为了在中国市场获得先机和特权，德意银行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向中国政要馈赠贵重礼物，礼物之丰盛让人瞠目结舌，送礼对象「包括时任中共总书记及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总理温家宝以及副总理曾培炎」。德银内部称为「中国先生」的中国分部总裁张红力（Lee Zhang）是贿赂的操刀手。德意银行在亚洲各地共聘用多达两百名的「太子党」。据德银内部邮件显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太子党」除了拥有非凡的家庭背景之外，其他方面并不符合招聘条件。多行不义必自毙，德意银行这家资产总规模达二点一六兆欧元、多年占据欧洲第一大行地位的金融机构，如今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即便德国对中国予取予求，中国却并没有对德国真心友好。中国凭藉大量国家资本的重点加持，从对德国技术亦步亦趋的模仿者、盗版者，摇身一变成为德意工业联盟所称的「系统性竞争者」。

而长时间依赖中国市场的红利，也让德国产业错过升级转型的良机。英国《经济学人》、美国《彭博商业周刊》，乃至德国《明镜周刊》都提出警告，德国引以为傲的产业模式正面临失灵的危机：作为德国经济命脉的汽车产业靠吃老本，对技术创新的投资严重落後，在电动车、电池与人工智能驾驶等尖端技术上都远远落後於美国和日本。

这就是与狼共舞的恶果。梅克尔在为当年纳粹的罪恶感到耻辱的同时，更应当为自己漫长的执政时期所实行的对中国绥靖政策而感到耻辱。

(以上转自台湾新头壳-馀杰专栏)